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地圖上尋找瓦干達 (feat. Elon Musk)】#葉郎電影徵信社
漫威超級英雄電影《Black Panther 黑豹》架空了非洲的地理和歷史,憑空捏造了一個富含珍貴礦產泛金屬(Vibranium)的非洲先進大國瓦干達(Wakanda)。
真實世界的非洲國家難以像瓦干達那樣實施嚴格的鎖國政策,讓自己從地圖上完全消失。如何攔阻覬覦泛金屬的諸多外力,成為非洲史上一再出現的重複命題。
▉馬利帝國的黃金
「數百萬年前,一顆由宇宙最強物質——泛金屬所組成的隕石墜落非洲大陸,並深深影響週邊的生物。當人類這個物種到來以後,總計有五個部落落腳在其週邊,大家稱他們為瓦干達。」
電影《黑豹》的開場白提供了尋找瓦干達的第一個線索:珍貴礦產。
瓦干達國王帝查拉(T’Challa)因為控制幾乎世界上所有的泛金屬,而成為史上最富有的超級英雄。根據漫畫設定,泛金屬每公克價值高達1萬美金,而瓦干達至少還有1萬公噸的泛金屬,使這些泛金屬的唯一主人帝查拉坐擁100萬億美元財富。這個數字甚至超過全球每年生產總額。
歷史上最富有的真實人物正好也出身非洲。2015年時代雜誌做了一次排名,14世紀非洲馬利帝國的曼薩穆薩一世(Mansa Musa I)被列為人類史上擁有最多財富的人。讓穆薩致富的物產是黃金。就像瓦干達週邊的多個部落藉由泛金屬的資源結盟,馬利帝國是藉由黃金和鹽等資源的交換,不費一兵一卒就就將各個部落結合成為一個大帝國。
1324年至1325年間,曼薩穆薩一世組織了一次讓他名揚世界的麥加朝聖之旅。據說因為他沿途大方致贈黃金給各地人士,意外促使金價暴跌,讓開羅花了12年才從經濟混亂中恢復。
穆薩這一趟朝聖之旅是非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馬利帝國和虛構的瓦干達的最大交集:
穆薩不僅沿途留下學校、醫院、清真寺等設施,也一路延攬各地學者、建築師等人才回去替他的帝國服務。他一手打造的大學城 Timbuktu 廷巴克圖直到現在都還是非洲學術和藝術文化的中心。幾乎像真實歷史的平行線一樣,瓦干達的帝查拉同樣善用泛金屬來進行外交工作,也在電影的結尾中在美國興建了一個文化交流中心。此外,廷巴克圖清真寺獨樹一格的立柱式建築風格也暗示意味濃厚地出現在《黑豹》電影當中。
這趟招搖的朝聖之旅同時也是非洲命運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馬利帝國原本和瓦干達一樣低調不為人知。和瓦干達想盡辦法從地圖上消失的做法正好相反,曼薩穆薩一世等於用一趟旅行親手把自己畫進了世界地圖。中世紀的加泰隆尼亞地圖集中,高舉金幣的穆薩本人就被畫在撒哈拉沙漠上頭。許多歐洲國家自此開始注意到馬利帝國和他們盛產的黃金。
只是還沒等到歐洲人現身,穆薩就已過世,他的帝國幾十年後就瓦解為原來各自獨立的部落。70年後,地理大發現的領航員——葡萄牙人才終於抵達馬利海岸。隨後被葡萄牙人擄走的馬利人成為大西洋奴隸販運的最早一批受害者。
馬利和瓦干達故事的平行線至此中斷。
▉被綁架的剛果人
尋找瓦干達的第二個線索來自1978年出刊的漫畫《黑豹》第七期中一段耐人尋味的聖經典故:
帝查拉有一個長年被放逐在外的同父異母弟弟 Jakarra ,總是趁哥哥不在瓦干達的時候密謀奪取王位。帝查拉的左右手 N’Gassi 怒叱 Jakarra 是受詛咒的子孫,並說從帝查拉的爸爸和第二個女子結合之後這個詛咒就永世存在。
《黑豹》的創作者 Stan Lee 和 Jack Kirby 有意識地引用聖經中的著名橋段:迦南的詛咒。舊約聖經記載了挪亞的小兒子含(Ham)進到父親的帳篷中看到因酒醉而赤身露體的父親。結果諾亞酒醒之後,怒氣沖沖地詛咒含的兒子迦南(Canaan):「迦南當受詛咒,必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僕。」
千年來的聖經研究者對於帳篷裡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有很多猜想。這些遠古的猜想有時候會帶來糟糕的週邊效應。比如有人認為含在帳篷中猥褻了自己的父親,並以此為由妄加推斷同性戀者應受永世詛咒。另一種更惡毒的猜想則說:含的兒子迦南是非洲黑人的先祖,所以非洲人理所當然必須承受迦南魔咒——「作閃的奴僕」。
實際上含的膚色一直到17世紀之後才被開始被「塗黑」,而且很可能是16~19世紀的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副產品,藉此作為奴役非洲人的神學依據。400年間有1200萬非洲人被運至美洲為奴,加計途中死亡的人數很可能會超過3000萬人。一切只因為小兒子在帳篷裡頭看到他老頭的裸體。
