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險可守年代回顧 #兄弟爬山史前史 #齊上齊落史前史
[ 民主小龍鳳:中共代理落地還錢,黃金機會破冰溝通 ]
當年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號召港人表達爭取普選、踢走功能組別決心。補選前夕,港府照樣硬推政改,說要求同存異,但無議價餘地;那邊廂,中共代理則向溫和泛民伸出橄欖枝。民主黨兩度去信北京回應,表示願在人大框架下商討,終促成「歷史」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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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明磊落偷雞出牌,求同存異裝腔作態
2010年4月,港府在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會期中,突然公佈政改最終方案。林瑞麟局長說,選擇這時推出跟5月補選無關;唐英年司長形容方案是向中央爭取得來不易黃金機會;特首曾蔭權語重心長呼籲各方求同存異。同日,人大副柲書長喬曉陽首度公開強調,2017年及其後「可以」普選不是語言偽術,而是依法辦事,呼籲支持港府方案。本來一心爭取終極路線圖,願意「忍多兩屆」的泛民議員一致抗議,認為當局既無明確交代廢除功能組別,又欠實質普選路線圖。
無綫新聞(2010年4月14日):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公佈政改方案。區議會功能組別由民選區議員以比例代表制互選產生,委任區議員沒得參與。行政長官選舉提名門檻加到150人,選舉委員會加到1200人,政界新增100席有75席撥給區議員。唐英年說,功能組別應否取消,留待下屆政府跟進。
唐英年(政務司司長):「會談不代表有何修改空間或修改甚麼,會談其實是溝通,有多些機會說服他們,希望大家不要再錯失這黃金機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說這時推出跟5月立法會補選無關:「我們不會磋跎歲月,不會乘人之危,特區政府辦事非常光明磊落,準備好方案就拿出來。」
政府希望立法會在7月休會前表決通過政改。政改方案公佈後,政府新聞處向各電視台發放行政長官曾蔭權錄影講話,曾蔭權說方案比諮詢文件建議進步。
有泛民議員認為,政府無明確交代廢除功能組別又欠普選路線圖,難以接受。
何俊仁(民主黨主席):「甚麼叫普選,是否包括功能組別?以及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會否有高門檻等事宜,一律沒有說明,根本不知終點是甚麼。」//
根據後來民主黨發表的政改六人小組報告,在中間人梁愛詩拉線下,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早於3月3日正式去信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對話,表明雖然「香港人仍希望2012有雙普選」,但民主黨願意以人大決定為基礎探討2017和2020年終極普選問題。4月11日,民主黨得悉中央認同其不參與五區補選之理性路線,會委派中聯辦與該黨會面,又會公開回應終極普選問題。翌日何俊仁與黨友張文光會見特首,欲提出押後表決,當時未知港府將公布政改。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致國家主席胡錦濤信件(2010年3月3日):
//相信中央知悉,香港人仍希望2012有雙普選,但若未能實現,仍希望中央能與民主派坦誠對話,以縮近雙方距離,達成共識…//
何俊仁(2010年7月8日)《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
//我當時亦預料日後會有人指責,我和劉慧卿以及民主黨放棄了「爭取2012雙普選」的政綱,但我深信絕大部份市民明白:2012雙普選是理想目標,民主派只能盡力而為。事實上,當民主派討論2017和2020普選路線圖時,其實已偏離了2012雙普選的理想目標。現實是:港人希望落實雙普選愈早愈好,但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已否決了2012雙普選,這是港人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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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鳥籠方案無從入手,泛民吶喊姿態強硬
4月25日,一直取態溫和的普選聯召開新高山大會,盼以泛民僅餘團結綑綁否決權向當局還價。翌日,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急急約見普選聯代表張文光和楊森,然而雙方可斟酌細節不多。學者陳健民以南非領袖曼德拉例子主張繼續爭取對話,並建議泛民「中間落墨」,先分拆通過特首選舉方案,以維繫與中央互信溝通。
議事論事(2010年4月29日):
