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野兔】
森林深處,有隻野兔躲在角落,正窸窸窣窣啃著斗篷草(Lady's Mantle or Alchemilla)。這種植物因為葉片形狀類似斗篷,被暱稱為〝仕女的斗篷〞,不僅具有藥效,也帶著神秘的巫術色彩。然而此刻它就是兔子的食物,不涉及隱喻象徵。
雖然嘴裡嚼著美味大餐,小兔子卻充滿警戒心,從牠豎起的兩隻耳朵就知道。人在江湖走,風險必定有,像牠看來如此肥美可口,肯定很容易成為肉食類動物的下手目標,要是不隨時小心怎麼行?
除了斗篷草,周圍還有許多其他生物,例如左側的薊草,右邊綻放可愛藍色小花的圓葉風鈴草(Harebell)。還有夾雜其中的蝴蝶、蝸牛、蟋蟀和蜥蜴等等。這幅《林中野兔》(A Hare in the Forest,c.1585)是德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fmann,c.1530-1591/92)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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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說,畫面中的各種植物因為生長特性和環境所需,不會一起出現在森林底層地面,而且深林蓊鬱,光線穿透不易,應該是陰暗幽森,然而透過畫家精心觀察細緻呈現,卻創造了一個如同童話世界般,結合自然研究、明亮光線和出色想像力的美麗場景。霍夫曼對於自然事物的表達功力,也讓他被認為是德國第一位靜物畫家。
類似這樣描寫自然,不厭其煩堆砌細節創造真實,向來是北方文藝復興的傳統,而說到野兔,更是得提到北方文藝復興大師-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杜勒筆下的《野兔》(Young Hare ,1502),開創時代之先,率先徹底實踐自然主義「觀察性藝術」(observational art)真義,對藝術史影響深遠。
剛好,霍夫曼跟杜勒同樣出生於紐倫堡(Nuremberg),也剛好,霍夫曼正是杜勒的超級小粉絲,更剛好,霍夫曼曾經親眼見過杜勒所繪製的《野兔》。種種因緣際會都讓他下筆創作《林中野兔》時有所依據,胸有成竹。
然而為了努力做到青出於藍,霍夫曼當然得有所長進。杜勒的《野兔》尺寸較小,高度僅約25公分,並未繪製背景,但是霍夫曼的兔子卻是逼近真人尺寸,這種手法在當時德國畫壇相當獨特。另外,霍夫曼還把小兔子置放在植物和昆蟲等諸多事物的包圍中,用以創造夢幻氛圍,同時展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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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有多麼崇拜杜勒?
以水彩畫和水粉畫見長,霍夫曼依舊在16世紀後期為了對偶像致上崇敬心意,而臨摹了一系列杜勒作品,包含油畫、素描和版畫,隱然成為〝杜勒式文藝復興〞代表人物,而且成就之高,讓他此系列畫作出售時能享有杜勒原作般的待遇。
霍夫曼約55歲那年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Rudolf II,1552 -1612)聘僱為宮廷畫家,生活重心移轉至宮廷所在地-布拉格,同時身兼皇帝的藝術顧問,為皇帝大人購入許多杜勒作品充實了皇家藝術收藏,對於推崇杜勒聲譽貢獻不小。
勝任宮廷畫師有加的霍夫曼最終於布拉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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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雖然技藝精湛,然而知名度和成就卻遠不如杜勒,不知道是他老人家遺世油畫如宗教題材和肖像畫太稀少?或者是臨摹太過,只能籠罩在杜勒的光輝之下?
無論如何,霍夫曼的《林中野兔》,確實讓我們見到了超現實的森林幻境與精湛的德國藝術。
不知道你在《林中野兔》畫面裡,還找到了哪些動物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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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華夏食人族,恢復人性共興亞
要發掘何謂香港民族,思考華夏食人族之源起與發展在所難免,而當我想更準確咁解釋華夏之時,我忽然就聯想到過去人在澳洲深入偏遠沼澤尋訪鴨嘴獸之經歷。尋幽探秘嘅結果,雖然係一如預期嘅遍尋不獲,但因為本來就有可遇不可求嘅心理準備,回程感覺既講唔上可惜,亦未見得氣餒。活化石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在於觀察世間罕見嘅物種,可以親眼見證佢地幾乎絕跡於世嘅形態同習性,而鴨嘴獸作為十九世紀初歐洲科學家一度以為係惡作劇嘅卵生哺乳動物,正與以「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自居嘅華夏文化極為相似。以下將探討中國—華夏食人族—儒學鴨嘴獸保守估計已達三個千紀嘅發展停滯,論證香港民族脫離中國方可振興亞洲之道義責任,希望可以刺激民族同胞對於未來世界之和平想像。
華夏死水,寸草不生
