【日本史：京都學派與支那研究入門書籍】
兩年前的NHK大河劇《花燃燒》講述的是19世紀中葉漢學大師吉田松蔭胞妹的故事。對於普遍人來說，1868年的明治維新象徵新時代序幕揭開，漢學沒落西學抬頭，卻不知道其實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依然有在研究支那歷史及文學方面非常出色的學者。
繼東京大學之後，1897年成立的京都大學是另一間非常出色的大學。當中東洋史研究部、一般統稱「京都學派」（據說由郭沫若先生定名）對我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亡師中大歷史曾瑞龍教授曾經有「唐宋之變革」一科，啟蒙了我對中日兩國古代文化交流之興趣。本人日後修讀日本語、找尋兩國古代的蛛絲馬跡都是因這科而起。
「唐宋之變革」題目直接採用了京都學派內藤湖南得意門生、宮崎市定的學說作為題目，他把唐宋定為近世的開端，對宋朝市舶司特別有研究。
1888年至1890年任職東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兼職講師的那珂通世發表了很多考證日本、朝鮮、中國歷史的專題學術論文，他撰寫的《支那通史》是中日兩國學術界的第一部中國通史。
他的兩大弟子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分別成為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的代表。簡單來說京都學派就是指京都大學對文學歷史等文科研究學者的統稱，以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為代表人物。
他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及文物方面不遺餘力，同時亦與清代著名的學者例如羅振玉、王國維等保持學術上及私人的往來，對中國史學發展有正面的貢獻。
後來的小川琢治、濱田耕作、矢野仁一等等學者也對中國古代地理、考古學有非常豐富的知識並且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惜部份京都學派的學者後來使用自己的知識為政府服務，例如滿蒙歷史上並不屬於中國、建立一個大東亞等等論調，他們擁有的中國知識成為了攻打中國時重要的情報。
感謝哲學系好友把這本珍貴的《京都學派》（劉正著、中華書局、2009年）轉贈本人。連續花了四個小時把全書一次讀畢，依稀彷彿回到了2001年那個秋天，曾教授與陸助教的聲音猶在耳邊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