//司徒華(資深民主黨黨員):「我們『一定』要有普選,不是『可以』有普選,對不對?」
劉慧卿(民主黨副主席):「若這方案再不獲通過,我很相信立法會將出現不信任動議。你們贊成嗎?(贊成!)」
眼見泛民溫和派態度轉趨強硬,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星期一緊急約見普選聯代表,令外界以為有商量餘地,豈料結果又再各自表述,毫無進展。
政壇近日有新建議,泛民可考慮先通過爭議較少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如何普選立法會則暫時按下不表,普選聯成員之一陳健民對這建議持開放態度。
陳健民(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完全接受方案對泛民風險太大,若完全否決也許跟中央溝通會中斷。只接受一部份,是中間落墨解決目前困局。」
當局主力推銷政界新增75名民選區議員加強民意基礎,但如果像2005年選委會區議員全票互選泛民全軍覆沒,將來要達150提名參選預計極難。不過林局長前日強調仍可商量:「政府開放態度,大家可討論全票制或比例代表制。」//
根據民主黨政改六人報告,何俊仁在4月21日再度去信胡錦濤要求展開對話,形容港府方案令人失望,喬曉陽講話亦未釋大眾疑慮,特首將面對政改再被否決的管治危機,當務之急是西環按中央指示盡快找民主黨一起拆彈。4月30日民主黨與中聯辦代表為正式會面進行預備工作,中聯辦法律部馮巍提出5月11日會期,民主黨建議押至5.16補選後。那邊廂,普選聯在5月初舉行爭普選遊行,民主黨何俊仁和張文光再到禮賓府申明反對政府方案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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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府老點會談籌碼,含笑落閘死狗講價
5月24日,五區補選後一週,溫和泛民龍頭民主黨歷史性與中聯辦「破冰」,會見副主任李剛、法律部馮巍和劉春華。會後中聯辦率先開記者會否定民主黨方案,主流傳媒則大讚李剛開明友善。民主黨說向北京提出了五點要求,包括2020年取消功能組別;2017年特首門檻不高於2007年;2016年立法會只增加直選議席並取消分組點票;2012年取消委任區議員,立法會新增5席與現有1席區議會功能組別由區議員提名,全港選民選出,特首選委加入全數400位民選區議員。
話說民主黨、普選聯本來叫價是2012立法會每邊加10席,又說如果中央願意就政改展開10年立法,保證2017和2020年有普選,即使2012未如願也可以「忍」,後來有傳得高人指點,著力爭取2012方案每邊5席「實質進展。隨後中聯辦於26日及28日分別會見普選聯代表與民協馮檢基。
議事論事(2010年5月27日):
//劉慧卿(新界東,民主黨):「李剛好好笑,他說看過你幾本著作,有《卿描淡寫》、《我在民主黨的日子》、《偏向虎山行》,我說我現在不就偏向虎山行了。他們(中聯辦)三人回應,我們三個不是老虎,哈哈哈!」
中聯辦首次舉行官式記者會,副主任李剛席上談笑風生,對記者罕有地有問必答。
這次會面被形容為「破冰」是因為過去21年,民主派和中央一直沒溝通對話,但其實之前雙方關係不錯。轉捩點發生在1989年六四,當年李柱銘、司徒華同時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以示抗議。以他們為首的民主派與中央勢成水火,不少民主派議員更被沒收回鄉證至今。隨著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出訪美國,中央官員甚至批評他是賣國賊。雖然中央視民主黨為陌路人,但非正式收風攞料其實從沒停過。
有分析認為這次破冰會談意義,在於中央以新思維調整以往對民主派策略。
蔡子強(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無論你喜歡與否,香港有六成選票投給反對聲音,究竟如何處理跟反對派關係,是全面封殺還是肯定一部份,排擠一部份,藉此改變政制格局?你可說這是分化手段,亦可說它改變以往鐵板一塊。」
不過,中聯辦今次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安排與其他立法會議員會面,難免令人感覺中央插手管治香港事務正式浮上水面。特首曾蔭權尋求連任時曾說希望任內可徹底解決普選問題「玩鋪勁」,但不久就只強調特區政府無權處理2012後政改。李剛在星期一記者會上,亦親自證實這說法。
程翔(時事評論員):「一而再、再而三說香港沒剩餘權力問題,又說中央授多少權,香港就有多少權,突然沒任何解釋,就收回香港特區政府的規劃權。現在是中聯辦幫香港政府站台、補台,我想請北京高官領導想一下,長遠對北京信用有否好處?對保持香港一國兩制有否好處?」
張志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在政治上,見面好過不見面,溝通好過不溝通,直接好過間接。如果我們經常要通過中間人傳話,這其實不是政治常態。」
李剛:「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卻沒說一國兩制中聯辦治港,我們要消除這誤解。」//
