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韓國瑜,再見蔣經國】
2020-01-06 |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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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的暴起暴落
韓國瑜人生最巔峰的時刻,是在2019年3月29日,他到中國公開會見澳門及香港中聯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回台之後,被隨扈們高高抬起,在機場接受支持者熱烈歡迎,很像明日即將登上總統大位一般,意氣風發。
當時他應該無法預料,會見中聯辦主任及林鄭月娥帶來「一國兩制」的後續效應,是造成了他在2019年由盛轉衰的遠因,仿若被隨扈高舉之後,又重摔下來。
隨著香港在六月爆發反修例抗爭,台灣人對於一國兩制的恐懼加深;更因為2019年元旦新年,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將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劃上等號,導致蘇起傳授給韓國瑜的「九二共識」盾牌也發揮不了作用。
從此,韓國瑜雖然不斷以激烈言行召喚支持者的向心力,但他的支持者圈子越縮越小,言行的偏激化也越來越與主流脫節,因而失去了中間選民的支持,固守剩下三成上下的基本盤。
#蔣經國的遺產
隨著韓國瑜的氣勢由盛轉衰,非泛綠的政治人物開始搶奪所謂「蔣經國的遺產」。
有個笑話是這樣的:
蔣經國在晚年臨終之前,重臣們為在他身邊,想問他屬意誰當接班人?結果蔣經國嘆了一口氣,說:「你等會兒…。」
不久就過世了。眾人以為蔣經國說的是「李登輝」,於是李就接班了。
當然真實歷史不是這樣,這只是在講獨裁者過世之後,因為沒有內定繼承人,所以造成一個各派系大老之間的真空,而李登輝就趁著這個矛盾,扶搖直上,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之後,正式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
然而李登輝也是在蔣經國體制下,是以本省籍優秀技術官僚的身份脫穎而出,所以日後李登輝的憲政改革,都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確保與保守派能達到平衡的方式來進行。所以說李登輝雖然是有本土派的格局,但他始終無法真正進行「革命」,只能說他擾動且破壞了國民黨的獨裁專政的系統。
不過李也留下了後遺症,就是他養大了地方的本土派國民黨,例如王金平、張榮味及曾振農等人,這些本土派系在外省精英衰敗之後,成為了國民黨的真正骨幹,就連韓國瑜事實上也是寄居於雲林張榮味底下,因張家提拔他到北農任職,才有了舞台。不過這講遠了,地方派系並非本文重點。
重點是,李登輝並沒有完全接收蔣經國的遺產,但也沒有革命——完全改寫蔣經國的歷史,只進行了溫和的憲政改革。因此蔣經國的遺產,就像傳說中海賊王的秘寶一樣,大家都想要爭奪,搶到的人就可以成為總統一樣。
#後蔣經國時代
筆者曾經寫過一文,蔣經國的影響力之所以對後世如此強大,是因為1970年代他執政之後,台灣經濟因為美國因素而逐漸轉型,多數出生於戰後嬰兒潮、並成長於這個年代的台灣人,對於這一段突飛猛進的歲月都有著非常美好的記憶。
假使你小時候家裡連文具、鞋子都買不起,到了剛出社會的時候,月收入也只有幾千元左右,但過了一二十年,只要你聽從政府(國民黨)的話,不要有事沒事去參加黨外運動,你就能當上了中階主管,或者有了穩定生意,月收入就能翻幾倍,到五位數甚至六位數。你可能會出現「白手起家」的自信感,也會出現「有志者事竟成」的幻覺,認為國民黨的統治真的是好棒棒,只要安分守己就能「五子登科」,人生成就全部達成。
這就是戰後嬰兒潮世代偏向「懷念威權」的原因,而這個世代因為目前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就大概是像柯文哲在台大醫院擔任中階主管的角色,主流社會的話語權都被他們掌握,出身於解嚴後的年輕人,雖然不怎麼認同他們的觀點,但也都要應付稱是。這也是蔣經國死後,他的思想仍深深影響、甚至控制著台灣社會的因素之一。
「後蔣經國時代」從1990年李登輝正式就任總統開始,至2020年剛好三十年,這段期間仿若大海賊時代,大家都想要搶海賊王留下來的秘寶。
