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說她從來沒有夢見過我爸。
當我告訴她,自從老爸過世以後,我曾經夢過好幾次他時,我媽便用一種有點不好意思的口吻,向我揭露這個事實。
其實不只是我媽,我的姊姊們幾乎也很少夢到我爸。於是,家人們很自然的解釋就是:「可見爸爸最放心不下的還是你。」
終於,我爸走進了我媽夢中的那一天,他挑了一個很微妙的時間點。
那是在他過世一年多以後,我媽和我大姊、姊夫、外甥女一家人,一起來日本,我們去輕井澤旅行的那一夜。
在幽靜的歐風民宿過夜後,翌日早晨,當我們吃完豐盛的早餐,大伙兒在草坪上散步拍照時,我媽突然用一種平淡中帶點故弄玄虛的口吻說:「跟你們講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從來都沒有夢見過你爸爸,可是,昨天居然夢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忍不住笑了出來。大家的疑問是,為什麼並非過去的任何一天,而恰恰好是昨天晚上,而且在輕井澤。
「他一定是想,厚,你們那麼好,全都跑來玩!」我大姊說。
我們追問,老爸在夢裡說了什麼?我媽笑著說:「他說他很無聊。我很驚訝地問他,怎麼會呢?你那裡不是有很多朋友嗎?」
老爸的骨灰罈供奉在五指山的國軍公墓。即使是同一個公墓裡,骨灰罈供奉的地點也會因為官階迥異而放在不同的地方。老爸因為生前任職國安局且為上校退役,故「居所」位置算是好的。跟他同期出身的朋友,過世了也是供奉在那裡,只是分散在不同的大樓或樓層。我們因此很自然地認為,他應該可以跟過去熟識的朋友常常見面聊天。
不過,夢中的他此話一出,我媽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了。畢竟,這種事還真是他說了就算。然後,我媽的夢就醒了。
在我爸過世後的那一陣子,我頻繁地在夢中遇見他。隨時間流逝,次數也逐漸減少。偶爾就在我想應該不會再夢到他時,他卻又出其不意地現身。
時間的線性依然是紊亂的。有時候像是回憶,有時候則是當下。事實上這些夢不一定全是好的,驚悚的噩夢也曾出現過。
有一次,我夢到他整個人變得好瘦,令我詫異。我忍不住上前抱住他。更驚詫的是,當他看著我時,兩顆眼珠的轉動,竟然無法對焦成同一個方向。我嚇到了,幾乎是要哭出來,緊張地問:「怎麼回事?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就是這樣啦。沒關係啊。」
被我抱住很久的他,最後淡淡地這麼說。
因為總覺得他到了彼岸以後,應該要過起更好的生活吧,而且確實在其他的夢裡也見過過得不錯的他,所以看到這個場景時,難掩怵目驚心之情。
那一晚,我在欲淚的情緒中,夜半驚醒。
類似這樣的噩夢,其實少之又少。而同樣深刻的夢境,還有兩次。
有一回,我夢見我來到一個半山腰上的地方。好像是陽明山上的某個轉角,可以俯瞰盆地景色。突然間,他出現在那裡。這次他的氣色非常好,臉色紅潤得不得了。我驚喜地問他,你怎麼會在這裡呢?他沒有回答,只是問我:「中中,你過得好嗎?」
這句應該是我的台詞才對,被他給搶先問了。我有點激動地回答他:「我很好啊,你呢?」
他過來緊緊握住我的手,點頭直說:「很好、很好。」
我爸的手掌跟腳掌是以其「厚實度」在家族中聞名的。那天在半山腰上,當他握住我的剎那,雖然很真切地明白知道此刻是夢,不過,他手掌的厚度與溫度,卻有一股無法解釋的真實。
最近一次,是某一天我在非常疲憊的狀態下準備入睡時,恍惚中夢見他。失眠從來不是我人生字典裡會出現的詞彙,但是那一天卻不好睡。
好不容易終於開始入睡卻在夢裡見到他時,坦白說我有點不高興。他跟我說了什麼呢?我已經記不得。但我想絕對是不怎麼重要的事情。總之,我真的太疲倦了。我想好好睡一覺。
「我好累了。拜託你也快點去睡啦!」
所以,我竟在夢裡講出這麼寫實的話來。
要是別人聽到,可能覺得我的態度很不好。對爸爸,而且還是特地來夢裡的爸爸這麼沒有耐性,不是件好事。