世間萬物平等,適生淘汰係物競天擇使然,生物學意義上嘅保育瀕危物種亦應當支持,但香港民族飽受華夏食人族之害,絕對唔應該對近在咫尺嘅惡霸過於寬容,事關香港民族自身亦負有順應世界歷史演化嘅偉大使命。促使老帝國順勢解體、活化石安分退場,責任在於華夏歷史之非歷史,中華帝國之千年如一日,而香港民族為東亞生態系統所做嘅,只不過係呈現自身之求生意志,順勢向鄰國一池死水送出有助人類同胞起死回生嘅氧氣——唯有中國解體,中共治下各個族群方有望恢復人性,繼而步入正途,接上現代化之軌道。所以,相比起香港曾經風行一時嘅大中華主義思想,發揚民族主義,勇於改變受制於人嘅局面,先至係為華夏食人族燃點希望嘅合理路徑。
根據現代考古成果,位於現時伊拉克之兩河流域乃係孕育人類文明嘅豐饒之地,因為人類協作共生,形成部落聚落,大約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史上首個農業社會應運而生。由於農業社會之形成往往係經過漫長嘅選擇同適應階段嘅成果,活躍當地嘅人類早喺新石器時代已經掌握人工種植穀物技術,因此喺短短幾千年間,農耕技術已經傳遍四方,愛琴海、地中海、黑海以至黃河文明後來之繁榮,亦同蘇美社會文化息息相關。由此可知,華夏以農立國,既非世界農業社會史上唯一演進路徑,更非優異於其他古文明,發展初期嘅大體安定,只不過係因為遠離其他族群,避過激烈競爭——公元前嘅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之所以一直經歷各個王朝嘅武力征服,呈現出華夏食人族與一般香港人唔太習慣嘅歷史亂象,正係因為區內各國都無法以閉關自守形式經營。
當人類文明因為劇烈競爭而快速成長,歐亞大陸嘅東面,以黃河流域為根據地嘅儒學鴨嘴獸則因偏安而成為華夏食人歷史敘事中嘅適者。傳說中嘅夏王國稱霸中原地區,改禪讓制為世襲制,反映出武力同資源多寡極大程度上決定歷史走向,但其後商王國直至盤庚定都於殷之前都要不停遷都,則反映縱有共主之名實,當地貴族動亂與外敵入侵卻係從未間斷。商人統治衰落之際,周人以更具道德約束力之社會文化擊敗前朝,周禮於是成為定制。如此興衰交替之現象,其實係歷史上應有之常態,因為人類存在於世,本來就係要保持開放,不斷改革,面對各種天敵同環境轉變,繼而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因此,中國經歷文革之後以改革開放為國策,向世界展示友好姿態,本質上只係扭曲自然然後放開束縛,但瘋狂嘅係,華夏食人族已經習非成是,淪落到視經濟發展自然規律為權威嘅恩賜。中國人喺近乎缺氧嘅鎖國生活之中都可以如同老鼠一樣生生不息,又更無負儒學鴨嘴獸之名——野生鴨嘴獸繁殖能力固然不如儒學鴨嘴獸,但缺乏競爭而演化緩慢則為兩者共享之特性。
而要了解儒學鴨嘴獸到底係缺乏競爭在先,抑或係拒絕競爭在先,研究與華夏密不可分之儒學即可獲得關鍵線索。華夏文化敬鬼神而遠之,以自然解釋人倫,迴避形而上學嘅傾向,眾所周知,而孔子正係其中將形而下之事睇得最重因而成為所謂萬世師表嘅代表人物。無可否認,春秋戰國時期,中原確實出現過百家爭鳴之現象,事關當時儒學尚未具備壓倒一切嘅能力,但天人合一之謬說之所以喺秦漢之後成為主流,絕對唔係單單源於某任皇帝強行推動,真正起決定作用嘅係漢帝國人民已經具有充分思想準備迎接糅合陰陽學與五德終始學之儒教。華夏食人族之精神世界貧弱,易子而食,以至道德殺人嘅文化,就係由儒教所支撐,而儒教之所以歷久不衰,到廿一世紀都有人擁護,現象背後反映嘅正係華夏食人族即使曾經擦出資本主義嘅火花,但一直都未有真正進入近世,係貨真價實嘅人類文明活化石。
精神貧弱,後繼無人
回應世人對秩序嘅需求,本來無可厚非,亦有好處,但喺華夏文化之中,理想同現實逐漸割裂,倫理地位日高,實際道德反而每況愈下。周人趕絕已征服地內之故有文化風俗,由上而下推行官方祭祀儀式,係世界歷史上相當常見之統治策略,但封土建國求安穩之後,始終要面對周天子失去民心之事。春秋時代,各國主體意識亦變得不穩,人人急於發掘治道解決眼前困境,而魯國孔子選擇嘅策略就係上追周公,重塑國家地位以自保。當時魯國歷史悠久,但政經實力皆不敵其他國家,再次從諸侯國林立之背景中突出自身自然成為孔子嘅目標。
「周禮盡在魯矣」一說,既反映魯國求助於周禮力量,亦透露孔子以先王聖道描述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國之心,無奈再苦心經營嘅政治理論,到最後都因為缺乏小共同體而歸於塵土——如此發展,同時亦已預示後世所有真心儒者屢試屢敗嘅必然下場。孔子之政治思想,本來或者係有向善演變嘅空間,但魯國自己人唔支持,子弟傳道又力有不逮,久而久之,自然失去進入新時代嘅活力。其實,假如周公理念真係值得魯國上下傾盡全力守護,如此優秀嘅文化又豈會經唔起時代考驗,因為他國入侵而輕易失傳?對比以色列人之堅忍不拔,甚至將地方神想像成至高之神去解釋亡國滅族嘅命運,最後令猶太教釋放出自我救贖之能量,影響其他族群以至成個羅馬世界,孔門子弟嘅傳道意志,可謂相當薄弱。
周人統治早期,前朝文化仍然興盛,重視鬼神意見,事無大小都會問道於天,刻有甲骨文之龜甲出土,正係商人信仰虔誠之象徵。然而,周人之文化有別於前朝,而且對缺乏道德責任感之祖靈天帝都失去耐性,於是佢地開始相信個人意願高於神明指引,自身德行更勝上天欽點(畢竟商人亦曾經係天命所歸),結果就令神明成為政治決定嘅背書者。當神權變得低落而未有惹起嚴重爭議,人道比天道更重要之思想自然慢慢成為主流,華夏過早嘅政教分離,就令後人視人間一切都係人類事務,亦令「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成為後來孔子思想嘅基礎。
孔子死後兩百年左右,秦漢相繼而興,前者焚書坑儒,殘害儒者,後者則借屍還魂,利用儒學,儒學自此已經因應華夏土壤而萎縮變形,再未見昔日曇花一現過嘅茁壯之姿。畢竟,周人已經播好君權先於神權嘅種子,制裁政治由人定斷嘅果實亦係時候加以收割。收割之後,漢武帝以儒學包裝專制,以官俸收編文士,繼位者再興黨錮大獄屠殺少數敢言之輩,種種行為都係以唔敬神嘅周人為榜樣。公元二百年左右,東漢陷入分裂之局,周公理念終告壽終正寢,華夏文化亦正式鴨嘴獸化,而儒學幾經焊接轉化再焊接,就衍生出南宋國之民族主義、明清政權之閉關自守,以至當代中國之自卑自大矛盾心理——當華夷之辨代表排外心態,中華正統則代表自我中心,所謂「孔子學說本身係好」一語已經再無討論價值。