原本第一個快要搶到秘寶的人是宋楚瑜。宋楚瑜當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成為了獨裁者的「桌頭」,後來在新聞局長任內,雷厲風行查禁各種書籍刊物,箝制言論自由,可以說是「國民黨戈培爾」(納粹宣傳部長)的角色。1994年宋楚瑜選上第一任民選省長,模仿蔣經國「走入基層」的風格,獲得本土派系一致好評,因此成為「接班人」的呼聲很大。
蔣經國的秘寶(遺產)魔力在於,擁有的人可以獲得60%左右的民意基礎,在1994年唯一一次的省長選戰,宋楚瑜拿到56%的選票(4%被朱高正拿走),陳定南只拿到38%。
不過宋沒想到,李登輝隨即「凍省」,架空宋楚瑜權力,並提拔同為本土官僚出身的連戰,讓連宋之間的矛盾加深。因此2000年在國民黨分裂之下,加上內部「興票案」的攻擊,宋楚瑜意外落馬,由陳水扁登上大位。
宋楚瑜拿到秘寶,魔力卻被李登輝及連戰橫刀截斷,他非常憾恨,於是組成親民黨,準備四年後奪回權力。沒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選了四次總統外加一次台北市長,總統之夢卻越行越遠。
陳水扁八年執政,雖然試圖抵抗蔣經國的影響力,但他是少數執政,所以甫上任就拜訪前特務頭子王昇,取得政權穩定;再宣佈「四不一沒有」,保證自己的兩岸格局不會超過前朝李登輝。縱使到第二任,陳水扁開始走「一邊一國」路線,但他的政治危機同時也陸續引爆,讓他無力處理後蔣經國時代的問題。
第二個搶到遺產秘寶的人是馬英九,跟宋楚瑜一樣,馬也出身英文秘書,桌頭的工作,是蔣經國的好學生——話說蔣經國神話裡面有一招虛幻的「廉政親民」功夫,後來馬英九習得「廉政」,宋楚瑜習得「親民」,各得半部招式。
馬英九的運氣比宋楚瑜好很多,1998年他以溫和清新的形象,擊敗了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從此選戰無往不利,成為國民黨的新興共主,取得秘寶成為蔣經國接班人,一路當上總統。
2008年之後,套句馬英九選總統時的口號,對國民黨支持者來說就是「正直跟善良都回來了」,意思就是「美好的蔣經國時代回來了」,而馬英九每年一定也會固定到慈湖謁陵,象徵傳承蔣經國的「遺志」。
不過馬英九沒有學到宋楚瑜的「親民」招式,晚期馬政府出現內憂外患,內政上社會分配無法處理妥當,外交上又因「服貿協議」而引發三一八事件,這些危機凸顯了馬英九的缺點:溫和有餘而魄力不足。國民黨支持者認為馬英九的形象太過軟弱,以至於被民進黨及反對者的氣勢壓過,終於導致2014年到2016年的選情崩盤。
#柯韓崛起
拿到蔣經國遺產(秘寶)的第三個人,是柯文哲。柯文哲一開始雖然是以「墨綠」的形象登場,但其實2014年9月,尚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就曾說出:「蔣經國時代對於政府官員操守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應該成為台灣政治的典範,值得所有執政者學習」。
當時的本土派非常驚訝,因為經歷過林宅滅門血案、陳文成事件的「墨綠」人士,根本不可能肯定蔣經國,所以大家都在猜測是否是柯文哲故意講給泛藍聽的,想爭取泛藍選票。但很多泛綠人士開始對柯文哲產生質疑,成為「第一代柯黑」。
結果後來證明,柯文哲的路線就是要往蔣經國靠攏,他強調的素人治理,就是呼應蔣經國的廉政親民。柯文哲不僅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政治的典範,更在2019年香港爆發抗爭之後,建議習近平也來學習蔣經國的治理方式。
柯文哲曾經在2014年說過:「什麼是你不願意拿出去做交換的?那個叫核心價值。」後來也證實了,「尊蔣」確實是柯文哲一路走來,唯一沒有交換出去的核心價值。
柯文哲在選上台北市長之後,原本盤算大致上是:國民黨自馬英九之後,再也找不到有力的蔣經國繼承者,他可以拿到淺綠的票源,又奪取蔣經國遺產這一塊秘寶,喚起中間選民的認同,就算國民黨推派參選人,但他左右互搏,讓藍綠兩黨支持度限縮到各三成的基本盤,他就有機會當上總統。
不過千算萬算,柯文哲沒預料到韓國瑜的登場。韓國瑜原本只是柯文哲為了與雲林張榮味結盟的「中間人」身份,沒想到他到市議會備詢,跟王世堅唇腔舌戰,打出名號。於是柯文哲對韓國瑜十分激賞,還一度考慮要讓他當台北市副市長。韓國瑜也在議會說:「十六年來只有柯文哲當我是個角色。」
但沒想到,韓國瑜異軍突起,選國民黨黨主席未果,被分到高雄去「開疆闢土」,原本眾人皆不看好韓國瑜在綠營票倉能有多大作為,卻沒想到2018年5月正式參選後,鬆動了綠營的盤勢——蔡英文與陳其邁冷靜的精英形象,完全不及韓國瑜「親民」的言行,就此扭轉了18年大選的局勢。
