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諮詢報導
衛福部於2017年起全力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如今政策執行已屆滿四年，為了回顧攸關國民健康的重大計畫，本智庫於八月二十五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馮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惠、台中市前副市長林依瑩，就不同面向提供各自的見解與分析。
開場與會者就以自身使用長照服務的經驗，指出目前長照申請流程相當複雜，不易於民眾申請使用；根據被照顧者不同的情況，可服務的機構分為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級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C級單位(巷弄長照站)；除了三級單位之外，在長照系統中還有個管師、照服員、復健師等不同的角色負責不同的長照服務。這樣的分級結構，對一般家庭來說相當複雜；因此，當有長照需求時，每一個家庭都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心力，去洽詢長照資源，並等候評估入戶，大多數的家庭都無法負擔這樣的成本。
談及整體長照執行情況，中央補助長照經費雖逐年增加，然而實際執行情況不甚理想。舉例來說，106年與107年執行率僅達五成左右，其中智慧健康發展計畫只有不到三成，108年為了拉高執行率，放寬補助條件致使執行率提高達92%，但缺乏稽核管控的政策補助，造成不少專家學者對於品質的疑慮。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補足長照經費缺口，設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並訂立額度目標，預計逐年成長至115年可編達736.48億。許多專家學者批評，今年僅預算400億的計畫，目標五年後要成長將近一倍的預算，迄今卻沒有穩定的財源，很難想像未來的長照計畫要如何實現。
根據研究統計，實際上在台灣照顧服務提供者，多數優先考量為家屬(61.2%)42萬人，再來是外籍移工(28.5%)20萬人、機構照顧(4.9%)3.4萬人、居家照顧服務(5.4%)。回到照顧現場，當家庭有照顧需求時，大多數人第一首選是從移工找起。此外，家庭照護類移工一方面不受勞基法管轄，同時也被長照政策體系排除在外，延伸出不少照護問題。
整體而言，台灣老年人口已達14.9%已屬於高齡化社會，每年家庭看護需求量都處於直線上升的狀態。若目前長照政策思維，都維持在將「長照服務視為商品」的話，恐怕只會創造出更廉價的服務品質，造成更惡劣的勞動條件。
長照2.0為實現在地老化，發展了龐大的照顧體系，但執行情形卻遭一線工作者批評不符實際需求，為了解長照政策執行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八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副主任謝雅涵、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筱嬋，各自針對長照政策不同執行面做分析。
開場與會者先剖析目前照顧服務的家庭困境，根據研究統計，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有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因「照顧」離職約有13.3萬人。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家庭的照顧需求，還有離開職場所需承擔的後果；因此長照計畫的核心應以「照顧不離職」為目的，減緩這些人的照顧負擔。但事實上，目前政策限制僅能提供22小時居家服務，這對有需求的家庭來說遠遠不足。
另有與會者指出，目前所謂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發展未能符合初期的社區整合服務理念。有民眾不斷反映A級單位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甚至有許多A級單位的個案管理人員，連目前長照計畫能為個案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都不甚清楚。此外，目前支付制度為單項服務支付，當家庭需要洗澡服務，就申請洗澡服務；需要交通接送服務，就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服務提供相當片段且缺乏完整性，不力於支持照顧者長期照顧需求與生活安排喘息，建議考量開發包裹式照顧服務，以因應照顧者需求與區域資源不足的問題。
最後提及長照服務員的問題，為了快速擴張人員帳面數字，目前在長照2.0的政策規劃底下，訓練時數僅需90小時，進入門檻相對低。即使如此，大多數人接受完訓練後，也未必都會投入長照產業服務，原因在於相同的工作內容，在醫院從事看護工作，或是自行出來接案當居家服務員，其薪資水準都優於待在政府的長照體系裏面。因此與會者建議政府考量政策時，不應僅考慮如何解決家庭長照服務的需求，也應更全面的思考這些家庭照顧者的培訓問題，以及後續就業支持問題。
台灣長照目前的問題，並不僅止於供給面不足而已，而是有更多的問題在於長照供給者缺乏支持體系。以目前台灣家庭照顧者的樣貌統計，平均照顧時間高達9.9年，每天照顧時間更是高達13.6小時。這些人不僅面臨家庭照顧壓力，同時還要面臨受到照顧責任影響，因而減少工時的壓力，此情況在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當中，粗估就佔231萬人。若政府沒有提供健全的政策環境，並給予民眾有充分的選擇權，減少被迫成為照顧者的壓力，家庭照顧者的失能與崩壞，將會是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少子化社會來臨伴隨著高教冰河期，甚至連國立大學碩博士都出現招生掛零的情況，為了解高教產業實際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十五日分別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就不同高教產業面向提供現況與見解。
一開始與會者先談及整個大學發展歷史，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早期中世界的大學主要組成，是由一群學生對學術有興趣，找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師教學，抑或是學者們對於傳授知識有興趣，找來一群學生來上課。無論何種方式都以學習為主體，直到美國地方州政府捐地給大學，要求成立理工學院，以此開始定調大學要為社會服務。後來台灣政府治理開始實施新管理主義，提供許多績效獎金補助，讓各個大學在指定的績效成績上做競爭，以至於學校為維護自身補助利益，各校之間不再合作。與此同時，私校在評鑑績效的壓力之下，為了追求補助與成績，會高薪聘請教育部門神(曾任職教育部高階主管的教授)協助學校評鑑。種種為應付評鑑績效的作法，衍生出許多高教問題。
另有與會者沉痛指出「政府喜歡把高教困境，歸類在少子化問題；這做法其實很危險，因為少子化是結果。不可能叫國民現在多生小孩來解決此事；執政當局不能把社會問題推給自然現象，然後雙手一攤表示束手無策」與會者指出高教私有化才是高教困境的背景根源，包含政府挹注教育資源不足，以及為節省成本縱容私人倚靠學費辦學，還有放任學校不計手段節省成本。各種私有化節省成本的手段，衍生出教學品質參差不齊、過高生師比等問題，嚴重影響本國高教品質。
與會者以自身私校多年經驗表示，我國私校高達三百多所，每年需照顧110萬名學生。政府干預私校相當密切，包含管制招生數量、教學品質、學雜費等等，但同時分配給予私校學生的資源卻相當稀少。整個教育資源在計劃經濟下分配相當不均。私校之所以今天會有經營上問題，在於與公校在招生市場上有著不公平的競爭，為了維持財務平衡，只能針對學生不斷減少教育支出，包含零學分服務學習、減少開課、大班教學、凍結師資等；針對老師則是不發年終獎金、扣減研究費、增加授課時數等。如此樽節支出，才能夠勉強持續辦學。
總結台灣高教問題，在於台灣大學數量太多，整體對教育的投資相當不足；以台灣為例，七間國立頂尖大學的預算加起來，幾乎僅等於中國二線城市武漢大學一年的預算經費。除此之外，政府隨著經濟成長，稅收逐漸增加，也因為少子化因素，學生數量減少，所以每一位學生能分配到的教育資源理應增加。因此政府應該要調整高教政策，從私有化思維轉向公共化的政策方針，才能夠解決現今少子化的高教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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