唯古是尚,輕薄自然
漢武帝想將儒學演繹為儒教,唔可能一廂情願推行,因為鞏固權力嘅過程引起太大反彈,就會擦槍走火,觸發動亂。換言之,在上位者收唔收窄到思想自由,係視乎民間接唔接受思想控制嘅準備。而活化石代表人物孔子之政治主張唔主張普世,唔主張反戰,是非對錯觀念含糊,可謂最有利於政權殘民自利,溫水煮蛙。
孔子主張之中,愚民反智首推「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先王所指,不論係理解成神話傳說中嘅堯舜,定係創立周禮嘅周公旦,其實都唔係完美無瑕嘅人,因為聖人始終係人。有能之人為處身於特定時代同空間中嘅人民建立社會共識,其實即係同英國普通法一樣嘅概念,過度歌頌某個時期嘅聖人,甚至要求往後嘅統治者都要複製聖人王政,簡直係忽略時移世易之自然規律。例如,神話人物神農氏之能力,在於推廣農耕技術,神話人物黃帝嫘祖之能力,在於擊敗蚩尤同推廣養蠶紡織,呢啲所謂為人民謀福祉嘅形象,其實係將人物刻意平面化加隱惡揚善嘅壓縮式造神運動,以聖人稱呼凡人可謂不合情理。雖然基督教信仰之中都有大量先知聖人,但先知聖人永遠唔係上帝,佢地只係負責傳達福音同按神意行事,最後審判之權仍然在於造物主手上,國王都要向上帝交代,人道之外畢竟尚有天道。
然而,儒教世界觀認為聖人有權替天行道,而天理既然要運行於人間,就唯有由最了解聖人之道之開國皇帝定斷。皇帝之所以自動成為聖人,係因為佢獲得五德終始說嘅加冕,咁亦即係話,天理係用於追認獲得江山嘅人間權威,天理可以係少數凡人嘅意志,天理根本同自然意義嘅天毫無關係。眾所周知,中華帝國皇帝概念(Emperor)同歐洲國王概念(King)有異,主要分別就係前者係天人之間溝通嘅中介,即使係貧民出身都一定係天命所歸之聖人,成聖之後就會自動同平民身分徹底割裂,而後者重視貴族血統,繼承領地只因家世顯赫,管治之時都經常要同教廷或教會爭奪權力。明白到兩者分別,兩種發展模式之相異即刻呈現眼前:平民爭奪聖人頭銜,華夏因而自陷於惡性循環,貴族爭奪俗王寶座,歐洲則逐漸走上協商之路,簡而言之,儒教可謂罪魁禍首,但產出儒教之族群亦難辭其咎。
審視返華夏神話,神農氏以身試藥嘅實證主義有貢獻,唔代表佢係仁義之人,黃帝攻打原居於中原地區嘅蚩尤部落,更分明係武力征服,後世儒者咁都可以話「君臣朋友之倫,亦為聖人所立,故人知之」,可見崇拜權威之頑疾已經積重難返。華夏食人族甘心接受統治,儒者更孜孜不倦於以聖人概括古代有能之人,不斷將有能者同有德者混為一談,直接導致嘅結果就係華夏文化總係有陳義過高、厚古薄今嘅傾向,而長遠後遺則係信史非史,真假混集,社會進程不進則退,如同鴨嘴獸一樣停止演化。
因為拒絕面對歷史,拒絕相信聖人非聖,拒絕與時並進,抑制商人同民不聊生最終就成為中國歷史書上最常見嘅兩個四字詞。戰國時代,商鞅入秦推行變法,已經提倡重農抑商,壯大地主階級力量,希望社會經濟停留喺農業主導嘅階段;至漢武帝執政,社會經濟再次興旺,朝廷又以新經濟政策打擊商賈,妨礙商品經濟發展,只為平息紛亂;其後儒者王莽篡漢自立,面對農民賣地,商人買地,土地兼併導致民不聊生之局,新政府嘅對策將儒學發揚光大,參考周禮推行終極復古,以井田制之名充公土地,再次分配,胡適形容佢做「一千九百年嘅社會主義者」,可謂無意幽默而更顯幽默。概而言之,儒學之本質,就係深信只要倒帶歷史加高舉禮教就會改善社會爭逐名利之亂狀,儒者之本質,則係真心推廣從根本上消弭階級生成空間之聖人必聖學說,既然如此,共產主義會同華夏文化無縫對接,自然合乎邏輯。
擁抱階級,拒絕天道
商品經濟係農業社會不斷發展就必然會走向嘅新階段,而唐帝國之所以重視貿易,所謂中國歷史都曾經有過資本主義之說,則係受益於儒教正統地位一度旁落。漢帝國時代,朝廷長期徵用異族士兵對抗異族,久而久之,異族亦定居中原,各族文化因而融和。其後,異族勢力隨時而增加,趁漢帝國崩解之際建立政權,更多異族大舉遷入中原,衝擊原有文化,儒教逐漸不敵佛教,平民精神世界亦因佛教傳入中土而稍為開闊。北朝政權一輪混戰過後,北周成為強國,然後楊堅取而代之,建立隋國,但僅僅經歷兩代君主,即敗於李唐,最後,面向世界之鮮卑文化正式主導中原,舊漢氣象因而大變,中原自由之風可謂空前絕後。故此,唐帝國時代,政權非但無意效法周禮解決經濟問題,更順應社會互信逐漸建立嘅趨勢,開創出前所未見之榮景。究其原因,並唔係君臣相契,而只係在於唐人未受儒教繁文縟節所限,敵視異族文化之心淡薄,亦無法接受只講倫理、盲從古制之落後觀念。
十世紀初,李唐由盛入衰,遊牧民定居日久,節度使手握重兵,地方力量割據,擊碎帝國模型,而以漢人領袖自居之趙宋亦乘機佔地稱王。積弱不振之趙宋定都汴京,再偏安江南,最後都係不敵其他政治力量,根本原因就在於世界秩序層層加疊之結晶品必然會超越華夏疊一層又刮清一層返回起點之墨守成規。丸山真男認為,儒學所呈現嘅世界觀,係從自然現實嘅觀察中演繹社會關係,即係將人間之事反映於自然界,呢種認知模式喺人類思維嘅初級階段其實係屢見不鮮,正正點出點解死守祖宗家法係不可取。研究前人經驗,抽取合乎自然之道加以發揚,係人類一直穩步前進嘅基礎,而因時制宜而精進,從來都唔係易事,任何部落、城邦、民族脫穎而出,都一定係有佢地嘅適生之處。華夏食人族之所以適生而又非適生至今,靠嘅就係閉縮世界一角,始終堅持以力服人,排斥人心善性,以無神論掏空平民對死後世界想像,令平民專注今世之禍福。佢地唔相信天堂地獄,唔相信真主在上,更唔相信八百萬神明時刻存在,就連因果報應之說亦唔會對佢地構成實質心理壓力。終於,仁義禮智倡於市,即演變成虛偽造作,中庸之道行於世,即演變成折衷妥協,三綱五常為定法,即演變成父權壓迫,儒教之流弊,盡見於當代中國社會。