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好像又看到了「天命」,蔣經國的秘寶,終究「後繼有人」。因此泛藍陣營甩開柯文哲,重新集結回到國民黨的旗幟底下,也拉回了一度被柯文哲吸走中間選票,到2019年4月之前,韓國瑜聲望如日中天,仿若即將接掌總統大位。
當然,韓流崛起,直接導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對撞,雙方都想繼承蔣經國的遺產,於是柯文哲開始研發原子彈,希望透過尖酸刻薄的言語,找回主流社會對於他的「經國先生路線」的肯定。
#三十年民主之路
之所以「後蔣經國時代」會維持三十年之久,就是因為主流社會一直沒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意願去處理歷史遺緒及轉型正義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的群體,就是前述戰後世代的中產階級,對自己太過自信,因此失去了從歷史、美學到甚至對「自由平等的理解」,這些概念全面反省的能力。
為什麼台灣社會在2018年之後,會出現瘋狂的「韓粉」?就是因為雖然社會思潮已經慢慢在轉變,委婉地說就是「典範轉移」。但是仍有上述那樣型態的人們,不願意直視這樣的轉變。
例如他們認為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給學生過多的自由,禁止體罰、禁止老師辱罵學生,才會「一代不如一代」,卻沒有正視到以前的威權教育,隱藏多少階級歧視與校園霸凌,造成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受創,型塑了日後一些讓晚輩很難理解的思想與性格——比方說拿性別差異、性別氣質當玩笑話,在他們成長的年代或許無傷大雅,在今日的年輕人看起來,卻是非常傷人的話語。
一直到今天,整個社會還在承受威權時期遺留的無形創傷。最終這些創傷,成為集體 引爆的「業力」。就是這些轉型不過來的人們,對於21世紀的不安與恐懼。他們擔心民主轉型、教育改革、婚姻平權及各種改革會讓社會崩潰。但事實上台灣社會越來越穩定且進步,崩潰的只有他們的家父長權威。所以韓國瑜成為他們的理由,讓他們集結起來,想要找回1980年代強權統治下的安定感。
(當然有些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因為1949年後一、二代外省移民的原鄉認同感,這樣的情感無可厚非,所以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經過2019年的政治震盪,2020年應該是個機會,蔡英文若能勝選,民進黨取得國會半數以上的席次,代表蔡英文與民進黨撐過了第一任的民意測試,未來成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繼續前進,台灣在下列兩大因素下,或許將能正式擺脫蔣經國的歷史遺緒:
1、柯韓潮流的消退
柯文哲保守性格自不待言,他經常嘲諷女性,卻不知道自己問題出在哪裡;而韓國瑜則代表國民黨尚未擺脫的殖民者性格,例如他到台東,對原住民說:「看到原住民這麼熱鬧就想唱歌,唱『娜伊路娃、娜伊亞娜亞嘿』,…太快樂了,像來到不同的世界…原住民很陽光很快樂,樂觀與希望,讓他心情都轉好了。」但是「母語仍然要在家學」。
這樣非常典型的殖民主義話語,韓國瑜卻能很自然流暢的脫口而出,代表韓的時空仍凍結在1980年的威權時代,以為國民黨自產自銷的「中華文化」還是如此光輝燦爛,還能獲得主流認同。
但從2019年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言行,在年輕人社群中屢屢被拿出來譏笑嘲諷就知道,他們的影響力正在退去,而且直接與新生代的價值觀正面碰撞。柯韓及其支持者們的主觀意識越強,越不願意反省,與其他社群之間的衝突就更加劇烈。
而在新生代看見香港「一國兩制」的悲劇之後,產生堅定的國家主權意識後,愈發質疑柯韓的「發大財」口號,於是世代之間終將一戰,假若1月11日大選結果出來,民眾黨政黨票不如預期,以及韓國瑜落選,就代表了這兩人的「蔣經國路線」是失敗的,蔣經國的遺產,不是金銀珠寶,而是核廢料。
柯韓潮流如同正常民主社會偶爾出現的民粹主義水痘,當我們平安度過「我現在要出疹」的階段而痊癒之後,或許就能相對產生一些免疫力吧。
2、轉型正義工程啟動
2018年雖然在民進黨國會優勢之下,成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但保守派的反彈很大,整個社會對於轉型正義也停留在「二二八」及「政治鬥爭」這樣粗淺的概念。所以當前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私下說出:「我們是東廠」這樣自我嘲諷的話的時候,就被國民黨拿出來大做文章。造成促轉會主委下台,而代理主委楊翠在立法院裡面,也遭受到了國民黨的羞辱。
