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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景美人權園區只能是白色恐怖歷史場景
文／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
人權絕對是普世的重要價值。#國家人權博物館 是因有前輩們的性命才能換來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與 #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 的設立，有多少前輩、家屬，在兩個園區哭泣、憤怒、大喊不正義，當 #轉型正義 根本尚未成功之時，人權館主事者竟敢在不義遺址上就這麼輕鬆地說聲：「我們要做現代人權議題」嗎？
本會重申，我們從未阻止其他人權議題的推廣。但是緊鄰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旁，從前也屬於景美看守所一角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未來新館腹地，完全不適合以任何普世人權議題來淡化白恐歷史，保存完整的白恐歷史和遺址是完全不能退讓的底線！！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睇片】柏拉圖為他老師而寫的《蘇格拉底之死》，紀錄了蘇格拉底為哲學而死的故事。面對不義的政治審訊，蘇格拉底非但沒有委曲求存，甚至有多次逃過死劫的機會，他都沒有逃避而選擇堅持提問。今集《蘇格拉底之死》堪稱已讀不回史上最大規模製作，且看MK老師如何與鄧小樺擦出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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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七人案：驚世審判》故事描述1968年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辦了全國代表大會，反對徵召年輕人投入越戰的抗議人士紛紛前往芝加哥準備展開和平示威遊行，不料一場意外掀起了警民激烈衝突。七位來自不同組織、抱著不同理念的年輕人，卻遭到美國政府刻意控告煽動叛亂罪，他們在堅持自己理念、努力證明清白的同時，還得承受官僚體系的惡意操弄，從彼此學習接納不同立場的聲音到一致對抗腐敗又保守的國家機器，絕不妥協。這場審判在當年美國掀起一場輿論風暴，不僅被媒體冠上「政治審判」的標籤，美國政府執意起訴抗議人士的作為，更遭到全民唾棄，於是，只要每次開庭，場內外必定響起「全世界都在看！」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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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說謊，機關算盡，用五年時間，令九子罪成。修訂逃犯條例，大陸「洗頭艇」制度化。反送中惡法，十三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怒吼，為入獄四君子打氣。香港獄中四位君子，人愛親共攞著數，我愛古道照顏色。(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送中 #逃犯條例 #大劉 #八三一方案 #佔中九子案 #三權合作 #廿三條 #雨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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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4月30日 星期二下午5：00
根據宋朝邵康節的《周易方圓圖》，今年己亥豬年的值年卦是天雷無妄卦。
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今年審結，九子全被判罪名成立。香港人不會忘記，九月廿八日黃昏，下午六時，梁振英政府向學生發放八十七枚催淚彈，引起全港市民趕至現場保護學生。
那天928，得卦天澤履卦二爻動，卦變為天雷無妄卦。
九子罪成，上周三判刑，九人中四人即時入獄，得卦天雷無妄卦。
無妄卦的卦辭這樣說：
無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做到無妄，就合乎天道，天道當然是元亨利貞的。
天道無妄，但人心就容易有妄念了，因為各有私心，各有計算。
其匪正有眚，假如你有私心，本來無妄的元亨利貞你做不到，有妄念妄想，立刻有眚，人禍來了，不利有攸往，不能再往前走了。
政府機關算盡，用五年時間，令九子罪成。另一個心機又到，修訂逃犯條例，將大陸的「洗頭艇」制度化，北京點名，香港交人。香港的司法獨立，再保障不了這裡的任何人。
十三萬香港人，在剛過去的星期日走上街頭，對坐政治獄的四君子打氣，對林鄭政府怒吼。
政府說謊。
在修訂後的引渡條例，香港法庭是不能把關的。
大陸點名要人，香港法庭的角色，只是一個EO文員，點齊所需的文件，便要發拘捕令、扣留令，對指控的罪名和案件，不能置喙。
什麼人最受影響？
幾十年來跟隨中共政策的港共吧，他們應人人自危。
然後到過去及現任的公務員。
當然還有做生意，在大陸開廠，又攞過著數的有錢佬。
然後到每一個香港人。
理論上，只要修訂條例通過，不只是大劉，香港應該人人自危。因為看得到的是險，看不到的，也是險。
在《周易》四大難卦中，這叫習坎卦，是《周易》第二十九卦。
上卦是坎，下卦也是坎，外在是坎，內裡也是坎。
坎為水為險。
習坎卦，是人生四大難卦之一，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習坎，習為小鳥練飛之象，屢仆屢起，人生在世必遇險難，我們就在險難中學習奮鬥生存，這就是人生必修的道場。
習坎的習，也是先要習慣坎險，不懼怕慌亂後，再觀察險中情勢，不斷學習，進而巧妙地利用坎險，由被動轉為主動，扭轉形勢，這也是人生關鍵的一課。
十三萬人上街，除了對惡法怒吼，也對入獄四君子，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黃浩銘的敬禮。
習坎卦第四爻，就是一個典型政治犯的經歷。牢房中一方小天地，昏昏黑黑的，這是習坎卦中最長一支爻辭：
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