孔子真心相信貴賤有序,君臣有別,佢推崇仁義嘅目標只係想維護社會秩序,而唔係期望小人質地嘅人有朝一日變成聖人。天人相關之世界觀,係孔子理念之核心,即使天人合一同性即理係後人加以發揮,亦唔代表孔子本人係意識到天道但刻意存而不論。而朱熹生逢社會排外心態熾熱之際,主張「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慾」,則向下開啟魯迅式精神勝利法。戴震批評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與外儒內法之華夏治國之道相呼應,本居宣長直言「儒者用儒道古聖人之說,佛道用佛之說,以定其理,於儒佛之中選取優劣,名之為道,皆己所私作之道也」,更係一矢中的。假如儒學所倡之君臣父子關係為恆定不變確為千古之法,父對子如同天對地,夫對婦如同陽對陰,階級社會合乎天理,咁古埃及王朝嘅「法老祭司—官吏軍人—商人農民—奴隸」社會制度同印度社會已經廢除但影響猶存嘅「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賤民」社會制度又有何不當?印度賤民女性生而為高階種姓男性之性器,應當承受施暴,若然理據來自種姓制度規定,又何以於理不合?當今印度社會之所以輕視女性,正正就係因為人類將人為之定制誤奉為金科玉律,唔再與時並進。當法老之墓已經風化,種姓制度亦已廢除,華夏儒教竟然仍然受到無知之徒狂熱吹捧,現代人除咗同情,大概亦只可苦笑。
人類之所以生於人道,在於人道生於天道,所謂天道即世界秩序、自然規律,難以名狀,但世界各地嘅神話同宗教正係人類解釋自身對天道如何理解嘅參考,只要加以比較,就會理解儒學鴨嘴獸原地打轉之演化史既罕見亦唔算罕見之處。希臘神話、北歐神話、日本神話等神話體系之中,諸神品格並非無可挑剔,但正因為諸神各有瑕疵,以天理操縱凡人之事至得以避免,因為人間之上有天神,天神之外有宇宙。漢武帝之後,所謂儒者,僵化大腦之內充斥盲目抵制外國之執念,又堅持凡人必須接受教化方可由惡轉善,所謂人本思想由此更見粗陋。
取締腐儒,遺毒自清
香港歷史自開埠起即與華夏食人族分道揚鑣,儒教思想早已隨年月而淡化,國體安定之後,新政府與學術界亦應以全面否定儒教遺毒為要務。回顧香港歷史,前人對中國革命事業嘅熱情確實高漲,而二戰之後,居於香港但卻心繫故國嘅人亦不在少數,但對香港民族新世代而言,反民主、反自由以致反歷史嘅華夏文化,已經變得陌生。即使中小學一直受到教科書論調洗腦,但大多數香港人都已經從中共暴政同華夏食人族真心擁戴不義政權之驚人現實之中,明白到中國政權同中國人之社會共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恐怖真貌。所以,只有徹底排除儒毒,解構華夏,香港民族至有可能正本清源,堂堂正正步上獨立之路。
二十世紀初,滿清帝國倒台在即,稍有學識之革命人士如梁啟超抄襲西方民族主義,虛構出中華民族概念並加以普及,尚未進入近世嘅中國平民照單全收,忽然就成為炎黃子孫。華夏可與古埃及、巴比倫、古印度並稱「四大文明古國」之荒誕主張,亦係梁啟超得意之作。香港華人定居香港日子尚短,難免關心故地政事,香港歸屬尚未生成,積極參與中華民國內政者不在少數,何東之第三子何世禮放棄英國國籍而加入中國國民黨,戰後按黨指令促成港台貿易,直至1973年返回香港都繼續辦報為國民黨作政治宣傳,正係出名例子。
另一相當熱愛中國代表,則必定要數中大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余英時形容佢「一生為故國招魂」,可見錢穆終生以所謂國學推廣者自居,完全未有因移居香港而改變舊思想。昔日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時,錢穆極力取爭院校首任校長必須係中國人,又認為中文大學應以中文為教學主要語言因而堅持以「香港中文大學」命名,中國認同昭然若揭。佢對自己想像中嘅中國一往而情深,因而流露一種彷彿終生從未接觸西方與東洋思想之固執,重申中國傳統政治唔可以僅僅以西方之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視唐帝國為一個中國、主張唐之三省制有效制約君權、中國之常態係和多於分等等,都係落伍到無以復加嘅一管之見。而由佢生前曾經講到美國就發狂,指住門口一隻狗當佢係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咁痛罵,更講出狗都比杜魯門有尊嚴呢類軼事觀之,佢嘅生平係完全符合一個愛國儒者嘅典型形象。如此人物,即使對本地大學教育事業有所貢獻,但情緒上狂熱反美反帝,又為中華帝國千年專制辯護,學養實在需要重新評估。
無可否認,大量香港前人視野受時局影響而繼續以中國人自居,但如此現象持續至香港前途談判時期,已經開始生變。香港人雖然尚未完全去除原有認同,但香港文化喺無形之中已經重塑緊大眾嘅心理,只係香港人發現唔到自己一邊做中國人,另一邊又希望維持英殖原狀之精神分裂。呢種精神分裂之下嘅集體意識流動,其實就係香港人成為民族前嘅心路歷程,而一百八十年嘅潛移默化所實現嘅厚積薄發、飛躍進步,非但唔係儒家教化而致,更係完全因為親近西方同時遠離華夏而成。
脫華復性,重新做人