不過至少轉型正義的工程開始了,促轉會開始進行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大多數的政治受難者被撤銷罪名,而他們的故事也開始被改編成戲劇、舞台劇等藝文創作。年輕一輩的學生,因為少了諸多歷史包袱,對於白色恐怖歷史也容易產生素樸的正義感及同情感。
有幾個相關的現象作為指標,象徵台灣社會開始接納、反思自身的歷史:2018年全聯公司一則關於陳文成的廣告,意外收到大量迴響,雖然有正反兩極的評價,但是過去禁忌的,或者刻意被冷處理的敏感歷史,能重新回到台灣人的視野,本身就值得留意的現象。另外赤燭公司創作的恐怖遊戲《返校》在2019年改編成電影,竟然形成一股潮流,震撼並感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一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成為2019年流行語之一。
另一項是對於史明的再理解,以及美麗島事件40週年的紀念與肯定。史明象徵著基進的台灣民族主義、甚至是武裝獨立革命路線,在戒嚴的年代幾乎是被當成「恐怖份子」一樣的角色。例如1990年代初期的清大獨台會事件,當事人廖偉程等,就是因為閱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獲罪。
但近十年來,史明及台灣民族主義再也不是當年的毒蛇猛獸,隨著社會的民主開放,年輕人不但樂於接受史明的思想,甚至主動扛起台灣獨立大旗——2019年史明逝世之後,上千人遊行到凱達格蘭大道追悼,即是明證。而美麗島四十週年,《蘋果日報》推出封面復刻版的美麗島紀念專刊,也收到大量正面回應,甚至是搶購熱潮。
上述這些文化現象,慢慢累積堆疊,形成了新興的台灣想像共同體。新生代的台灣人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對於族群、性別及階級的平權觀念也越來越清晰,台灣社會即將擺脫後蔣經國時代的威權幽靈,真正發展出成熟的民主社會。
#迎向明日的憲政改革
2020年元月二日,參謀總長沈一鳴不幸在搭乘黑鷹直昇機前往勞軍的途中,與侍從官黃聖航等八名將官墜機身亡。這樣不幸的事件卻緩和了因為選舉而激化的社會對立,藍綠各黨都約定休兵,共同哀悼國殤。在國家最傷痛的時刻,卻意外出現了台灣「軍隊與國家」的再理解與再認同,而參謀總長沈一鳴彷彿也成了新的「軍魂」典範。也實質證明解嚴後「軍隊國家化」的成功。
並且,今年選舉有十數個政黨參與不分區的選舉。特別是小黨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泛綠各黨都提名了不少優秀的候選人,但可惜台灣選制對於大黨比較有利,選民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自動進行棄保或配票等操作。未來我們的民主社會更加成熟、及泛藍政黨萎縮之後,或許有機會迎來新的「憲法時刻」,由社會各界充分討論選舉制度改革,例如增加國會不分區席次分配,或以內閣制的方式選出國家領導人等等新的形式。
若然,則基進黨、綠黨及時代力量等政黨,不必再為「大綠小綠」路線而困擾,可以在穩固主權的條件下,堅持自己的政治路線到底,甚至以「左翼台獨」路線與民進黨的中間保守路線抗衡。
2020年,應該是台灣擺脫蔣經國威權遺緒的一年、擺脫一國兩制威脅,重新找到台灣國家定位的一年,也是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價值的一年。
期待1月11日投票之後,台灣社會能向韓國瑜說再見,向蔣經國與他的威權年代說再見!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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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敵必救絕對是近年來非常好的政治類電影。
但是說句實話,政治類影集電影,真正的最高殿堂經典就是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Aaron Sorkin 就是因為白宮風雲一戰成名。當然,由於是一系列七季超過一百五十集,所以也不可能整體水準都一樣高。
一般公認前四季由 Aaron Sorkin 負責的水準高過五六七季,但就算平均下來,白宮風雲仍是政治類電影影集無法跨越的真正高牆。
硬要找白宮風雲的缺點,大概就是整體而言,描述的政治環境過於理想,不夠骯髒。無論左派右派,大致上都還是為了國家好,而很少那種噁心髒污的政治實貌。
