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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失明管風琴家、大鍵琴家赫爾穆特·瓦爾哈演奏巴赫的郭德堡變奏曲：https://youtu.be/RCAb5ig90rA

“巴赫開啟了通往無限宇宙的天窗。在感受到了一切以後，人們發覺生命還是富有價值的。”

“疾病將我永遠的和光明世界隔離開了，但它同時又為我打開了鋪開了一條通往內在感知的道路。”

— 德國失明管風琴家、大鍵琴家 赫爾穆特·瓦爾哈
（Helmut Walcha，1907－1991）

德國管風琴家赫爾穆特·瓦爾哈生於德國萊比錫，死於德國法蘭克福。瓦爾哈在其16歲的時候就完全失明了，但他卻是演奏德國和荷蘭的巴洛克風格音樂的大師。並且，他把巴赫的所有為管風琴和大鍵琴而寫的音樂作品都背了下來，並錄製了巴赫的管風琴作品全集。

⚫️ 瓦爾哈的一生

◾️少年失明
瓦爾哈的父親名叫埃米爾·瓦爾哈（Emil Walcha），是當地的一個郵局的局長，母親名叫安娜·費肯（Anna Ficken）。瓦爾哈於1908年接種了天花疫苗，因為後遺症而使得視力非常衰弱。但他的父母不久發現他的視力還未完全喪失，因此讓他進入了小學。在他父母的薰陶下，他非常喜愛音樂，並由他的姐姐教他認識樂譜。瓦爾哈曾意外的聽到了巴赫的F大調創意曲（BWV 779），並因此喜歡上了管風琴，並開始在他家附近的教堂進行練習。雖然他的父母認為應該讓他進入音樂學院學習，但瓦爾哈自己更喜歡單純的演奏。

瓦爾哈12歲的時候為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隊的低音大提琴樂手Feintheizen演奏過管風琴。瓦爾哈的演奏給Feintheizen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為瓦爾哈和當時管弦樂隊的指揮阿爾圖·尼基什(Arthur Nikisch 1855–1922）安排了會面。尼基什認為瓦爾哈非常有音樂天賦，並督促他接受正規的音樂教育，Feintheizen並且教授了瓦爾哈一年的鋼琴演奏。

1922年，瓦爾哈進入了萊比錫音樂學院，師從巴赫音樂的權威Günther Ramin。Günther Ramin對瓦爾哈進行了全面的音樂教育，使得他在的鋼琴、管風琴和音樂理論等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是慢性角膜炎再度侵蝕了他本就虛弱的眼睛，手術也未能挽救他的視力。因此，在他16歲(1923)時，他完全失明了。

◾️巴赫的權威
瓦爾哈在聖安德烈教堂(St. André Church)進行了他的首演，並受到獲得了很好的評價。1926年，他作為Ramin的助手成為了聖托馬斯教堂[2]的候補管風琴師。1927年，瓦爾哈作為萊比錫音樂學院的「最優秀學生」畢業。同年，他進入萊比錫室內樂研究中心。1929年被推選為法蘭克福和平教堂管風琴手。1933年他被選為法蘭克福音樂學院(Hochschule für Musik Frankfurt)教師。音樂學院1938年國有化後他成為了教堂音樂部的教授。次年（1939），瓦爾哈和烏爾蘇拉·科赫（Ursula Koch）結婚。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瓦爾哈短暫性地暫停了音樂活動，並在1946年重新出現在音樂會中，同時進入法蘭克福的三皇教堂（Dreikönigskirche），每星期在那裡進行普通演奏和即興演奏。1947年，在他的努力下，二戰後新造的管風琴被安裝到了法蘭克福大學（全名為約翰-沃爾夫岡-歌德法蘭克福大學）另外還在此講解巴赫的165首管風琴音樂。他一系列的傑出貢獻令法蘭克福成為了巴赫音樂演奏的中心。

1947年，瓦爾哈使用呂貝克聖雅可比教堂（St. Jakobi Church）的小管風琴為Archiv Produktion錄製巴赫的音樂作品。他為EMI和Archiv Produktion公司的錄音使他在全世界開始聞名。1950年，他參加了在哥廷根舉辦的為紀念巴赫逝世200周年的音樂節上。同時，他也教授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愛好者。為了紀念他對音樂做出的巨大貢獻，法蘭克福大學授予了瓦爾哈歌德獎章。1977年，由於健康惡化，瓦爾哈選擇了退休，並於1991年結束了他的生命。