根據民主黨政改六人報告,何俊仁在5月28日再去信胡錦濤,要求再度會面回應先前訴求。翌日梁愛詩致電何俊仁,稱願再穿針引線向北京反映。6月6日,何俊仁、劉慧卿和張文光再會見中聯辦馮巍和劉春華,馮指中央將就普選發表重要講話,請民主黨支持政府方案,然後繼續談路線圖;翌日何俊仁和張文光會見曾蔭權,獲悉曾向中央推薦民主黨方案不果,政府計劃6月23日表決原方案。接著,喬曉陽重申民主黨方案惹人質疑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民主黨公開說繼續反對港府原方案,內部則仍期望與北京鴿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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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二寶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盧斯達:權力不需要細節 — 香港沒有抗爭就不會有國安法嗎?】
國安法殺到來,港九新界無得避。「無法移民派」最關心當然是條文細節點寫、定罪原則、量刑如何,乃至更具體的「誰人要坐監」。然而中國是不可能給出細節的,馬雲的《南華早報》放風說,法例推出之前不會給出所有細節。就算是法例推出當日,都會有很多細節空白;魔鬼在細節,但事情要運行起來,大家才會明白有甚麼細節有問題。
中國和港英殖民地官員政策思維,剛好在天秤的兩邊。中國政治就是最高層給出一個「指導思想」,然後下面去執行和創造細節;而港英殖民地就是擅長執行細節而欠缺「指導思想」。這是官和吏的分別,而香港傳統上是「吏的社會」,香港人思想,則是吏的思想。所以精於細節,過份沉迷細節,所以才有「是你們搞旺角暴動才搞到中央收緊管治」、「提倡『光時五一』令香港萬劫不復」的說法,他們幻想只要這些事情沒發生,香港就可以跟中國相安無事。然而這就是過度重視細節,而無視思想的力量,也就是中國有一個未必 100% 執行到,但必定存在的「既定政策」思維。
如果「沒有 A,就沒有 B」是成立的,是不是香港人沒有支持北京學生,就不會有學生死?香港人當初是不是推人去死?其實這樣想就是過份沉迷細節,過份放大自己的重要性。正如六四事件有一個大背景,就是中國必須繼續以現存體制(共產黨領導的黨國)融入美國為首的全球化經濟,否則一場比六四更大的動亂就會出現,中共可以能會丟失江山,因此必定不能容忍任何政治改革(因為「政治不改革」才是「改革開放」的初心),也不會容忍到政改提倡。
在全球全國注視之下殺人是大事,但也是好事,因為目標確是殺一儆百,以後都不想有爭議,不想有任何事妨礙共產黨自我救亡。因此,有了救黨的政策大原則,殺一儆百一定要做,細節可以是怎樣殺、殺多少,但殺一儆百是原則,跟香港人是否在境外熱烈支持,沒有根本關係。
長期政策的起源
故此,國安法跟香港人抗爭的關係,也是同理:沒有根本關係。現時國安法的疑似細節,是要在香港建立比中聯辦更正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北京會直接派「顧問」來港。由於「國家安全」理論上可以擴展到任何議程,包括教育、公務員、傳媒、輿論、示威管理、商業、法律等,也就是「國安委員會」的權力將會覆蓋所有事情,凌駕於特區政府之上,「中央國安顧問」的作用就等於「香港資政」,oversees everything。然而這一切,就是 2008 年 1 月 29 日,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於《學習時報》提出的「第二支管治隊伍」。
當時大家認為第二梯隊是中聯辦,然而中聯辦在更長的歷史視野下,恐怕都不是真身,正如「一國兩制」並不是香港政治的真身。第二支權力的真身,將來會是「國安委員會」。為甚麼文章是 2008 年發出,也有得解,因為 2007 年習近平接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也就是香港在 07 年開始已進入習權時代,中國對香港的處置,在當時甚至更早已經決定了。哪管香港人是順民好、暴民好、移民好,「政策思路」已經形成,之後出現的政治爭議,對北京的「政策思路」都不會是決定性影響,北京只是利用香港社會的矛盾去推行自己的議程。或遲或早,類似政策都會出現。
中國有很強的資金管制,因為不想外資湧入扶植各種影響中國的政治派系,但香港卻是資金自由流動。中聯辦來到香港,就像英國人成立東印度公司去到印度或者澳洲殖民一樣,有大片的權力海洋,這在長期而言都不會是北京樂見之事。官員突然被替換的深層原因,也是如此。然而東印度公司最終是被英王吞併回去。英國東印度公司死亡當日,就是印度「真正回歸」之時。國安委員會和中聯辦處於生態位競爭,鎮壓香港反對勢力是明面,暗面卻是中國政治永恆的地方與中央矛盾。
朝中已無鄧小平
香港政治賢達愛說,這些這些違背了鄧小平初衷。然而 2016 年,中國御用學者、《一國兩制白皮書》作者之一的強世功,早就說過:「港人治港」不符合基本法,必須打破「兩制隔離」,北京統治香港「亟須走出鄧小平時代」,這些講法,只是最高政策思維的細緻化、理論化,在今日中國眼中,當年對香港整套充滿妥協色彩的處置方案,是國勢較弱時的錯誤決定,用強的說話來講,這一段意味深長:
「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所以中國仍會尊鄧小平為「正統」,然而他在香港問題卻是留下問題多於解決方案,而今日中國統治者就要來解決這些長期問題。所以香港究竟在過程中早叛遲叛,都不會改變這個政策思維。香港人能做的,不是期望中國會貿然改變思維、不是怪罪自己、怪罪上街的年輕人,而是理解自己的歷史生態位,明白毛澤東說的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來的一定會來。天要下雨,不管是預先找個避雨處、預防性治水,總之不是短嘆長吁,掛個晴天娃娃阻止大雨降臨,甚至聽信巫師「捉鬼」之言,相信是同胞不夠乖「觸怒天心」而導致降雨。降雨是自然現象來的,一個國家強大起來就會改弦更張,就會不再隱忍,這人性國性,尤如水之就下。
如果要怪,不如怪香港第一批「返大陸」投資的商人、水災地震去捐錢的香港人,不是他們養大了國家嗎?然而事到如今,這些上溯也沒有甚麼實際意義。不管是以前的抗爭者,還是今日的抗爭者和國際運動員,他們都是看到天要下雨,所以及早準備。收成期自私起來可以很自私,自己撐到下雨之前自己就老去離世,就算是成功,「晴天宗教」就不會破滅,但後來的人、下一代怎麼辦呢?水災還是會來,還是會有人準備,只是有人移民,有人抵抗,方法不同,但你不能奢望自己規行矩步就能阻止下雨。
回到國安法的細節問題,權力若選擇赤裸裸現身,根本不用講細節。幕前的北京傳話人有時會說到,其他國家都有國安法。沒錯。然而文明國家不會隨意檢控反對派,沒有關於打壓人民行使思想、言論、結社自由的一列長長的紀錄。一個財務紀錄劣跡斑斑的人,你不會隨意借錢給他。捉賊要拿贓,然而香港警察也可以在鏡頭前將一支竹塞入示威者的背包,有人權力在手而不受任何制約,有不能發生呢?
曹二寶 在 盧斯達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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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國安法跟香港人抗爭的關係,也是同理:沒有根本關係。現時國安法的疑似細節,是要在香港建立比中聯辦更正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北京會直接派「顧問」來港。由於「國家安全」理論上可以擴展到任何議程,包括教育、公務員、傳媒、輿論、示威管理、商業、法律等,也就是「國安委員會」的權力將會覆蓋所有事情,凌駕於特區政府之上,「中央國安顧問」的作用就等於「香港資政」,oversees everything。然而這一切,就是 2008 年 1 月 29 日,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於《學習時報》提出的「第二支管治隊伍」。
當時大家認為第二梯隊是中聯辦,然而中聯辦在更長的歷史視野下,恐怕都不是真身,正如「一國兩制」並不是香港政治的真身。第二支權力的真身,將來會是「國安委員會」。為甚麼文章是 2008 年發出,也有得解,因為 2007 年習近平接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也就是香港在 07 年開始已進入習權時代,中國對香港的處置,在當時甚至更早已經決定了。哪管香港人是順民好、暴民好、移民好,「政策思路」已經形成,之後出現的政治爭議,對北京的「政策思路」都不會是決定性影響,北京只是利用香港社會的矛盾去推行自己的議程。或遲或早,類似政策都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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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已無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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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怪,不如怪香港第一批「返大陸」投資的商人、水災地震去捐錢的香港人,不是他們養大了國家嗎?然而事到如今,這些上溯也沒有甚麼實際意義。不管是以前的抗爭者,還是今日的抗爭者和國際運動員,他們都是看到天要下雨,所以及早準備。收成期自私起來可以很自私,自己撐到下雨之前自己就老去離世,就算是成功,「晴天宗教」就不會破滅,但後來的人、下一代怎麼辦呢?水災還是會來,還是會有人準備,只是有人移民,有人抵抗,方法不同,但你不能奢望自己規行矩步就能阻止下雨。
回到國安法的細節問題,權力若選擇赤裸裸現身,根本不用講細節。幕前的北京傳話人有時會說到,其他國家都有國安法。沒錯。然而文明國家不會隨意檢控反對派,沒有關於打壓人民行使思想、言論、結社自由的一列長長的紀錄。一個財務紀錄劣跡斑斑的人,你不會隨意借錢給他。捉賊要拿贓,然而香港警察也可以在鏡頭前將一支竹塞入示威者的背包,有人權力在手而不受任何制約,有不能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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