但為何白宮風雲是政治劇經典? 正是因為這部作品把比較容易灑狗血的政治鬥爭某個程度拿掉了,所以更容易讓人聚焦在各類政治議題的思考上。而白宮風雲所探討的政治議題的深度與廣度,是之後所有類似的政治劇都完全比不上的。
對我而言,白宮風雲是我對美國政治議題的啟蒙教育,所以基本上我的整體政治思維更偏向自由派一點。那為什麼這幾年我常批評美國的自由派/進步派呢? 其實是因為這幾年自由/進步派的墮落實在太嚴重了,有辱了自由派這三個字。
要我做個評價,我覺得攻敵必救大概有白宮風雲的七成功力,Aaron Sorkin 的 the Newsroom 大概是六成,紙牌屋大概五成,指定倖存者大概只有三成。
今天的週末影評超級長知識啊,我都不知道有這兩部專門講政治遊說的電影,因為中國每年只可以進64部外國片,所以如果不是大片,我都要聽台灣朋友講才知道(經常被大家翻白眼)。昨天我已經在網路上找好了,今天晚上可以來看呼唬~~。
這篇很好看所以不用講太多,尤其那個第二部片,聽起來好神奇,從好萊塢混到華盛頓都混很好,美國電影界怎麼那麼多怪咖。然後因為說到政治遊說請容我趁機喊話一下:賴清德你到底是不是工商團體臥底在政府最大的 lobbyist 啊,你的遊說手段太爛了麻煩看一下片子學習一下行嗎,什麼南部人喜歡加班,是人都不想加班啦。快點下台,快點(喔對不起Lizzy我再度挾怨報復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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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師Lizzy的影視時間】
美國遊說產業之金錢蜘蛛網
──聊《攻敵必救》與《傑克老大和美國金錢》
上週金馬獎頒獎典禮,潔西卡雀絲坦穿著一襲紫色蛋糕裙禮服,與李安一同頒發最佳女主角獎,備受矚目。她今年三月在台灣上映的作品《攻敵必救》(Miss Sloane),雖然在美國票房不好,但在台灣的討論度相當高,網路一片好評,潔西卡雀絲坦飾演的主角Miss Sloane,其縝密的思緒與快狠準的策略攻防,令人邊害怕邊佩服,我都好希望自己的大腦能跟她一樣複雜,總是可以先算準別人的下幾步棋路。
每當電影裡出現遊說團體,形象通常比較負面,但《攻敵必救》劇本最突出的一點,是它特別強調其中的灰色地帶,並且不斷挑戰觀眾對主角說客Sloane的看法,每一個小轉折都是複雜的道德題,另一方面也呈現當今代議制度的問題:要成功主張任何一個立場,在其中運作的人們都得不擇手段,立意再良善也一樣。民意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協調大老私下的動機與利益安排,其他的輿論、民意與風向都可操弄。
這是一場以自利為目標的比賽、一場不斷交易的遊戲。看著《攻敵必救》的劇情發展,會感覺對這群菁英說客,議題本身從來不是重點,總之每個題目都有正反兩方,一旦跟著出錢者站定立場,只需專注使出渾身解數贏對手,贏了就得分,法律規條不過是障礙賽裡的障礙,跳過它就好。
而Miss Sloane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在槍枝管制議題站的立場,或許與大多數觀眾相同,但她手法的殘酷,還是讓人打從心底發毛,連跟在她身邊的盟友,都不知何時會中暗箭。不過觀眾心裡也清楚,在現實裡,就算想當一個好人,若不懂敵人的招數、玩不了他們的遊戲,也只能提早出局,更別想改變現狀了。
但是「遊說」的運作,真可以到《攻敵必救》那麼誇張的地步嗎?這部分一向比較神秘,局外人難窺見他們如何運作。
好在這行偶爾會有人被抓,鬧上新聞,然後會有多事的導演把故事拍成紀錄片,讓我們這些外行人可以偷瞄,例如2010年的紀錄片《傑克老大和美國金錢》(Casino Jack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Money)。本片是《安隆風暴》導演艾利克斯吉伯尼的作品,資料量相當龐雜,即使一路梳理成為兩小時以內的電影,仍會讓不熟悉背景的觀眾頭昏,且讓我用簡單的方式介紹。
《傑克老大和美國金錢》主角”Casino Jack”是美國華府說客Jack Abramoff,1959年出生的他,年輕時是雷根的信徒,積極參與共和黨活動,曾是大專院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Colleg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的主席,不過熱愛電影的他,畢業後跑去好萊塢待了十年,還擔任過杜夫朗格主演《紅蠍星》的製片!