所謂親近西方,更準確嘅講法其實係脫離華夏,恢復人性。儒學本身具有箝制思想之效,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已見一斑,名為推廣文教,實則罷黜各家各派思想體系;南宋朱熹理學號稱重振道學,實際上只係以嚴厲道德批判約束平民,同時助長社會無道德無責任之風;至明之世,統治者為求維持社會穩定,藉科舉制度推動儒教洗腦,應舉者因而受到顧炎武所指之「八股之害」,最終心腦俱殘,民智盡廢。儒學鴨嘴獸分泌之毒液之所以毒,在於人性本有善心,社會發展本有規律,無論任何年紀,都自然會心懷慈愛,無論任何職業,都應該以誠待人,但儒教竟一味高舉聖人之教,無視人類生而擁有之情感與本能,以及可以憑藉強大意志戰勝自身惡念之潛能。結果,華夏食人族因為遺忘人性而更難消滅食人文化,每日猜忌鄰里甚至親人,惶惶終日,最後只可以加入恐懼共同體以求自保;而香港先民因為勇於走出重圍,移居自由天地,最終就喺講究契約精神同市民權利嘅英國殖民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皇后大道東〉歌詞提及「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知己所指正係英國。香港人當時之所以認為知我者莫若英國,其實係因為尚未意識到真正嘅原動力始終來自自身,而非他者。的確,「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因此批準馬匹一周跑兩天」,英國殖民統治為香港先民提供比華夏食人族領域更自由嘅生態系統,但「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之「自然」二字,其實只係香港人之自然,並非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因為香港人願意為家人付出,亦積極計劃未來,再好逸惡勞都始終希望跟隨社會流動,成為中產。香港人樂天而散漫,靈動而急躁,好食懶飛、輕言放棄者大有人在,然而,大家從未向惡勢力低頭,正係因為心中有愛,是非分明,始終相信只要肯做肯試,凡事皆可能。
香港人開朗樂觀,自覺鴻運當頭,源於香港歷史順風順水,寄居香港,有付出就必定有回報。香港位處東西之交匯處,立於風暴前線,但自開埠至廿一世紀初,城市內部大體風平浪靜,經濟偶有受挫都總係快速復原,貨如輪轉,財源滾滾來,香港人因而難免自覺好彩。加上,香港人長期觀察邊境以北之民間疾苦,對比之下,落戶香港有如抽到上上籤之感,自然油然而生。然而,香港人心中亦一直暗藏惰性,雖然知道不勞而獲只屬幻想,但仍然難以戒除受華夏食人族文化影響之少做少錯僥倖心理。不過,香港人有小聰明,學習能力強,享有相當教育水平,配以外資林立之營商環境以及因自由開放而格外開闊之國際視野,醒目仔女形象相當鮮明,心懷僥倖都一直過到骨。香港人思維靈活,重視規則但絕不死板,生活上體現為擅長與來自世界各地之人溝通,寬容接納各式文化,抗爭時則表現為手段多樣,變化莫測,創意無窮,正係醒目之明證。不過,一般而言,香港人唔係以堅守原則而廣為人知,急功近利與缺乏耐性,常見於日常生活及工作,可以敷衍了事則必然得過且過,節省成本心力,亦係香港人之特點。由此可知,香港人之民族性,與告別華夏食人族之香港歷史緊密相連,全靠一代接一代發揚人性,一點一滴累積而成,香港民族形狀方有今日之清晰可見,後人應當追認珍惜。
華夏毀滅,東亞振興
霍布斯認為,人處於自然狀態難免侵略他人,故此強大政府結合嚴刑峻法,方可防止人類作惡,喺著作之中,佢更以神話中嘅海怪利維坦比喻權力無限膨脹之政權,形象鮮明而震撼。如此思維,正與華夏食人族之認知經驗相似,兇猛海怪與儒學鴨嘴獸之相似,自然亦合理不過。當我回想遠足當日尋覓野生鴨嘴獸,行到設有指示牌之處時之興奮,守候多時而更覺眼前湖景乏善可陳之悵然若失,我突然就諗起黑格爾對中國歷史之精準概述——不停將歷史推倒重建,只不過係「重複終古相同之莊嚴毀滅」。人類文明史上有戰有和,興亡交替,但整體一直係向建立契約、互相約束、互相理解邁進,生活亦因而變得更加美好,無奈華夏食人族一直錯過改革機會,最終就只可以凍結於遠古之世,停留於保護自己免於遇害身亡之原始時期,無法離開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之悲慘國度。
中國解體之後,以理殺人之儒教枷鎖將會同時崩潰,滅頂之災會令華夏文化追隨者真正意識到自身信念之不合時宜,而中國治下飽受壓迫嘅大小族群將會經歷西方族群早已經經歷過嘅後帝國時代,呼吸道聽途說已久之自由空氣。建設之路雖然長路漫漫,但天花拆封之後,非你死則我亡之敵對心理自此鬆綁,以日本為秩序維護者之東亞各國將會長久和平共存,而香港建國,既要與日本台灣攜手合作,鞏固東方連繫,亦要促進北方初立諸國與已發展國家之政經交流,扶掖後進。香港深受東西文化薰陶,輝煌歷史已達一百八十年,經驗之豐富絕對不遜色於世上其他喺戰後至按住民自決原則建立嘅國家。只要繼續精進自身,分工合作,堅持到中共主動挑起戰爭之日,香港民族自然會戰勝黑暗,浴火重生。
精進之真義,在於將好戰之意約束於一己體內,以批判他人之態度自我批判,每日反省,每日悔悟,直至重新發現香港民族本已有之嘅人性,成就自己同民族全體。而人性之內,本來就應該有順應天道與愛護他人之心,因為香港民族既然一早已經從華夏食人族之無神論輪迴中自我解放,自然亦等同回歸最初之善良。幾年之後,中國勢將發動戰爭,殘害香港民族,兩國平民難免要兵戎相見,但我相信香港民族大獲全勝之後,絕對唔會重蹈華夏食人族覆轍,冤冤相報,種下更深仇恨。相反,香港民族經歷正義之戰後,將會胸懷促進全人類之道德觀及世界觀差距繼續收窄之美好願景,上承抗爭時期齊上齊落口號,由學識寬容對待民族同胞開始,發揚民族內部應當愛人如己之團結精神,為日後同敵人亦可冰釋前嫌鋪路,成為更成熟嘅民族。只有維持香港文化中一直存在之宗教多元主義,勇於承擔為區域和平竭盡所能之重任,香港民族至會既可確立香港國體,同時再次成為名副其實嘅自由香港、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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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耶穌教會不過聖誕節,在基督教會的教派中是非常少數的。
這緣由探討如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耐心的看看,
何謂聖誕節?聖誔節究竟是哪一天?
