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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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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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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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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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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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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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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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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二○○三年自由行開通，據稱是應香港之需，打「經濟續命針」。注射十幾年，香港雖然活了下來，但用藥過猛，而且有藥物慣性，副作用暴露無遺：交通擁擠、藥房滿街、拖篋黨橫行、水貨客成軍，名店租界勢力無邊膨脹，趕絕本土小本經營，香港人對自由行遊客的情緒反彈，變質為敵我對立之「光復行動」。

「光復」二字，震動中國網絡，引起中港罵戰，大陸來港「遊客」即時下降三成。但理性一點，每年六千萬「旅遊」人次，本來就有四成「一日遊」的泡沫人口。樓價如果有泡沫，香港的「旅遊業」一樣有泡沫。樓價如果「過熱」需要梁班子來「壓抑」，純由經濟學角度，可不可以科學地說，「光復行動」一樣在協助「調整旅遊泡沫」？

香港的「旅遊業」下滑，再正常不過。當中國遊客在曼谷機場晾胸圍、在佛寺外的洗手盆洗腳、在韓國梨花大學被指為拍裙底春光，日本和英國，都放寬了對中國遊客的旅遊簽證，當趣味的「花邊文化新聞」大量在香港以外的國家湧現時，如果理性客觀，由學術角度思考，就會知道，大陸購物客的「市場選擇」其實非常多。

自由行對消費物品的要求（Consumer Demand）出現多元的結構變化時，上水元朗有沒有「暴徒」踢皮箱，或三歲小女孩哭不哭，香港的「旅遊業」數字，也必然出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式的下跌：因為上水雖然有奶粉，畢竟沒有日本製能自動噴水的電子廁板；元朗有超市，但沒有得整容。但從醫學的角度，「光復行動」類似抗藥反應，但凡用藥必然有毒，何況用量如此之高，這就令人反思，如果使用「自由行」一向節制，或許就不會導致香港今天這樣全身中毒的局面出現？財神不來了，鈔票蒸發了，像香港早年的喜劇「富貴迫人」的劇情，清茶淡飯，一家和睦，勝過人為財瘋，這點領悟，香港人還是有的。

伊斯蘭國恐怖份子襲擊突尼斯博物館，並揚言會炸毀獅身人面像與金字塔，一時全球旅遊業蒙上陰影。

「旅遊」（Tourism）跟「旅行」（Travel）不同，旅遊是二十世紀末期後掀起的全球消費，歐美的遊客去希臘半島和芭提雅，是為了一個「假期」，「旅行」卻不同。旅行是冒險、探索、獵奇。十九世紀有許多偉大的旅行家，如發現新加坡的萊佛士、喜馬拉雅山最高峰的額爾菲士，這個品種，到二十世紀還開出一個「沙漠梟雄」羅倫斯，旅行家不但能改變世界，而且能開創歷史。

二十世紀西方的沉淪，由此一角度看，可以說是「旅行家」漸少，而遊客漸多。然而，轉入廿一世紀，卻又由於西方經濟的沒落，旅遊消費，重心東移，中國人擁有大量資金，先出現了「中國遊客」，繼而是「中國購物客」。當此一消費狂潮愈趨偏激，在香港鬧市，卻又出現了「拖篋客」。

由「遊客」至「購物客」，由「購物客」到「水貨拖篋客」，經中國參與世界之後，旅遊的定義，又一次經歷了「華麗轉身」，只是這一次，在世界各地，國際人士對中國人的消費行為產生巨大的疑惑以至反感。他們以為：二十世紀最富強的美國，輸出遊客，最多只在曼谷的佛寺穿一對波鞋、一條運動褲，戴一副黑眼鏡四處張望，為何中國遊客卻在佛寺外的水池洗腳、在機場晾曬喜氣洋洋的大紅胸圍？

「旅遊」的質變，剛好遇上伊斯蘭國恐襲的逆鋒，然而，歐美卻有大量的 Budget Flights，中國食品缺乏衛生保障，中國人外出的購物潮，也威脅到歐美紐澳居民的基礎民生。全球的旅遊，由經濟行為到社會學，至此來到了一個巨變的臨界點。此一巨變，與網絡高科技一齊席捲全球，對自然生態和人性道德的衝擊，有深遠的影響。

香港只是一個追求增長數字的經濟城市，至今仍執迷於「內地遊客」為香港經濟帶來的好處。正如李光耀的成就，在香港只為一般人瞎子摸象式的論述，而鮮能觀仰其全局，香港每年六千萬的「遊客人次」，若不以全局論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豈非自欺欺人地暗藏危機？

（CUP Magazine 159 期四月號《旅行的異義》經已出版，各書報攤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