大約1994、95年間,正是共和黨拿下國會參眾兩院多數黨之際("Republican Revolution"),Abramoff來到政治圈發展,運用各種新舊人脈,成為頂尖說客。不過,2006年11月他鋃鐺入獄,於2010年出獄。
是什麼事情令呼風喚雨的Abramoff成為階下囚?
先來看看Jack Abramoff幾樁很具代表性的遊說案子,例如:
***
在美國北馬里亞納群島自由邦(CNMI)裏頭的塞班島(Saipan)......
「等一下!」你問,「塞班島?我好像聽過?」
讓我擷取一段新聞:「吳佩慈男友紀曉波,是香港融匯資本有限公司CEO,投資礦業、環保、房地產與博彩,並坐擁賭場酒店以及耗資百億的澳門金光大道,之前紀家還投資31億美元在塞班島打造博彩娛樂王國,足見紀家的確家大業大。」(來源:鏡周刊)
「喔喔,想起來了,請繼續。」
塞班島當年有許多規定都可以與美國本土相異,包括勞工權益與基本工資等等(但近年因醜聞導致相關自主權已被收回),因此某些亞洲血汗成衣廠,在那兒得以使用超級便宜的外來移工,又可正大光明將商品貼上「美國製造」的標籤。
這些移工光為了拿到工作就得先負債,以頭幾個月薪水還債,之後才能把極低工資存下來,生活水準近乎奴隸,懷孕的工人會被逼墮胎,許多女性只能去當妓女才能存夠錢回家。
Abramoff負責的遊說公司,收著大筆來自血汗工廠的錢,負責確保客人持續獲得美國勞工/移民法案的豁免,當外界人權團體質疑勞工狀況時,Abramoff安排了大多由共和黨政治人物組成的代表團去「考察」——住五星級飯店、打高爾夫球,回美國本土說謝謝大家關心,塞班島很棒喔,沒有人權問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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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moff也受某個經營賭場的印第安部落(姑且稱為部落A)之託,要讓隔壁州的部落B開不成賭場,Abramoff找來朋友Ralph Reed幫忙,此君之前是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領導人,他集結了一些保守基督教徒,在該州舉辦活動,反對墮落的賭場,製造輿論壓力,再加上政治操作,最後成功讓部落B開不成,鄰近的部落A之賭場繼續賺飽飽。但這活動也很不巧地,造成同一州部落C經營的賭場關門大吉,於是Abramoff說服部落C付他數百萬美金來影響政客,讓賭場重新營業。
(所以,賭場到底墮不墮落?看來是......若在裡頭賠錢就墮落,若是賺到錢的一方,好像就不那麼墮落了,對吧。)
***
後來Abramoff用可疑手法(牽涉到假造高額轉帳紀錄)與Adam Kidan合作將公海上的賭場SunCruz Casino買下,前老闆Gus Boulis不願離開,然後就在車內被射殺,黑道style。
(看來,喜歡電影的Abramoff把自己周圍的故事搞得越來越像電影。)
***
其他還有各種大大小小事件,例如找個救生員來擔任他們所開設「智庫」的人頭執行長,或是幫馬來西亞政權安排與小布希會面等等。整部紀錄片看完,讓我覺得虛構的《攻敵必救》挺保守的呢。
那麼最後Abramoff栽在哪兒呢?主要是那些印第安部落。Abramoff貪心過度,收費高昂,終究令部落懷疑錢都用到哪去了,於是開始合作,調查、收集與分享資料並反擊,甚至有同行眼紅於Abramoff的收入實在太高太離譜,因此透露線索給媒體。華盛頓郵報開了第一槍後,上頭也開始調查賄賂、未經允許的遊說活動、與其他不法行為。
最令人傻眼的是,Abramoff很愛寫電子郵件,留下很多證據,而且信裡常把客人稱作笨蛋(morons)、猴子(monkeys)、原始人(troglodytes)等等。
最後,Abramoff因與印第安部落及SunCruz案件有關的罪行,被判將近六年的刑期,服了四年,於2010年出獄。
整件事給我們的啟示是,骯髒違法的事情不要這麼大喇喇留證據,尤其當你要罵客人的時候,請不要寫進電子郵件。
言歸正傳。像Jack Abramoff這樣成功的說客,是在販賣政治人脈、媒合客人與政策來賺錢。只要他能持續有好生意、從利益團體那邊拿大錢,那麼不用Abramoff去求,也會有很多政客想和他合作,因為競選花費實在太高,每個民意代表都需款孔急。