為什麼真耶穌教會主張不過聖誕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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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的源流探討 ◎撰文/傳道進修班教理神學組 ◎期數:303期 ◎2002.12號
日夜更迭如梭,歲月逝去如流,世人所期盼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又將在眾人凝眸渴望下幡然降臨;在基督教的社會裏,對這日的來臨,更是人人引頸企望,無不懷著狂熱的情緒,歡愉的神態,來慶祝這一日。關於耶穌基督降生的事實,新約聖經有詳細記載,我們對這則關乎萬民的喜信當然深信不疑:大約二千年前,主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猶大地的伯利恆,有關這項大喜的信息,聖經的記載與歷史的報導都給我們鐵一般的明證(參:太二章;路二章)。可是聖經只告訴我們救主耶穌降生的史蹟,對於主耶穌降生的日子,卻無留下隻字片語。由於聖經和歷史都沒有記載,所以我們對祂降生的日子亦難加以考證。現今世人所謂的「聖誕節」,其來源亦是眾說紛云,莫衷一是,救主的降生究竟是在何月何日?是經由西方「大公教會」(Catholic Church)所遺傳下來的12月25日?或是東方大公教會所堅持的1月6日?真讓人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困惑。事實上,以羅馬天主教為首,後來各新教繼續跟進的12月25日,已成為大多數基督徒的聖誕節傳統, 在舉世熱熱騰騰地慶祝聖誕節的當兒,身為萬國更正教「真耶穌教會」的信徒,竟然力排眾議,以不卑不亢的精神,奮勇地衛道,在聖靈帶領下歸回聖經真義,勇敢地對人云亦云的「聖誕節」說「不」。
在此,我們茲將以教會歷史的角度來探討聖誕節的源流,俟探出其真象之後;我們將以聖靈在真耶穌教會中所給予的啟示及聖經明確的教導為基礎,針對這個積非成是的「聖誕節」作出正確的答辯與面對。在答辯之前,我們要特特地楬櫫年老的使徒彼得對我們的訓誨:「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三15),作為答辯的立論根基(弗二20),更祈聖靈帶領進入真理(約十六12、13)。
聖誕節的源流探討
英文的「Christmas」這個字是在基督(Christ)的後面加上彌撒(Mass)而成的,公元1568年首次出現在基督教文獻中,並且繼續沿用至今,其意為Mass of Christ(基督的彌撒)。德文的聖誕節是用(Weihnachten),這個字源於異教的節慶名稱,它指著冬天日照漸漸轉長的諸夜,也就是從12月24日到1月6日這段時日。
聖誕節原不是基督教的節日,更不是耶穌降生的日子,不但在新約聖經中找不到半點蛛絲馬跡,就是初代教父的教會中亦完全找不到有慶祝耶穌降生的影兒。從文獻資料得知(註一),最先人們在五月間記念主耶穌的降世,把鳥語花香的五月充作救主降生的季節,應是當世基督徒的一片美意,但這種無稽的隨興臆測,不久之後就雲消霧散,蹤影無處覓了。到了第四世紀初葉,在東方的「大公教會」(Catholic Church)竟以1月6日為耶穌的生日,而在西方的大公教會也不甘示弱地推論出12月25日作為主耶穌的聖誕日。如此紛紜的聖誕節起源,究竟是怎麼緣起的呢?我們要來探討「聖誕節」的源流,並將分兩大方向來研討;一為主耶穌降生的年日;一為慶祝聖誕節的源流。
一、耶穌降生日子的推算過程
1、亞力山太的革利免竟也不知有12月25日
基督教會歷史中,第二世紀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215)是當世新興神學「基督教諾斯底主義」(Christiam Gnosticism)的中心人物(註二),他是基督教全國第二大重鎮亞力山太的長老,也是當世聲名斐然、彥俊麇集「聖道學校」的主持人,他被喻為教會與學術之間的臍帶人物,在他的著作中(註三),曾經提到各種不同有關主耶穌基督降生的推算結果,但他還不知道12月25日是聖誕節這回事,這項史料告訴我們,把12月25日訂定為主耶穌降生的日子,應該是在公元215年之後的事了。
2、12月25日是如何推算出來的?