◾️失明的管風琴家
瓦爾哈主要演奏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包括斯威林克、布克斯特胡德、帕海貝爾、巴赫以及韓德爾的作品。幾乎所有他演奏的作品都是在他失明後學得的。為了能夠將樂譜記憶下來，兩位女性功不可沒-瓦爾哈的母親和他的妻子。在瓦爾哈記憶樂譜時，她們為他一遍又一遍的在鋼琴上演奏樂譜的每一個聲部，然後瓦爾哈把每個聲部都記下來，並把各個聲部「在腦中合成同步起來」。瓦爾哈在25歲時便決定把巴赫的所有作品都背下來，這項工作花了他15年的時間。然而，他通過這種比任何人更徹底的練習，以及他豐富的經驗，造就了他那富有獨特風格的音樂。隨著他年齡的增長，他的音樂也變得越來越溫暖，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優美。

◾️巴赫管風琴全集
瓦爾哈一生一共錄製了2次巴赫管風琴全集，第一次是單聲道錄音，第二次是立體聲錄音。為了紀念巴赫逝世200周年，瓦爾哈決定使用歷史樂器錄製巴赫的管風琴全集。但是，這一計劃曾不斷的因為錄音技術的發展（從早期的黑膠唱片，到單聲道錄音，再到立體聲錄音）而被打斷。完成這一計劃所需要管風琴師不僅要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家，更要是一位能將歷史樂器發揮出它們獨特音響的演奏家，而瓦爾哈正是這樣一位滿足要求的歷史樂器專家。

1947年8月，瓦爾哈在呂貝克聖雅可比教堂（St. Jakobi Church）第一次為Archiv Produktion錄製巴赫管風琴全集。此地因其傑出的北日耳曼早期管風琴製造業而聞名，但由於戰後經濟蕭條而使錄音工作非常困難。雖然呂貝克的管風琴歷史悠久，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但由於管風琴的踏板無法發出合適的音響，鍵盤的八度音差並不準確，加之當地交通帶來的噪音，致使他們並不打算在這裡錄完整個全集。

他們尋找到的第二座合適的管風琴是卡佩爾的Arp Schnitger管風琴。這座管風琴最初是為漢堡的St. Johannis教堂建造的，後來在1816年轉移到了卡佩爾。因此，從1950年6月至1952年9月，巴赫管風琴全集的錄音工作在卡佩爾繼續，一些曾在呂貝克錄過的曲目在這裡被重新錄製。

立體聲錄音技術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人們的預期，以致在1954年人們認為應該把一些巴赫最為著名的曲目用立體聲重新錄製。重錄計劃的第一首就是巴赫的賦格的藝術，錄於1956年9月，荷蘭阿爾克馬爾的St. Laurenskerk教堂，同時這也是德意志留聲機(DG)公司最早的立體聲錄音。

1968年，用立體聲錄製巴赫管風琴全集被提到日程上來。由於St. Laurenskerk教堂的管風琴沒有長笛音色的音栓，瓦爾哈不得不考慮使用其他管風琴。經過很多努力，最後終於決定使用斯特拉斯堡Saint-Pierre-le-Jeune教堂的Silbermann管風琴。1969年9月、1970年5月、1970年秋和1971年5月，瓦爾哈在這裡錄製完了巴赫管風琴全集。

失落的勛章：被遺忘的二戰女子飛行隊
http://history.people.com.cn/BIG5/198307/12998408.html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群獨立、自信的美國女性夢想著像男人一樣沖上雲霄。她們經受了旁人的懷疑、嚴苛的訓練，一次次完成危險的任務，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和尊重，即便犧牲，也無法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

　　1943年四月的一天早晨，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甜水”鎮的居民像過節一樣守候在“復仇者”空軍基地外，他們興高採烈像看西洋鏡似的，有些人甚至還帶上了野炊餐具。“從基地通往80號公路的每個方向的車都停了兩英裡，”一位17歲的女孩回憶道。

　　下午三點左右，數十架敞式座艙單引擎飛機出現在天際。“這邊來了一架！”有人叫了起來，“哦，那邊也有！”

　　興奮的居民們對這些訪客們充滿了好奇，畢竟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女人駕駛飛機。而這些女人帶給“甜水”鎮的不僅是視覺上的沖擊，更有文化上的沖擊。

　　這些飛機屬於女子航空勤務飛行隊（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WASP），是二戰期間美國婦女在后方組成的一個后勤服務隊。