在這些金錢與政策的媒合裡,居間牽線的Abramoff,自然也很容易巧立名目、開很多口袋來裝錢給自己,外人根本摸不透。看著《傑克老大和美國金錢》裡面涉及的錢,我都不知道這部紀錄片是警世作品還是徵人廣告了。
在美國,遊說是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它的出發點很有道理,是為了讓人民受到不公平待遇時,能夠有權要求政府改正。華府的遊說組織,當然不是都在幫菸草、槍枝、賭場、酒商等等提出訴求,也有很多組織是為了人權、老年福利等等可說比較「良善」的訴求在進行遊說。
我認為「遊說」本身不是問題,每種團體與訴求本來就需要上達天聽的管道,總不能每天等著攔轎喊冤。
真正的問題是政客要錢,很多很多錢,才能在政治圈繼續混下去,《傑克老大和美國金錢》提到,這些年來華盛頓最不為人知的真相,是議員不管是否在選舉季,每週每天都在想辦法要錢。更何況,誰不想被好好招待呢?如果某些利益團體願意花錢透過遊說公司來想辦法「款待」政客,誰不想享受高檔旅遊與美食呢?
所以整個遊說產業,像金錢蜘蛛網一樣把政客黏在網上跑不掉,政策與法條成了商品,擺在架上讓錢最多的人選擇,政客幫忙去執行以換得金錢,沒有太多空間能在意訴求內容。只要競選費用保持在高門檻,政客就幾乎只能為錢做事。但若直接把競選費用設置上限,也不是好辦法,這樣恐會令現任國會議員的地位更難被挑戰。
坐完牢的Abramoff倒是有些好建議,他出獄後出了回憶錄,該書最後一章標題為「通往改革之路」,提出幾個消除賄賂與貪污的提議,例如終生禁止國會成員與助理成為遊說者、國會議員應有任期限制等等。這些聽來的確是比較實際的作法,果然是專業的!只不過,立法權畢竟掌握在國會手上,若想改革,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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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美國,回頭瞧瞧台灣,今年的台灣電影,比較有牽涉到政治的部分,如《大佛普拉斯》、《血觀音》,甚至是《台北物語》,都將政治圈裡的金權糾葛描述得很令人倒胃口,充滿醜陋殘酷又讓人崇拜不下去的角色,這大概也反映了台灣民眾對政治圈的厭惡與極度失望。我想,不管政治制度為何,每個國家都有一本難念的政治經哪。
教育改革的正反面評價 在 黃傑龍 Simon - 窮富翁 好人好事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聲明,全文如下:
港大校委會於2015年9月29日舉行會議,根據其中一位委員披露,會議上有委員對陳文敏教授提出不少質疑。本聲明旨在表達港大法律學院對這些不公評價的嚴正反駁。
陳教授一向被公認為香港公法及人權法方面的著名學者。他在1999年成為港大法律系系主任,之後任職法律學院院長。港大早於1998年時,便根據他獲國際承認的學術成就,並經過嚴謹的校外專家評核程序,提升他為教授(正教授 ,即Professor)。在2002年,他當選為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港大於2005年改革其院長遴選制度,院長通過全球性招聘,然後由校方委任為全職院長。陳教授在有競爭性應聘的情況下,獲遴選委員會推薦,以全職身份,續任法律學院院長一職。
有猜測認為陳教授之所以能成為法律學院院長,純粹是因為他是一位好人,這是不全面的。陳教授無疑是性情敦厚,但同僚對他的認同及尊重,乃基於他在法律學院所展現的優秀領導及管理才能。他為法律學院訂出願景,就是希望本學院能為香港提供高質素的法律教育,於香港推廣法治精神,並成為一個匯集西方法治、中國法治及國際法的卓越研究中心。他憑著卓越的領導才能,鼓勵同僚為達致這一願景而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他個人的品格及情操,令他備受尊重。陳教授在任院長期間,亦不遺餘力地去推動和加強港大法律學院與中國內地及海外大學的學術交流與聯繫。而法律學院更於他在任院長期間在世界大學QS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名列前茅。