六四這個政治犯，即大有來頭的人物。
樽酒簋貳，是形容政治犯的身份，在政治牢那還有酒有飯，所以說，用缶，用缽盛著水和食物。
用缶是羞辱他，但他本人可以當做樽酒簋貳，我們廣東人說的一盅兩件，你羞辱我，我甘之如飴。
納約自牖，這麼粗糙的飲食，是從囚室的小窗洞塞進來的。
終無咎，低調忍受一切橫逆，最終可以無咎，無遺憾的。
六四爻變為澤水困卦，單憑他一人之力，仍是困頓，坐困愁城。但六四最大的支持力是上面的九五。六四上承九五。九五是君位，一個社會，什麼人是君？是人民，是民眾。
只要六四九五兩支爻齊變，便成雷水解卦了。解除險難，不能單靠戴耀廷他們，還有香港人，兩爻齊動，才能解，才能終無咎，才能為香港解除險境。
中國歷史上，坐政治獄而完成大成就的大人物很多，我們說的《周易》，就是周文王當年被紂王囚於羑里七年而完成的；太史公司馬遷，也是入獄而成《史記》。
另一位家喻戶曉的人物，是南宋末代宰相文天祥。宋亡，他在元大都的獄中，度過三年，不降而死。他在獄中完成《正氣歌》，內中一口氣列舉歷史上十二位哲人義士，憑一口正氣，奠定了中華文化的價值傳統，這十二哲人：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
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今日簡單介紹十二賢人，支持香港獄中四位君子。文天祥《正氣歌》的結尾是這樣的：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對，人愛親共攞著數，我愛古道照顏色。
佔中九子雖罪名成立，卻沒有犯法。人大八三一方案觸發佔中，什麼是人大八三一方案？八三一問卦又得出什麼？做人做事的大原則，不因為黑暗時代而扭曲，不因黑暗隨波逐流，助紂為虐。(完整文字版將會在節目後上載至易經講堂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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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9年4月9日 星期二下午5：00
佔中九子案今日判刑。
其實，你我都曾經參與這場社會運動，我們是否都有罪？
細看這九人的背景，都是社會菁英，他們應該安安樂樂享受中產品味生活，為什麼他們要走上街頭？
葛珮帆之流會問：
佢地係咪犯法先？
犯法就應該判罪，香港係咪法治之區先？
九人中大都是大學教授、牧師、大律師、前立會議員、社運份子，他們大好前途，為什麼犯法？
佔中九子沒有犯法，觸發香港人佔中的，是人大八月三十一日公佈的八三一方案。
什麼是人大八三一方案？大家可以上網翻查新聞資料。它違反了鄧小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它踐踏了《基本法》。
有良知的香港人嘩然，直接導致了九月二十八日的催淚彈衝突，梁振英政府準備血洗金鐘，佔中運動開始。
年輕學生用身體抵擋亂揮的警棍，用雨傘抵擋催淚彈的襲擊。香港成年人在直播新聞看見場面，大家蜂擁出金鐘，保護香港的下一代良知血脈，佔領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八三一是什麼東東？
用《周易》先天數取卦，八為坤為地，三為離為火，一是初爻。
得《周易》第三十六卦地火明夷卦，初爻動。
上卦地，下卦火，明入地中，太陽藏在地底，大地一片漆黑，邪惡壓制了正義，光明受到了傷害。
明夷，即誅滅光明。
卦辭說：明夷。利艱貞。
只有三粒字。
在誅滅光明，大地漆黑的時代，利艱貞。
艱難的時候，利於貞。貞者，正也。
做人做事的大原則，不能因為這個黑暗時代而扭曲；或者，黑暗隨波逐流，助紂為虐。
八三一，是地火明夷卦初爻動。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三日不食，《禮記》記載，國君喪亡，三日不食。國君沒有盡責任，等於死亡。
明夷無君，這是《周易》的微言大義。
人大八三一方案，對香港人的影響，就是地火明夷卦的處境，第一爻的位置。
明末學者黃梨洲，眼見滿清入關，中華文化的血脈要毀於一旦；他要為往聖繼絕學，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檢討中國歷朝政治得失，得出一個結論，傾舉國之力，供奉一家一姓，中華民族只能永沉淪，帝制不除，民族永不復興。
他寫成《明夷待訪錄》，直接了當，指出政權的合法性，在於治亂之別。
他用地火明夷卦作為書名，期望光明再現。
佔中九子判刑了，他們犯了什麼法？
《論語》微子篇第十八，第七章，記述了孔子弟子子路的一番大丈夫說話，他解釋了佔中九子的行為。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
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著孔子周遊列國的車隊，某次落後了，脫了隊，見到一位老人家，用擔挑抬住些竹籬，子路急問：
有冇見到我老師他們呀？
誰知老人家一句頂回來：
什麼老師？
四體不勤，不穀不分，淨係得把口那些？
我唔識你的乜嘢老師喎！
講完低頭除草。
子路給他的氣勢攝住，拱手站在一旁，等他忙完再問。
黃昏日落了，老人家知道子路無處落腳，就招呼子路回家過夜。還劏了雞款待，叫了兩個仔出來陪客。
第二日，子路搵返孔子，報告經過。
孔子一聽，知道老人家非常人也，叫子路回去找他，請教濟世之道。
子路返到昨晚老人住處，但見人去樓空，原來老人全家搬走了。
子路對著空房，講出一番莽莽蒼蒼，亂世大丈夫的道理。
一個讀書人，有學問有能力，不出來服務社會，是不義的。
家庭有長幼的倫理，社會有社會的秩序。人倫的倫理，固然不可廢，國家社會的責任，又如何能廢呢？
為了潔身自愛，不和俗世合流，把自己搞得好似好清高，但把時代的人類倫理搞亂了。
人，於時代是有責任的。君子出仕，走入社會，不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富貴，只是為了貢獻社會，行其義也，做該做的事而已。
至於理想，不能實現，其實，心裡早已有數。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我們今日看著佔中九子判刑，應該明白這個背景的來龍去脈，源頭在誅滅光明的人大八三一方案；導致香港人公民抗命的，是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踐踏《基本法》的北京政府。
佔中九子，沒有犯法，君子出仕，行其義也。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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