最一開始奴隸販子的交易標的還侷限於罪犯或戰犯,但貪婪很快就引發更手段更卑劣的掠奪。1514年剛果王國的國王 Afonso 就特地寫信給葡萄牙國王,指控葡萄牙奴隸販子綁架其子民。
研究者拿當年被掠奪的人數來與當今發展狀況做對比,發現被奴隸販子奪走最多人力資源的地方,也正是今日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國家。這些非洲國家更貧窮、更分裂、政治更不穩定、社會存在更多暴力騷亂。古詩說「人才那得如金銅」,實際上人才比黃金更能左右一個國家的長期命運。
另外一種人力掠奪形式是帝國主義殖民。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私人擁有的剛果自由邦就以虐待當地人來替他採礦而惡名昭彰,估計有800~1000萬剛果人因此死於非命。
非洲的泛金屬就是被綁架的3000萬非洲人。
跳過奴隸販運和帝國主義殖民,剛果或是其他非洲國家可能都有機會發展出堪比瓦干達的國力。而實際發生的歷史是:1960年剛果終於擺脫比利時而獨立的那一天,全國上下只有16個有大學學歷的人力資源。
▉伊隆馬斯克的鈷
瓦干達的泛金屬是漫威宇宙中最強大的超級材料。它可以吸收幾乎所有的震動能量,讓自己變得更加堅固。除了是美國隊長盾牌的原料之外,鋼鐵人的盔甲、幻視的身體和黑豹自己身上的裝備都含有泛金屬。
另外幾個超級英雄——驚奇四超人、綠巨人浩克和蜘蛛人的超能力來源都與放射線有關並不是巧合。兩位漫畫大師 Stan lee 和 Jack Kirby 都參加過二戰,這些戰後才登場的漫畫人物都是原子時代的直接產物。
改寫歷史的20世紀超級材料是鈾。1939年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總統提醒他切勿輕視原子彈威力時,就指名關鍵原料是比屬剛果所產的鈾礦。這封信正是尋找瓦干達的第三個線索。
事實上幾年後摧毀廣島的原子彈,裡頭的鈾就是來自世界最大鈾礦——剛果的 Shinkolobwe 礦場。1960年剛果獨立之後,覬覦鈾礦資源的美蘇兩大冷戰陣營甚至引不惜引發代理人戰爭,即是導致10萬人喪命的剛果危機。
我們能從瓦干達的虛構故事中學到最實用的一課是:豐富的物產資源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
帝查拉的父親發現瓦干達富含泛金屬之後,隨即通令全國嚴格保密礦場位置並啟動鎖國機制,然後以出口少量泛金屬換得的外匯投入在國內教育上,使瓦干達得以發展成為科技大國。
做法最接近的真實非洲國家,是出產鑽石的波札那共和國:他們把鑽石的採礦權賣給De Beer的同時,從未放棄追求經濟收入的多樣化,以免被單一物產吞噬了整個國家的經濟力。此外波札那還將鑽石帶來的收入用於投資下個世代的教育計畫,比如設置鑽石大學,為本地人提供各種技術訓練課程。
剛果在冷戰時代搞砸了鈾的那一堂課,幸運地在21世紀有了另一次重補修的機會:
電動車電池所需的關鍵原料——鈷,成為新世紀的資源爭奪戰導火線。因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掌握了全球六成的鈷產量,積極發展電動車產業的中國以及美國商人伊隆馬斯克的電動車龍頭企業特斯拉都頻繁出入剛果,不計代價搶購鈷礦。非法礦場運用童工或強迫勞動來開採鈷的種種亂象層出不窮,使他們很快就被國際組織列為衝突礦產。
眼看剛果又要被另外一種泛金屬給吞噬,幾個月前事情突然有所轉折——剛果政府似乎決定傚法瓦干達經驗,企圖以新成立的國營事業來統整所有鈷礦,徹底整頓非法開採和外國勢力搶購的市場亂象。
現在就急著下定論說剛果終於藉著電動車熱潮走上瓦干達之路,或許還嫌太早。不過令人好奇的是,一直有「現實版鋼鐵人」稱號的伊隆馬斯克是否意識到自己意外客串了另外一個進展中的漫威故事線。
(原載於週刊編集 https://www.theaffai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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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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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王國中學交流 在 秦嗣林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此篇是上海第一財經日報來訪問我,貼出來鼓勵大家:「學習是永無止境」
第一個問題,你為什麼會報考台大復旦EMBA班?