主耶穌何日降生這個問題,聖經中並無記載,原始教會的文獻中亦無稽可考,不甘面對神在祂救贖經綸藍圖中特意設下的這處「留白」,神學家們竟然用「理性推論」配合「玄思臆測」來取得這樣一個特別的日子。他們的推測過程如下(註四):首先,他們臆測3月25日是神創世的第一天,因為這一天是春天的開始(Fruehlingsaequinoktium),凜冽死沉的冬日漸逝遠去,萬物欣欣向榮,呈現一片新生契機,是為「春分」。「春分」這一天,不但帶來自然界萬物的新生,也應該帶來靈界萬物的復興(太十九28)。神屬靈國度的具體呈現,是藉著神「道成肉身」,因此「春分」理應是主耶穌神道成肉身的那一天,也就是馬利亞從聖靈得孕的那一天。從此,3月25日就被視為「道成肉身日」,從這日算起,經過九個月正常的懷胎時期,十二月二十五日順理成章地成為主耶穌降生之日,也就是「聖誕日」了。
3、奧古斯丁以「信心」領受的「傳統」及對此傳統的「詮釋」
這個用人智推理而出的「聖誕日」,在當時西方教會內以訛傳訛地傳播開來,到了公元第四世紀,在奧古斯丁的時候,把12月25日充作主耶穌降生的日子,已成為西方教會內的傳統(tradition),奧氏在他的著作《De Trinitate,BKⅣ,Ch.5》(註五)寫道:「He was born according to tradition upon December the 25th。」(按照傳統祂降生於12月25日),這位後世神學界所景仰的拉丁教父竟然昧於事理地傾心維護這項憑空而起的人為「傳統」,並且為了鞏固這項既成事實的傳統,他嘗試運用「理性」推理的結果,再套回聖經中,並且在聖經的經文上掄揮起他慣用的「靈意解經法」大刀,作肆無忌憚的宰割詮釋;他引用「聖殿是46年建成的」(約二20)這段經文來作「靈意解」,這「殿」被喻為是「耶穌的身體」,他把聖殿被建的年日與主耶穌身體的形成這兩件事連結起來,現在他取出聖殿被建的年日中的數字「46」,配以神用「六天」創造萬物過程中的「6」,接著是把這兩個數字倍數地結合起來:46乘以6(46€*6=276),其結果是276天。3月25日是神創造天地的始點,是新生的「春分」。亦是馬利亞受孕的日子,經過276天的妊期就是耶穌降生的日子,算一算,正是12月25日。如此的「靈意解」,真讓一般不明究理的大眾嘖嘖稱奇、嘆為觀止,但那些堅守正意的真信徒目睹這般的「靈意解」不禁黯然神傷、指髮扼腕,只能祈求恩主導正。
二、慶祝聖誕節源流
12月25日雖然經由人為的推測被定為耶穌降生的日子,但這個「聖誕日」並沒有馬上被當成節日來慶祝,非洲人游留 (Julius Africanus,c.160-c.240) 在他於221所著的《Chronography》(註六);以及教父希坡律陀(Hippolytus,170-235)在他的《但以理釋義》(Daniel Kommentar)(註七)中已經以12月25日為「聖誕日」,但在教會中尚未被接納為宗教節慶。但在世俗風潮的鼓動下,「慶祝聖誕」的呼聲不時地叩響當世基督教界的門板。在應許的聖靈離開之後的「大公教會」中,雖然不斷地出現有心歸回聖道的「衛道士」,但慶祝「聖誕節」的潮流竟蠶食鯨吞了早期的基督教:
1、把主耶穌與太陽神並排類比
多神崇拜的羅馬人,在自然崇拜與神話傳統的融合下,把12月25日定為太陽神日,並以宗教禮儀來慶祝這「常勝太陽日」(Dies nvicti soli),這一日是黑暗漸逝,光明得勝之日;白晝漸長,暗夜漸短,光明正義的日神勝過了幽暗陰霾的黑暗勢力。
從外邦歸入基督教的信徒,他們棄絕了往日偶像崇拜的習俗,接受主耶穌為他們 生命的救主,從前深植內心的敬神情愫仍然盎然煥發,覺悟昨非而今是的當兒,在移情作用的情懷裏,把「常勝太陽神」的封號順道地冠於主耶穌的身上。 第四世紀初,基督徒為逃避逼迫所躲藏的瑩窟(catacomb),至今尚可發現他們在瑩窟牆上所畫的耶穌像,竟然手馭古羅馬的二輪戰車(chariat),頭頂著光明太陽的光輪 (nimbus),主耶穌的地位代替了往日眾神之尊的太陽神,主耶穌也被打扮成太陽神的模樣,在這種瀰漫著外邦宗教情愫的氛圍之下,把太陽神阿波羅(Apolo)的生日轉化成主耶穌的生日,似乎是應乎潮流的順理之事。
2、濁世中反對「慶祝聖誕節」的涓涓清流
眼看著離聖道漸行漸遠的「大公教會」,在基督徒中亦有些教父奮起衛道,在「慶祝聖誕節」的微波冉冉盪漾之時,極力反對這股惡流的教父們亦如清流涓涓溢出,如亞利山太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c.150-c.215),俄利根 (Origenes of Alexandria,c.185-c.254),亞諾比烏斯 (Arnobius,?-
c.330),伊皮發尼烏斯 (Epiphanius,c.315-c.403)(註八)。他們一致認為:基督教慶祝主耶穌的誕生是仿傚外邦世界為他們的神明、為他們的國王慶生,此等惡俗應該防犯杜絕。
3、反「亞流異端」而帶進「慶祝聖誕節異端」
雖然第二世紀到第四世紀,在基督教會裏反對「慶祝聖誕節」的「曠野式」吶喊處處可聞,但這些零星的曠野呼聲終究沒抵得住在當世「主流的大公教會」蔭庇下排空而至的世俗洪濤。尤其在對亞流主義不承認主耶穌係道成肉身的抗辯中,成為主流正統的「洛各思基督論」派 (Logos Christology)竟高舉「慶祝聖誕節」的旗幟,用以展示他們所信奉神「道成肉身」的教義。從此之後,在西方教會中,12月25日被正式定為耶穌降生的日子,並且迅速地在各處教會中普遍展開 「慶祝聖誕節」的活動。
4、君士坦丁大帝所定的「太陽日」(Sunday)導致羅馬主教攀夤附會地頒布「慶祝聖誕節」
生平以基督徒自居,但在死前才受洗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4/288-337)覺得偌大的羅馬帝國要完全統一,必須依賴基督教,因此他極盡心力地推廣基督教,從此之後,基督教幾乎傳遍羅馬帝國的每一個角落,成為名符其實的「國教」。主耶穌被喻為真太陽,這位屬靈的「公義太陽」(瑪四),竟被他們搬請去替代羅馬神話中的阿波羅「太陽神」,原本敬拜太陽神的「太陽一日,Sun-Day」在主後321年被君士坦丁大帝頒定為「主日」(Lords Day)(註九),在這一日,嚴禁城市居民工作。既然祭祀阿波羅專用的太陽日竟能轉變成敬拜主耶穌的「主日」,那麼順理成章地,太陽神阿波羅的生日12月25日就毫無疑問地轉化成新任「太陽神」耶穌的生日。於西元354年羅馬的教皇里貝瑞烏斯 (Pope Liberius,352-366在位),公然頒佈教令:12月25日為「聖誕節」並加以「慶祝」(註十)。從此之後,12月25日成為西方基督教會正式的宗教節慶 ,每年一度的「聖誕節」慶祝活動也明正言順地正式開鑼。
5、西風東漸,皇帝頒令全國奉行
自從當世「大公教會」的龍頭羅馬主教頒令慶祝12月25日為「聖誕節」之後,這項慶祝活動亦漸漸向東方的教會擴散蔓衍,根據那先素的貴格利 (Gregory of Nazianzus,329-389)報導,于AD379年,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el)地區通過慶祝聖誕節的教令;尼撒的貴格利 (Gregory of Nyssa,c.330-c.395)報導,於382年加帕多加(Cappadozian)教區亦通過同等教令,屈梭多模(John C
