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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歷史春秋網

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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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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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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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之道｜　知史百家

安煥然

90年代初，陪同台灣成功大學陳信雄老師到中國大陸進行學術考察。一為考究中國古船；另一目的，則是帶著朝聖的心情，尋訪瓷器的故鄉。

首站是到廈門、泉州進行學術訪問，接著北上浙江。江南秀麗、西湖美。到魯迅的故鄉，小河淌水，大運河。最重要的是，在省文化局的黑色轎車一路鳴笛下，我們來到了瓷器的故鄉，上千年的中國越窯的古窯址：慈溪、上林湖。

寂靜的湖水邊，滿地的瓷器碎片和夾匝，宛如夢境中的魔法鱗甲小片。隨手拾起，秘藏其中的美和故事，隨即輕盈地躍然起舞。別小看這些晶瑩剔透的瓷器破片，它可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見證了多少中華文明、歷史興衰的流變。

陶器和瓷器，都是土器製作，但瓷器的燒造，其火候溫度、技術及條件，都要比陶器製作來得高超和複雜。世界各地的原始住民很多都能製作陶器，唯有瓷器則是中國人獨有而傲人的創造。

中國的陶器，可以上溯一萬年的新石器文明。諸如絢麗的仰韶彩陶、技術高超的龍山蛋殼黑陶，影響範圍頗廣的東南印紋硬陶，等等。至於瓷器，在世界文明史上，最初則是中國人的發明。其源頭，至少可以追溯三千年。早在商朝，中國已有所謂的「原始瓷器」。到東漢，成熟的瓷器燒造出現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瓷器普及大眾。入唐，越窯青瓷、唐三彩、長沙窯，炫耀奪目。宋元的製瓷工業更是登峰造極，北方有耀州、磁州、均窯，南方有龍泉、建窯，以及「天下瓷都」景德鎮，瓷器之美，傲然於世。

自晚唐、宋元、至明清，一千餘年來，享譽全球的中國瓷器，以質高物美之姿，大量的銷往世界各地。這種專供外銷的陶瓷，謂之為「中國外銷陶瓷」。這是中國千多年來，對外長程貿易中，除傳統的絲綢之外，另一個重要及量多的輸出產品，是享譽世界的made in China。

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我們熟知的絲綢之路，基本上有兩途。一條是陸上的絲路，其主要的載貨交通工具是駱駝。另一條，則是海上絲綢之路，其主要交通工具是遠洋貿易大船。

絲綢是中國對外的主要傳統出口產品，惟至晚唐、宋元以後，中國外銷瓷器則是以強旺活力閃耀於海洋貿易道上。瓷器與絲綢不同，它笨重易碎，不適於陸路駱駝承載，而較適宜於船運。這是中國陶瓷的外銷主要取道於海上絲路的原因。

中國陶瓷的外銷主要靠海運，而且動輒以萬計。這導因於宋代以來，遙遙領先於全世界的中國造船技術，船體碩大、承載量巨，以及宋元海洋貿易之發達。北宋朱彧《萍洲可談》就這樣記載了中國海船與承載外銷陶瓷的典型運銷實況：「（中國）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

1976年，韓國西南海域的新安近海，發現了一艘中國元代的沉船，驚動全世界。截至1984年，從該船海底打撈出來的中國陶瓷，竟多達二萬餘件，其中大多數是完整的龍泉窯青瓷。

近一個世紀以來，海上絲路的據點都先後考古發現有大量的中國古外銷陶瓷的遺留。東至日本，南及東南亞，經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洋、阿拉伯世界，最遠到非洲。吾師陳信雄在〈中國外銷陶瓷管窺〉一文中說：「從外銷陶瓷所到達的地域，可以知道中國人活躍的領域。貿易陶瓷數量的多寡，可以顯示中國人活力的大小」。透過外銷陶瓷「也可以重建海外一些被遺忘的史事」。

美籍學者Beyer對於菲律賓歷史的分期，認為公元800年至1521年的這一段時間（亦即西方人未到來之前），是「瓷器時代」。這段期間，菲律賓本身沒有文字記載，但中國的文明和海洋貿易的交涉，卻是源源而達。那些遺留在菲島的不腐不毀的無數中國瓷器，可資作為重建菲律賓古代歷史的依據。

遠在非洲，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從北非、東非，到南非，大量唐宋以來的中國瓷器遺落在非洲大地，猶如中國古瓷的博物館，猶如中國古瓷的儲倉（可詳見馬文寬、孟凡人合著《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英國史學家Sir Mortimer Wheeler有句名言，他說非洲的「坦桑尼亞被遺忘的第十世紀以後的歷史，就寫在中國瓷器上面」。

一千多年來，隨著中國外銷陶瓷的大量運銷，中國陶瓷成為海上絲路的重要商品。考古的發掘，這種現象，近一個世紀以來，頗受學術界重視。日本三上次男教授特為此條往來於東亞、東南亞、印度洋，遠及非洲的海上貿易道，取名為「陶瓷之道」。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