陳文敏教授於2003年獲委任為名譽資深大律師,這印證他在香港法律界的崇高地位。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第31A條第4a款,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在諮詢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及律師會會長之後,委任香港任何大學中曾「對香港法律作出傑出貢獻」並擁有大律師資格的教學人員為名譽資深大律師。至目前為至,陳教授是唯一獲得此殊榮的法律學者。
港大法律學院榮休教授、前包玉剛公法講座教授及曾獲香港大學卓越研究成就獎(此為香港大學最崇高的研究獎項)的佳日思教授(Professor Yash Ghai)得知校委會的決定以後,主動發信我院表達其看法:
「本人對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教授為港大副校長一事感到震驚。⋯
我在港大法律學院工作期間得與陳教授共事,同為公法領域的教授,我亦有機會於幾項研究項目中與他合作。陳教授更是一位優秀的大律師,曾參與香港多宗重要的憲法性及行政法案件的訴訟。
關於因他沒有博士學位而未能勝任副校長一職這一說法是荒誕的。世界各地一些一流法學教授或學者未曾獲得博士學位。當年我在牛津大學及哈佛大學就讀時,我的老師當中沒有一位擁有博士銜頭!⋯
我曾與陳教授合編兩本書。第一本是關於香港的人權法,著於香港立法局(現稱立法會)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後,而另一本則關於香港終審法院在基本法生效後所處理的居留權案件。陳教授負責編輯此兩書中大部份文章,亦與我合著一章,他自己又另寫一章。他為上述第二本書編審中文文章,並主筆一章。兩本書俱獲好評,並如大部份優秀著作一樣,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兩年前我與楊艾文教授合編一本關於香港終審法院成立頭十三年、即當時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任內的司法狀況的著作,陳教授為此書貢獻了一篇有關公法的精彩文章。 歷年來,他也在本港及海外的著名法律期刊發表論文。⋯
此外,陳教授又不時於本港報刊就香港的法律議題發表專欄文章,藉以教育普羅大眾及引起討論,這亦是一位傑出的法律學者及教授應做的工作。他於香港法庭以大律師身份參與案件訴訟,並以學者身份就香港法律發展著書立說,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作為一位優秀的法律學者,陳教授成功地與本地的司法界及法律界發展良好的合作關係,他並透過親自參與訴訟及進行法學研究,為香港法律的發展和改革作出重要貢獻。
有指陳教授獲選為法律學院院長,全因他是一位「好人」,此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陳教授無疑是一位好人,但他成為法律學院院長之前,已經是法律系系主任。他的領導才能為同學及老師有目共睹。在選拔院長時,我們深信他的卓越能力,可以有效領導法律學院的學術發展、籌款工作以至其與司法界及法律界的良好合作關係,我們並認同他立志於將本法律學院發展為卓越的法學研究中心的願景,因而對他投下信心一票。在他任職我們法律學院院長的十多年來,他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任,他完全滿足了我們的期望。⋯」
本學院希望透過這份聲明以正視聽:陳文敏教授於其學術專業領域內是國際學界認可的優秀法律學者。基於其願景、領導才能、操守及對法律教育的熱情,尤其是基於他過人的能力,陳文敏教授被委以港大法律學院院長此重任。我們曾有幸得他掌舵。
無論前路如何,本學院將恪守其使命,繼續維護香港的學術自由及法治精神。
傳媒查詢,請聯絡港大法律學院張頴詩小姐 (電話︰3917 2919/ 電郵︰scarlettecheung@hku.hk ) 。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2015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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