hrysostomus,c.347-c.407)亦報導於AD388年,昔日保羅受差的始點教會安提阿 (Antioch)亦頒布守聖誕節教會。
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游斯丁二世 (Justin Ⅱ,565-578)在位之時,明文詔諭全國慶祝12月25日為「聖誕節」,從此慶祝聖誕節成為教會與政府共同關懷的大事。
6、一月六日--另類的「聖誕節」
當世界上大部份的基督徒在12月25日慶祝「聖誕節」的當兒,在亞美尼亞 (Armenier)的基督徒及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的教會至今仍然堅守他們1月6日的「聖誕節」,這個日子是由當時與西方「大公教會」抗衡的東方教會所頒定的,它源於亞力山太(Alexandria)異教節慶中「冬至日」的「水節」,猶如西方教會擷取羅馬神話中太陽神的生日為聖誕節,東方教會則攀附東方異教節慶中的「水節」,在這日慶祝耶穌降生,並舉行水的祝福與洗禮(註11)。甚至他們認為主耶穌就是在這一天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藉著這次的洗禮,耶穌神聖的生命從此誕生,因此,對東方教會而言,1月6日是耶穌肉身的生日,亦是屬靈生命的生日,大肆慶祝,理所當然。
末世真教會的子民對「慶祝聖誕節」的答辯與面對
是故,真信徒於每年此日,不與世俗同流,而只照經訓寂然度過。為此,或將令人感覺奇異而莫名其故,是以將慶祝聖誕節乃違背聖經真理之由答辯於下,以資願遵主旨意之真信徒有所遵循:
1、從真理而言
在福音書裏有關基督之降生,只記在《馬太福音》一章18至25節;二章1至2節;《路加福音》2章1至20節;及舊約聖經裏的《以賽亞書》九章6節;七章14節有預 言之外,並無有關日期的經文。因為主耶穌是:在肉身顯現的神(提前三16;約一14),在太初造萬物之先已存在(箴八22、30;彌五2),是無生之始無命之終(來七3;啟二十二13),乃超越物質世界的真神(約八23)。因此聖經裏只記著:當紀念為要完成十字架之救恩而死的主以外,卻沒有吩咐紀念祂的降生。
2、從敬虔而言
謂救主之生,天使天軍讚美真神說:「在天上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人蒙恩澤,是因救主使我們免沉淪而得永生,聖經雖無記載,係何月何日,教會認定一日以紀念其生日以表敬虔,有何不可?其實論真神之悅納與否,非只憑一天的敬虔,乃在人之遵命與違命而已(撒上十五22)。況且今日有些教會於此日以講台為戲台,以會堂為舞場而舉行慶祝節目,豈非俗化敗壞之極!非信徒之商人,亦為撈一筆聖誕財而於酒家、舞廳等娛樂場所,大加鋪張裝飾,何有屬靈敬虔之意義?
3、從日期而言
12月25日之聖誕節,顯然是羅馬教皇Liberius於A.D354年所定者;然而亞美尼亞 (Armenier)及東正教 (Eastern Orthodox)即以1月6日為聖誕節,兩者之日期皆屬冬天,而巴勒斯坦的冬天,也正是雨季,在這寒冷多雨的季節,夜晚絕無在野地裏放牧羊群的可能。但就在耶穌降生的那一夜,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人夜裏按更次看守羊群(路二8-14 )。可見12月25日或1月6日並非是主降生的日子,而是有人主張:既然基督的救贖,是由主耶穌的死來完成,就當追本溯源;因祂的降生乃是救贖的開始。而採自異教的節日,世俗之人,有慶生日之禮,且世俗事神明,凡神明皆有生日,皆有慶典,教會對於事奉救主,而效法世俗事神明之所為,豈非從魔鬼之道而來。若果真要慶祝主的降生,如是由人任意定一 日為聖誕,豈非大大之褻瀆!
4、從平安的福氣而言
經上說:「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路二13-14)。因此有許多基督徒在12月24日晚上,向信徒家庭報佳音,詩班穿白色衣服,有如發光的天使,帶給人們平安夜。但人們為趕回是晚團圓的「聖誕大餐」,遭交通意外災禍喪命的有之。世人常藉慶祝之名,趁機放縱情慾,過量飲酒而滋事,造成死亡無數,又通宵玩樂、跳舞淫亂等等(加五13)。非但無平安的福氣可言,反而害人害己,更製造出社會污染的事件。這怎是主耶穌所樂見呢?
願忠誠之真信徒,能認識此虛妄節期之錯誤慶祝方式,以遵行屬靈真理而蒙主賜福為禱!
附註
(註一)Williston Walker,《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謝受靈、
趙毅之譯,基督教文藝,香港九龍,1998,P.271。
(註二)Williston Walker,ib. P.126。
(註三)Clement of Alexandua,《The Stromata,or Miscellanies》,in:T
he Ante-Nicene Fathers,VolumeⅡ,ed James Donaldson,Eerdmans,Michig
an,1989,Stromata,BookⅠ,Chap2,P.303-304。
(註四)《Weihnachten》,in:RGG3,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o
nwart。
(註五)Augustinus of Hippo,《De Trini tate BookⅣ,Chap.5》,in: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d. Philip Sc
haff,VelⅢ,Grand Rapids,Michigan,1993,P.74。
(註六)Julius Africanus,《Chronography》,in:The Ante-Nicene Father
s,ed. James Donaldson,Volume Ⅵ,Grand Rapids,Michigan 1993,P.130-
138。
(註七)Hippolutus,《The Extant Works and Fragments of Hippolytus》,
in:The Ante-Nicene Fathers,ed. James Donaldson,VolumeⅤ,Grand Rapi
ds,Michigan,1990,P.163-203。
(註八)RGG3,ib.。
(註九)Williston Walker,ib. P.183-272。
(註十)依據L. Duchesne 的研究結果,聖誕節的慶祝始於AD.335,但依據H. U
sener的報導,則始於AD.354。
(註十一)Williston Walter,ib. P.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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