　　初來乍到的學員們讓當地人大開眼界。她們穿著不合身的卡嘰連衣裝，“獨立、自信、自立，至少在我看起來如此。”海倫·凱莉，鎮上的一位年輕女孩對女飛行員們如此評價。凱莉在鎮上的洗澡堂子裡細致地觀察這些人，“她們脫得精光，赤著腳在裡面追逐，毫不害羞。鎮上的女人在洗澡的時候，都得穿著浴衣，裹得很密實。”這些女飛行員說話的腔調聽起來也很不一般。“她們罵人，而且用詞潑辣，那些臟詞是我們鎮上沒修養的女人才干的事。”

　　“矢車菊”旅館的老板查爾斯·羅伯遜回憶說，這些女飛行員周末會成群結隊到他這裡來擦鞋子。“大多數的顧客會給點一點小費，或者干脆什麼也不給。而這些女人則大方得多。”她們手往褲兜一插，摸到多少就是多少。羅伯遜對這些女人的那種豪爽勁羨慕極了。

　　這種豪爽勁也在杰奎琳·科克蘭（Jacqueline Cochran）身上體會出來，她是WASP的創立者。







　　給羅斯福總統夫人的信

　　科克蘭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哪年生的，在她還是嬰兒的時候就成了孤兒，是另一對夫婦收養了她。這對夫婦很窮，他們在佛羅裡達州和喬治亞州的一些小鎮上輾轉居住。科克蘭隻上了兩年學，就進入一家棉花加工廠干活。那時，她隻有八歲，每小時掙六美分。

　　為了改變命運，她決定當一名美發師，隨后去了紐約。在紐約第五大道，她在一家美容院找到了工作。在一個有錢的主顧的介紹下，科克蘭遇到了金融專家弗洛伊德·奧萊姆，並嫁給了他。

　　奧萊姆給科克蘭買了一架飛機，勸她去學習駕駛。科克蘭一聽，竟真的去了紐約長島的羅斯福空軍基地學習飛行。在經過兩周半的學習后，她剛獲得正式的飛行員執照，便迫不及待地把飛機開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那一年是1932年。

　　1938年，科克蘭在美國著名的年度跨州長途飛行競賽——本迪克斯飛行錦標賽上，以八小時十分鐘飛行3270公裡的成績，擊敗了另外九名男飛行員，頓時揚名美國航空界。

　　1939年，德軍坦克開進華沙后，已是著名女飛行員的科克蘭給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寫了一封信，建議軍隊征召女性飛行員，“男人在前方殺敵報國，女人們也可以在后方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譬如駕駛救護飛機或者通訊飛機或者運輸機，這樣能夠讓男人們有精力去做執行更加重要的使命。”

　　但是五角大樓回復她說：“完全不切實際”。一份備忘錄上這樣寫道，女人們“在戰時駕駛飛機會過於緊張。”科克蘭對這個聽起來貌似很恰當的理由嗤之以鼻。1941年夏，科克蘭帶著總統的“批示”來到五角大樓，這個批示是總統夫人多方周旋才從羅斯福那裡弄到的。但五星上將、美國陸空司令亨利·阿諾德依然拒絕了她的提議。他說，軍隊有足夠的男飛行員。 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男飛行員的數量漸漸在減少。阿諾德漸漸改變了立場，空軍轉運部部長威廉姆·特納也贊成引進一些女飛行員。

　　得到空軍支持后，科克蘭開始在全國大招募。她要求，申請者的身高不能低於1.59米，年齡不低於18歲半，飛行時間不少於200小時。為了吸引技術成熟的女飛行員加入，1942年9月，科克蘭在首都華盛頓的“五月花飯店”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邀請第“國際女飛行員99組織”成員出席。這個組織是1929年，由99名美國著名女飛行員組建的，意在為女飛行員搭建一個交流技術、聯絡感情的平台。

　　“如有需要，你們願意為祖國而飛翔嗎？”科克蘭向出席酒會的女飛行員們發出了邀請。兩三次聯誼酒會后，在科克蘭的鼓動下，大部分女飛行員都走出了家門。

　　一個月后，“99組織”的成員簡·斯特拉漢（Jane Straughan）收到了一份電報，建議她立即報名為國家盡自己一份力。簡·斯特拉漢起初以為這是個玩笑，因為她丈夫已經報名參軍，開赴到歐洲戰場。但架不住大伙的勸說下，她也填好了申請表格。

