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經有一瞬間將不可能化為可能 | 盧斯達 on Patreon】
起來聽到幾十個參與初選的人，報到之後就要直接上庭，控告串謀顛覆國家。當中有很多是老認識，有一些則是近年新認識。其中一個是鄒家成。當初是否參加選初，很多 2016 年以來的朋友，都反對，理由不外乎是泛民有份的，就認為自己要抵制。
關於初選，當時和現在我都是想，測試一下在反送中之後香港選民對於泛本土派的接受程度，亦無不可。鄒家成要去初選，但我之前不知道他，對於外面是否會投票給他，自己心裡也沒有底，但他還是堅定地去，後來也贏了，為他和很多人的信念爭了一口氣。事後我內心有點慚愧，覺得自己過度悲觀，也對他和香港人不夠信心。他和很多新人一樣，即使只是一瞬間，也向我證明了不可能可以化為可能。
我們是過度悲觀，有時陷入犬儒。因為每一屆選舉，都是現實的折磨。選舉一向是被設計好的，你外來人去玩，多數是荊棘滿途。選舉結果會不斷告訴你，你是極少數人，你的信仰和主張在現實社會根本沒有多少受眾。雖然中國不願意繼續看見香港一直選舉下去，但在我們的角度，選舉也是一個和光同塵的社教化，一個不見血的暴力制度。近來有網友分享社交網絡的「當年今日」，又看見梁天琦那次補選的恩怨。當年他和他的支持者，即是我們，多麼渴望那個那個微小的象徵勝利，想為那幾年受過的困，吐一口污氣，但結果當然是悲喜交集。當時大部份人都會認認真真地說，如何不能分化、讓泛民先上，你們安心等機會，還是會到你的。
當然是不會等得到。我不認為當年投泛民的朋支就是自己的敵人。即使是同胞，腳步的速度還是會不同。不過大家速度不同，時間久了，又想不通，只會由悲涼化作悲憤，當中又有微隱的寂寞。為甚麼我們的時代永遠不降臨呢？事情還不改變呢？以至事情真是改變時，反而感知不到，悲觀過度，反而看不到真相。選舉令人慢慢接受現實是不可能改變，但也是選舉令人發現，原來有些事情會改變。
幾日前在網上看到曾經是紅衛兵後來轉變過來的顏純鈎老先生說，泛民最好合為一個大黨，因為民主運動沒有指揮不行，會被逐個擊破。又指「民主派骨幹應該有一點自信，不能被運動中的部份激進派綁架，一說到大台就大驚失色，一說到領導就有犯罪感。那些拒絕大台的人，就讓他們拒絕好了，你把大台建起來，如果能凝聚民意，團結手足，能有戰爭力，那些懷疑大台的人，慢慢會解除疑慮來參加。」
當然很多人會說，這又是重建大台、包攬社運、爭取權力的思維，我覺得顏先生就是太過古道熱腸，只看到理想層面，他不一定知道或經歷過香港民眾和年輕人苦苦跟「大台」鬥爭的日子，那心路歷程是少數的自己的私人心理史，那些人肯定會很反感，但多數人的暴政不會長久成功，現在的無大台模式，是基立於對社運界以前長期封閉的反應之上。就算是絕對溫和的佔領行動，也大致分為金鐘和旺角，金鐘裡面中老年人和雙學為了退場與否，也曾經鬧得很僵，後來才產生所謂無大台的自然組織機制。無大台三個字講多了，令外人以為香港真是無組織，海外的白人左翼都這樣看，很自然，因為他們沒有親身考察。
所謂無大台的時候，其實也有千千萬萬個小組織，有些組織是只存在於某一天示威的工作組，並不是沒有指揮，只是政出多門，自行游擊。以前香港政治氣氛不同，自然有人總理全局，成為精英社運領導一般人的生態；後來素人對政治越來越有興趣，組織架構亦隨之改變，通過多少人參與，甚麼議題就成立的原始民主去走，只是喚應時代，自然變化。
當然如果有人具足夠號召力，建了一個組織，又沒有被打死，相信亦沒有甚麼不好。只是顏先生也代表了黃絲的典型心態，也就是遲了我們幾年才感受到的寂寞。整個社運界幾乎被抓光了，我們感到恐懼，也感到寂寞，也失去方向。失喪者很容易因此要自己找一個領袖出來帶領自己，好消減寒冷感，就算領袖帶領不了，當下也是溫熱了一點。這就像猶太人自己選了一個君王出來、也曾在曠野自己膏立了一頭金牛。
我明白這種感受，只是多年來的教訓、現實的鐵拳，令我們發現其實世上沒有英雄，領袖也是人，他們也跟我們一樣無能和有軟弱。最後我們發現不是要打倒金牛，因為金牛怎樣都有，而且很多，最重要的還是教育自己不要迷信，欣賞領袖的好，也理解領袖也是人。因此人們對領袖和領袖的想法就改變，他們不會再對領袖太過呵責，但也同時失去了對領袖的迷信。不再迷信領袖，是人民對自己嚴格起來、擔付自己命運的結果，不是倒退，而是進步。寂寞是肯定是每日的課題，但不要被寂寞驅使自己簇擁在偶像的足下。人與人要同行，但強設指揮和被指揮的關係，只會內耗，還產生更多內部爭端。傳承是要的，但要傳承心，而不是形。
特別是旁觀著年輕的領袖們、嘗試理解，他們都是被迫挺身而出，不是三頭六臂，我不能要求他們帶領其他人拯救世界，或者指出香港的解決之道，根本沒人做得到，但他們曾有一刻，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就已經足夠影響其他歷史。事實上人們只好見縫插針，如水生存，但在寂寞的時候，人們最需要的也許不是組織，而是支撐下去的精神，那是精神領袖獨家提供的，而我們也慢慢有了一些精神領袖。這也是組織，不一定是要有個名字、有個地址、有一些義工才是，那是14年之前香港的情況，但由於北京情況已變，香港自己回到 14 年以前，亦無補於事，反而變成用舊的方法應對新情況，更壞。
無論如何，不管是家成還是其他人，同樣在絕望和困境中的他們，仍向我們展示了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瞬間，就這一點，我感激他們。這火我們臨危接下了，它必定不會在我們手中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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