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台灣對待流浪動物的差別:
德國: 通常台灣的遊民都沒有能力養狗，為什麼德國的遊民都有餘力養狗呢？倘若遊民領養了一條狗，政府便會給予狗補助，這麼一來遊民就有了自身與狗的補助收入，經濟上反而負擔較輕。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心靈上的。遊民有時候的情緒失控、不愛惜自己往往來自於情感的失落與寂寞，有狗為伴的遊民，往往能藉由和狗之間的沉默交流，形成一種情感信託。他們在寒夜依偎，遊民的手和所有願與動物為伴的人一樣溫暖，沒有階級性，也對狗產生了安慰。這是一種高明的「情感政策」。
【牠們曾經給了我情感教育】
自然科學研究發展以來，跨界困擾著學者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人何以為人」？把人視為不凡的物種當然是個太過簡單的假設，但當科學研究與定義過程中，原本「會使用工具」、「有自我意識」、「具有語言能力」、「具創造能力」的「唯人獨有」定義紛紛瓦解之時，「人何以為人」恐怕會變成這個世紀最讓人困惑的話題。
人類文明史上有三波倫理與權利解放，第一波是種族主義的解放，第二波是性別解放，第三波是動物解放。這三個不同面相的解放都挑戰了人類演化裡的「動物性」，加上根深柢固的文化基因，因此異常艱難，直到現在已在概念上被普遍接受的種族解放與性別解放都仍有種種問題，更別提涉及跨物種的動物解放了。
既然稱為「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那麼有個前提是，動物具有某種權利，而這個權利確實是被人類剝奪、壓迫了。這個前提並不是站在「人類非動物」的立場上。這世界上每種動物都為了自身的存在而「自私地」奮鬥著，因此以自身存在為中心的思維照理說是沒有道德上的問題的（但某些動物確實也會出現一些利他行為，或具有情感的感受力）。關鍵在於，在文明發展的歷程中，人類發展出了超出自身動物性的行為與思考，因此一個倫理難題便由此而生：
那就是，在日常行為上，人類可能是唯一具有道德主動權的動物。
所謂道德主動權，就是人類會賦予事物道德價值，但對其他生物來說，道德或任何群體倫理以外的倫理判斷，是不存在，也不必要的。一群獅子不會考慮牠們狩獵的羚羊是否有絕種之虞，而灰狼也不會對自己的殺戮帶有任何的愧疚感，過度繁殖的羊群將草原吃食殆盡，牠們不必思考生態是否會崩毀，其他動物是否也有草吃的問題。
但人類會。我們會為家裡一隻伴隨聯考成長光陰的小土狗過世而哀痛（卻不必然為高速公路一隻被車子撞死的小土狗哀痛），為電視螢幕上雲豹滅絕的報導惋息（卻不必然為夏天學飛而死在花園的斑鳩歎息），為沼澤地的無言美景震動，為人類出現後導致環境巨變與加快的生物滅絕速度感到憂心。人類因為道德主動權，遂得以成就自身為人的某種特質。
由此看來，從狂犬病事件中，引發的種種是否該「撲殺」野生動物或流浪動物的爭議，便是一件極需重視的事。因為在過去的口蹄疫、禽流感事件中，「撲殺論」的提出與執行都不及這次狂犬病事件來得影響人心，原因就在於，此次的「道德受體」離我們的情感核心非常接近：誰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和貓、狗相處的經驗呢？而從這個普遍的共感經驗來看，跟壽命長，與人互動已有數萬年的貓狗相處，顯然跟魚、鳥的相處有差異，更和便當盒裡、燒臘店裡的牛、豬、雞、鴨有差異。（但對我們上一輩的人來說，和牛相處的時光可不那麼輕易可以被割捨、取代）這意味著，人和各種動物的相處關係處理起來，説不定還比種族、性別更複雜。
我是一個從小就愛「養」動物的人，幾乎台灣孩子會養的動物我都養過，童年時有一度我哥甚至養了一隻大冠鷲。成年以後我不再刻意養動物，卻成了一個喜歡在野地行走，接觸動物的人。
回想起來，這些在不明就理的狀況下被迫和我成為家人的動物，還擔任我的情感教育的工作。牠們在我們面前演示疾病、愛、繁衍與死亡的歷程，比任何學校教育都深刻。小學的時候我曾為了一隻不小心被我壓死的鸚鵡，走遍了城中區要找一個可以埋葬牠的墓地，在黑夜的台北市，我拿著兩隻筷子，在中華路的安全島上為牠挖了一個洞。那個洞至今都存在我的心的星球上。我常想，失去這些動物對我的情感教育，我一定是個貧乏、對其他人的存在缺少敬意與同情的生物。
動物是人的信仰，人的對手，人的食物，人的伴侶……，馬克‧貝考夫(Marc Bekoff)的《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羅列了所有相關的詞語，其中一條「對動物的殘忍及人類暴力」(cruelty toward animals, and human violence)提到，會對動物實行暴力與殘忍行為的人，往往對能力弱於己者也會控制不了自己的暴力，最早在1980年代一份美國的研究指出，家庭的施暴者有八成以上也曾經是動物的施暴者。
由此可見，動物也是我們的鏡子。
去年我到柏林的時候，注意到街上的遊民，往往身邊都牽著一條狗。狗和主人一樣，看得出缺乏自信與攻擊性，總是垂著尾巴跟著主人賣報紙、休息，或和其他街友聊天。有的時候晚上氣溫變低，幾個街友聚在一起聊天，狗兒便相互靠近取暖。我問了朋友，通常台灣的遊民都沒有能力養狗，為什麼德國的遊民都有餘力養狗呢？他解釋說這是政府的一項措施。
倘若遊民領養了一條狗，政府便會給予狗補助，這麼一來遊民就有了自身與狗的補助收入，經濟上反而負擔較輕。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心靈上的。遊民有時候的情緒失控、不愛惜自己往往來自於情感的失落與寂寞，有狗為伴的遊民，往往能藉由和狗之間的沉默交流，形成一種情感信託。他們在寒夜依偎，遊民的手和所有願與動物為伴的人一樣溫暖，沒有階級性，也對狗產生了安慰。這是一種高明的「情感政策」。
在狂犬病消失台灣數十年後，我們面對一個陌生的病毒威脅確實是恐慌的，但一個身為「道德主動者」，自認為有異於其他動物的人類，無論如何都該想盡辦法，保護自己和友伴的生命，不該以最輕易的方式解決。這並不是高調，而是人類何以為人類的最後堡壘。
或許這也是一個契機。長期缺乏動物政策、動物權論述，遇到問題就高喊「撲殺」的台灣，該誠實面對如何對待野生、飼養、經濟動物這些繁複議題了，它是和淘汰種族主義、性別主義一樣的艱難議題，得用漫長的時間討論──並且，它始終會是一個「情感政策」，一個呈現我們所處社會「內心樣貌」的情感政策。
#放牠的手在你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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