　　簡是在馬裡蘭州的一個飛機場學會開飛機的，1938年，她獲得了駕駛商用飛行的執照，並加入了女子飛行精英俱樂部“99組織”。因為技術過硬，她被聘請為英國恩斯特龍飛機制造公司唯一的女駕駛員，其任務就是向客戶展示飛機。

　　“我去了休斯頓，成了做實驗用的‘小白鼠’，”簡·斯特拉漢成了女子飛行隊的第一期學員，駐扎在特拉華州威明頓“新堡”空軍基地，受空軍轉運部指揮。當時她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戰斗機從生產線轉場到空軍基地。斯特拉漢開過的飛機可謂不計其數，后來她回憶說，有Piper Cubs, PT-19, PT-23, Vultee BTs, AT-6, AT-9, AT-17, C-60, C-61, P-24, P-39, P-40, P-47, P-51, P-63。





　　男性的質疑

　　除了簡之外，科克蘭的招聘在全國吸引了2.5萬名申請者，有1830人獲選，最后獲得飛行的資格有1074人。

　　1942年11月，申請獲得通過的學員們被安排到了休斯頓的霍華德·休斯空軍基地。這個地方缺乏教室、食堂，給她們訓練用的飛機還在路上。沒有統一制服，她們什麼都可以穿：牛仔靴、拖鞋、馬靴，一個學員甚至還穿著毛毛拖鞋。飛行隊唯一統一發放的物資是發網，因為軍方擔心那些飄逸的長發在飛行時引發不測之禍。

　　1943年4月，學員們終於轉移到休斯頓“甜水鎮”的“復仇者”基地。

　　她們引起了美國新聞界的高度關注。1943年四月底，《休斯頓郵報》雇佣了一位美聯社的記者報導了女子飛行大隊遷移到了“甜水”鎮的新聞，報紙給大隊起了個綽號“口紅大隊”。記者休·威廉姆遜形容這些新兵蛋子時說，她們的“身材苗條得像飛機的線條，皮膚晒成了標准的古銅色”。

　　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后，她們的朋友和家人發現這些女孩都變得粗獷而不修邊幅。

　　她們在軍營裡過著枯燥乏味的生活，早上六點鐘被晨號叫醒，然后是學習莫爾斯電碼、模擬通訊、飛行訓練，根本沒有時間讓她們去梳妝打扮。訓練期間，她們都穿著肥大的陸軍機械師工裝褲。拜德州西部的大風和長時間的訓練所賜，女孩們的發型和妝容全都變得亂七八糟。可那有什麼關系呢？

　　唯一讓她們覺得沮喪的，是來自美國社會固有的性別歧見。1944年，美國陸軍訓練部將軍巴頓·楊特和巴尼·吉爾斯將軍來基地視察，竟然讓女飛行員充當儀仗隊。更離譜的是，這次視察中，吉爾斯竟然問他的妻子，“你不覺得他們很性感嗎？”

　　《飛行雜志》上就講了一個故事：某一天，女飛行員伊莎貝爾·芬頓駕駛著“文圖拉”中型轟炸機飛臨達維斯基地6000英尺的上空，追逐著一架靶機進行射擊，僅用了20發子彈芬頓就打中了靶機。但是當芬頓駕駛轟炸機離開基地的時候，一位上校卻咕噥出這樣一句話：“見鬼，這個女人怎麼不去死啊。”









　　轉運飛機

珍珠港事件后，美國各大公司開始大量生產飛機，但因男飛行員大量在海外參戰，如何將工廠生產出來的飛機開到軍事基地去成了棘手問題。女飛行員們接過了這個繁重的活。

　　那些從“復仇者”基地畢業后的女飛行員被分配到了美國各地。有些人去轉運飛機，另一些則負責空運管理或成了醫護人員。特別優秀的飛行員，被安排去南卡羅來納州的達維斯基地從事靶機工作。

　　WASP的飛行員從來沒有參加過實戰，但她們卻創造了驚人的紀錄。她們出現在美國境內120多個陸軍航空隊基地，駕駛過美國陸航所有機種，其中還包括具有試驗性質、危險系數很高的特種戰斗機。像有“寡婦制造者”之稱的B-26轟炸機，這是一種雙引擎的轟炸機，因起飛時容易墜機而享有“寡婦制造者”的惡名。