我讀台大復旦EMBA班是一個相當幸運的機緣。就如同我書裡所說的,我因家庭突然陷入困境在高中二年級時毅然決定輟學,開始了我這一生當舖生涯。這個決定讓我的父親非常痛心,因為我們家從1947年就因逃避國共內戰離開了山東老家,一路從青島、上海、舟山、定海到台灣基隆。這期間嚐盡了顛沛流離與飢餓死亡。我二哥在上海因瘟疫夭折後就直接丟在黃浦江裡。那是我母親永遠之痛。1949年我們家在台灣落了戶。天意垂憐漸漸從溫飽到富足,可我兩個哥哥的教育卻已不能顧及了。我父親在事業有成後一心想培養成為一個光宗耀祖的讀書人,所以當他生意失敗我又堅持輟學,這個打擊譲他終身遺憾。
在我五十歲生日這天,一如往日應酬喝酒到深夜,那天涼夜如洗我獨自在頂樓花園裡沉思,我一輩子追求的金錢已經有了,我的事業王國也有了,我的美好家庭就在窗內,我還有什麼沒有嗎?看著遙遠的月亮我想起了老父親的一句話:「孩子!你要休學我沒話說,但你這一生再也進不了大學了!」老父親的失望之情佔據了我的思緒。我要讀大學,打那天起成了我最重要的目標。
在台灣有一所大學是不用高中文憑就可以讀的,那就是國立空中大學。不過沒有高中學歷的學生必須多修32個學分才能成為本科生。我的空大學程相當辛苦,主要因為離開學校太久很不習慣,再者老師不逼完全靠自己努力,我一直到二年後才真正感覺到一點成就。在空大我修的是人文學,五年的學習生涯受益良多也重新適應了課堂的生活,2013年我終於通過了畢業考試拿到了夢寐已久的畢業證書。那是我人生最開心的一天。我從小就常受到我父親的耳提面命,什麼:「人要有出息一定要考建國中學,上臺灣大學。」「你看王叔叔那兒子今考上了台大!光宗耀祖啊!」這類的期許常在茶餘飯後成了老人家的口頭禪。拿著畢業證書馬上想到要報考台大研究所,但當時台大還沒有招生的訊息。2013年4月我去了趟上海,主要是參加一個珠寶展,一天早上我在飯店大堂等車,為打發時間向櫃檯要了份地圖看看,沒有想到首入眼簾的是「楊樹浦路」這個街名。一霎時百感交集,因為我們家逃難在上海落腳的地方正是這裡。當天我叫了部出租車就展開了尋跡之旅。而那天車經復旦大學,想到我母親曾經在這裡當過乞丐要過飯,眼涙就掉下來了。
2013年我祕書告訴我台大商學院EMBA要招生了,我立刻打電話到學校問細節,學校的招生老師忽然告訴我有一個兩岸合作的班級不知道我有沒有興趣。這個班就是台大復旦班。世事難料卻皆有定數。這個緣分簡直是奇蹟。
第二個問題、讀了這個班後,對大陸、大陸民眾的印象發生了什麼變化?和大陸同學結下了怎樣的感情?
我從1983年起就每年帶著父母親回郷探親。所接觸的都是貧困落後的人們,久而久之自有一分莫名的優越感。甚至對大陸種種人、事、物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直到1995年我開始在北京、上海、蘇州、南京等城市幫朋友談生意才驚覺到中國的堀起。這裡有大量旳人才,無限的想像。當時基於家庭因素不便留下發展,如今想來多少有些遺憾。不過就讀復旦大學後,這個空洞得到了彌補。我認識了許多來自四方八面精英,從與他們的交流裡我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學經驗。
第三個問題、公司業務上是否受益於你讀這個班?
我的事業是慢慢打造出來的,我常自嘲是「土法煉鋼」,尤其是我堅持走合法,專業的路子.在現在瞬息萬變的社會裡可以說是「前有古人、後無來者」如何穩健的走下去而且傳承有方!這是我讀EMBA的原因。雖然資質魯鈍吸收有限但已經在我公司裡起了一定的改造作用,這得感謝老師同學的愛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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