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新冠時代大變革與大趨勢系列
對抗疫情不平等：從精確紓困到創新福利國家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報系資料照。記者曾吉松／攝影
在全球傳染病（COVID-19）的疫情仍未有效緩解之際，流行病對於貧富差距的影響也成為輿論關注的議題之一。「科學」（Science）雜誌在五月十四日刊登的一篇特稿指出，流行病對全球或國內貧富差距的影響相當複雜，長期歷史研究發現，規模最大與最嚴重的疫情，特別是當窮人與富人同時大量受害，導致財富累積中斷，例如股市與房市崩盤、有錢的年長世代大量死亡，可以造成「大夷平」（Great Leveling）的效果：疫情越嚴重，越能減少貧富差距。著名的實際案例就是中世紀末歐洲的黑死病與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
當然，這只是疫情失控的副作用，就算關注貧窮或階級問題，通常沒有人會為了減少貧富差距，故意擴大全球疫情，好讓資本主義崩潰或引發革命。
流行病可能造成第二種情況，則是導致短期貧富差距惡化。天災風險研究稱為「社會脆弱性」（social vulnerability），公共衛生或醫學研究有類似的概念「易感染性」（susceptibility），通常指影響人們受災或感染的社會、經濟或身心條件，如疫情裡的健康不平等。在個人層次，中下階級或低所得家庭、因族群或膚色受歧視者、照護家庭的女性、身心健康狀況造成行動能力障礙者，受災風險較高；在總體層次研究中，前述弱勢群體透過居住地點、醫療、教育、住房或公共工程品質差，或公共交通不便等中介因素，也會提高受災機率。總之，天災或疫情可能侵害某種弱勢族群，導致貧富差距惡化。
台灣在疫情爆發之初也呈現了社會脆弱性。在ＳＡＲＳ與這次疫情中，除醫療人員外，醫院外包清潔工、白牌計程車司機、兩岸工作移民、東南亞家務移工、大樓保全人員、特種行業女性工作者、與磐石艦水兵等，都是職業跨境移動與不平等導致防疫漏洞的例子。
從前述研究可知，「大夷平」通常是在抗生素與疫苗發明前的瘟疫，當時醫學無法確認傳染病源，沒有安全飲水、社交距離、口罩等阻絕人傳人的方法。「科學」雜誌特稿指出，這次疫情似乎更類似後一種情況，也就是侵犯弱勢群體，導致受害者所得減少或破財消災，以致貧富分化。
在台灣近年來的天災與瘟疫歷史上，極少出現「大夷平」效果，以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地震、二○○三年的ＳＡＲＳ與二○○九年的莫拉克風災來說，對全國貧富差距幾乎沒有影響，災後貧困出現在少數災民群體，政府補助款針對受災戶而非普遍發放。筆者研究顯示，補助真正的災民才能減少貧富差距。而且，前三次災情的兩到三季之後，都出現過Ｖ型的經濟反彈。
這次我國政府與公民社會合作之下，有效限制疫情，國內經濟情勢相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有錢人與做工的人一起拿補助款，彼此的貧富差距不會消除。針對受害者進行「精確紓困」，才是減少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雖然日前政府紓困有資訊與技術困難，但是政策方向沒錯。
不過，如果全球疫情難解，引發大蕭條或戰爭風險，情況走向「大夷平」，危機就是轉機，我國紓困政策要隨之加碼，甚至考慮長期產業轉型與創新契機。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兩度明顯擴大，都與經濟蕭條有關。第一次是二○○一年資訊業泡沫化所致，接下來十餘年台商資本西進中國大陸，非典型工作增加，使年輕世代成為高失業率與低薪的「崩世代」，之後引起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
繼二○○一年之後，台灣第二次貧富差距惡化，來自二○○八年全球大蕭條，影響擴及中小企業，兩岸三通與ＥＣＦＡ更使得低薪服務業，例如旅遊、餐飲與運輸等依賴陸客。隨著民進黨上台，中共以減少陸客自由行與團客來威脅，相關產業民眾收入減少，加上年金改革衝擊，引起二○一八年的民粹政治「韓流」。
近來美中貿易戰持續，迫使依賴中國大陸廉價勞工的台商回流，加上疫情在武漢與東北反覆爆發，恢復全球化與兩岸開放已是迷夢，民粹政治即將退潮。台灣政府與民間應藉機改善健保，推動公共托育、智慧長照與產業升級，創造就業等，建立下一代兼顧健康與公平的「創新福利國家」。（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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