　　很快，女飛行員們又開始駕駛美國最大、最新的轟炸機——B-29“超級空中堡壘”。這種飛機以難操控而聞名全美航空界。科克蘭告訴空軍司令阿諾德將軍，她的女飛行員們已經征服了這些大家伙。“如果一個女性能夠做到，你們男人也應該可以。”她說。

　　玫瑰凋零

　　1942年夏天，當科克蘭在全國招收女飛行員時，出生於俄勒岡州的美籍華裔李月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成為WASP的第4期學員。

　　在接受了為期6個月的訓練后，李月英被分配到位於密執根州羅穆盧斯的第三轉運隊。當時的任務異常繁重，李月英在給妹妹的信中抱怨：“一周7天都要工作，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1944年11月23日，美國蒙大拿州大瀑布空軍基地。作為援助法案的重要中轉站，P－63“眼鏡王蛇”將在這裡匯集，然后轉運到別處。由於有太多的飛機涌入機場，控制塔台一片手忙腳亂。一個男飛行員駕駛的P-63無線電出了故障，他無法得到塔台指示，於是他決定自主降落，但是他恰恰對准了李月英准備降落的跑道。塔台發現險情，要求馬上爬升盤旋待降。但是那個男飛行員無法聽到這個指示，而他恰好飛在李月英的后上方，絲毫不知道危險臨近的李月英按塔台指示拉起飛機……

　　兩天后，李月英因傷勢過重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李家為孩子選擇墓地時，被有關方面毫不猶豫地拒絕：亞洲人無權被安葬在白人墓地。經過艱難而漫長的抗爭，她被安葬在哥倫比亞河的山坡上。

　　雖然WASP執行的是軍事任務，但是她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婦女飛行隊扮演著類似現在伊拉克那些黑水保安公司的角色。從1942年到1944年，共有38名女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殉職。她們無權按軍人禮儀舉行葬禮，不能享受儀仗護衛和官方提供的喪葬服務等男飛行員能享有的待遇，她們的棺木上甚至不能覆蓋美國國旗！ 連她們的葬禮費也要靠同學、同僚和朋友募捐。

　　遲來的尊敬

　　1944年，由於二戰大局已定，許多男性飛行員再也不想去歐洲，更不願意去太平洋戰場。1944年2月，加利福尼亞的議員約翰·卡斯特羅要求把這些女飛行員轉為正式的空軍飛行員。6月19日，這一提案在眾議院投票時遭到失敗：188票反對，169票贊成，73票棄權。

　　1944年12月4日，科克蘭宣布WASP解散，大約100名飛行員返回了基地做最后的告別。在告別儀式上，阿諾德說：“在1941年的時候，我並不肯定這些年輕瘦弱的女子能夠駕駛B-17。現在到了1944年，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在藍天翱翔。”

　　女子飛行大隊解散后，成員們沒有得到軍方任何補助或榮譽，檔案也被封存，她們對於二戰的貢獻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歷史學家也不太清楚。但生活還得繼續，一小批人進入了空軍，一些人干起了空姐的工作。但大多數人開始結婚生子，而且從來不談論她們的經歷。

　　1976年，美國空軍宣布，空軍學院有10名女飛行員即將畢業，“她們是首批駕駛美國軍用飛機的女飛行員”。這激起了仍健在的WASP隊員的憤怒。這件事在美國國會引起一輪激戰，WASP的檔案記錄終於被啟封。1977年11月，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法案，同意給予WASP二戰老兵的待遇——這意味著她們去世后，有權在棺木上蓋一面美國國旗。

　　2009年1月7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會決定授予女飛行員們國會金質勛章，大約300名健在的女飛行員現場見証了這一歷史性的時刻。在典禮上，奧巴馬說，“每一個美國人都應該感謝她們的無私奉獻”。2010年3月10日，200名健在者趕到國會大廈，從議長佩洛西手裡接過了國會金質勛章。

　　“非常遺憾，很多人已經不在了，這枚獎章恐怕永遠不能彌補那些人。”一位老兵感嘆著。

Fourth of July Series (美國國慶系列之二):

您知道嗎? 美國國歌是並不容易唱準的。200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39%的美國人能唱準美國國歌的第三句。

說美國國歌難唱一點也不過分；美國人享有的自由得來不易。隨著時間的推移，《星條旗之歌》已經成為一首鼓勵人們表達個性以及表達團結一心的歌曲。這一點也是恰如其分的。

請看以下的文章：

儘管在每場棒球比賽以及其他很多公眾活動開始之前都要演唱《星條旗之歌》（The Star-Spangled Banner），但這首歌出名地難唱。不過，這首歌有史以來讓那些能夠駕馭它的表演者在詮釋美國最知名的代表歌曲時給人留下了難忘的、獨一無二的記憶。

當《星條旗之歌》於1931年被定為國歌時，《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說它的“歌詞沒人能記住，曲調沒人能唱出來”，這條評論廣為人知。 《星條旗之歌》的曲調改編自18世紀的一首飲酒歌，歌詞選自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200年前寫的一首詩（描繪1812年戰爭中的一場戰役）。這首歌的最高音和最低音之間的音域為一個半八度，要想唱準每個音極其困難。

2004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中只有39%的人能唱準歌曲的第三句。

富蘭克林•布魯諾（Franklin Bruno）是一位歌曲創作者，他論述歌曲創作史的著作《曲調的內在蘊含》（The Inside of the Tune）即將出版發行。書中說，這首歌預見了美國的音樂前景，通過每節的第三個對句（“And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的節奏和韻律規律來使其他詩行的戰爭色彩變得柔和，以此改變歌曲的主調。

布魯諾說：“我們的國歌恰到好處地沒有完全地嚴格採用英國民歌的形式。”

作為國歌所具有的重大象徵意義還意味著，每當表演者沒有中規中矩地演繹這首歌曲的時候，聽眾都會認為這種發揮是有用意的。 1941年7月4日，在二戰的背景之下，作曲家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改編的國歌交響曲首演，其中有幾個不同尋常的和弦。這次演出導致斯特拉文斯基與波士頓警察發生了小小的衝突，因為警察認為他違反了一項禁止“篡改”國歌的州法。

在1968年大聯盟棒球世界系列賽（Major League Baseball World Series）期間，波多黎各歌手何塞•費利西亞諾（José Feliciano）在原聲吉他的伴奏下用當代民謠流行唱法演唱了《星條旗之歌》。這引起了一片嘩然。費利西亞諾後來說：“有些人要求把我驅逐出境。好像能把人驅逐出境到波多黎各似的。”（波多黎各是美國的一個領地。）費利西亞諾演唱的國歌成為了一首上榜單曲，而且他說，到他在2012年的一場棒球冠軍賽上再次以自己的風格演唱這首歌曲時，聽眾大都將其理解為“對一個給予我機會的國家表達感激之情的歌曲” 。

在1983年的全國籃球協會全明星賽（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ll-Star game）上，馬文・蓋伊（Marvin Gaye）在一架電子鼓的伴奏下舒緩幽沉、帶有福音音樂風格的演唱讓這首歌聽起來極具現代感。當年洛杉磯湖人隊（Los Angeles Lakers）的球星“魔術師”約翰遜（Earvin “Magic” Johnson）說，蓋伊的演唱讓他感受到了“作為一個美國人的自豪感……令人心潮澎湃，淚光盈盈”。

儘管演唱《星條旗之歌》通常是要展現國家自豪感，但這首歌也被用在政治抗議活動中。 2006年，用西班牙語錄製的《星條旗之歌》（Nuestro Himno）批評了美國的移民政策。

1969年，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樂節上演唱了這首國歌，以示對越戰的抗議，此事廣為人知。他的演唱輔以“轟炸”的音響效果，是最有名的以激進態度演繹國歌的版本。亨德里克斯於1969年9月在電視節目中接受迪克•卡韋特（Dick Cavett）的採訪時這樣評價自己的演唱：“這並非背離傳統。我認為唱得很美。”

在1991年超級碗（Super Bowl）上，惠特尼•休斯頓（Whitney Houston）引吭高歌，將《星條旗之歌》裡最高的一句“land of the free”唱得更高——當時美國正在打海灣戰爭（Gulf War），她表示要將這首歌獻給美國軍人。幾週後這首歌曲作為單曲發行，風靡一時。而10年後這首歌曲在2001年9.11襲擊事件後為紐約的消防隊員和警察募捐時再次發行，愈發受人歡迎。碧昂絲（Beyoncé Knowles）最近幾次演唱國歌時（包括在巴拉克•歐巴馬2013年的就職典禮上）都大體沿襲了休斯頓的風格，包括超高音演唱。

說國歌難唱一點也不過分；美國人享有的自由得來不易。隨著時間的推移，《星條旗之歌》已經成為一首鼓勵人們表達個性以及表達團結一心的歌曲。這一點也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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