不過,第二天早上回想起來這個夢境時,我並沒有內疚。相反的,我的心底浮起一股淡淡的安慰。
這才是真實的我們哪。老是在夢裡上演著驚悚劇或者溫情倫理劇,那並不是過去我們的生活。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偶爾會謝謝,偶爾會賭氣的一家人。
當他晚年重病,面對他無理取鬧的時候,即使盡可能體諒他的處境,但身為家人的我們,總不可能永遠像是日本百貨公司的店員那樣,擺出一張機械式無感情的笑顏。那些店員跟客人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感情,所以就算是被辱罵了,也覺得跟自己無關,照樣能夠專業地笑著回答。
可是,有感情牽絆的我們,反而會因此不耐煩,會偶爾對他生氣,拜託他不要再製造麻煩。相反的,他也會有對我們發飆的時候。亂摔東西、咬我們、口出惡言,甚至要我們全部去死,說幫傭全是惡魔的時候。
縱使如此,我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繼續生活著,並不會因此記恨。
那便是所謂的日常了。不是逢場作戲的真實,有時或許帶著憂傷,卻同時讓人感覺有股真切活著的安慰。
後來仔細想想,其實當我爸還在世時,我爸的存在,現身與退場,其實早就帶有了一點夢幻的況味。
他曾經因公派遣到沙烏地阿拉伯總共三次,每次約兩年。我是在他第一次與第二次出國之間出生的,那時候年紀很小,對於他的缺席沒有太多印象。等到他第三次去的時候,我已經是個稍微懂事的國中生。
阿拉伯是個什麼樣的國度呢?是有神燈跟飛天魔毯的夢幻中東吧?還有許多令人著迷的《天方夜譚》之傳說。當時的我只能從教科書、故事和報導,以及過去他所帶回來的東西與寄來的照片,擷取一些片段的印象。
老爸三次進出中東,總帶回來一些對我們來說,甚至對當年一般的台灣人而言,盈滿異國風情的稀奇物品。
比方說中東最知名的地毯和壁毯,還有用當地布料填塞而成的坐墊等等。每樣東西都有著炫奇的花紋,全是台灣不容易擁有的物品。
我們家因此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洋溢著中東風情。客廳地上鋪著好大一面阿拉伯地毯,牆上則掛著壁畫。我記得那壁畫有著我難以理解的風景。到底畫裡要傳遞的意義是什麼呢?我不知道。可是,當老爸遠在中東之際,我便是透過那幅壁畫,揣想他大概就是身在這樣一個如夢似幻的豐盈國度。
我偶爾會盯著壁畫看,甚至懷疑,晚上睡覺時,壁畫裡的人也會散場收工。別說不可能,畢竟那裡可是《天方夜譚》的場域。
阿拉伯當然不是只有毛毯而已。由於石油開採的關係,他們很早就比台灣接觸到了先進的西方物質世界。托老爸的福,我們家因此有了一些在1980年代,台灣尚屬少見的科技產品。比如精巧的數位攝影機。
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他常常會從中東寄來一封封郵件。
他的每一個字都寫得非常用力,字跡的力道像是刻字一樣,而且大得霸氣。把信紙反過來,用手觸摸背面時,那些字簡直就像是印刷時的加工打凸。整張信紙無法平擺,因為他用力的字跡,呈現出不規則的皺褶,像被陽光吃過的痕跡。
阿拉伯很熱,火氣很大嗎?非得那麼用力寫字才行嗎?
讀著信的我,突然在想,不知道以這樣的力道寫出來的阿拉伯文,會是什麼模樣?像是心電圖一樣的阿拉伯文,被如此書寫著,是否躍動得更為亢奮?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阿語系畢業的他,曾經在阿拉伯工作的他,寫過任何一次的阿拉伯文。
許多年後,我曾經在他罹患帕金森氏症末期,過世前的那幾年,跟他重提他過去寫信很用力的這件往事。
因為到了後來,他寫出來的字,小到看不見。而字跡就好像習慣用右手寫字的我們,忽然用左手寫出來的字一樣,完全沒有力道可言,全扭曲成一塊兒。
「沒辦法,沒有力氣拿筆了嘛。」他無奈地說。
可是他仍拚了命,每天要拿筆繼續寫字。
並不是為了寫什麼感人的家書或回憶錄。晚年的他,花了幾年的時間,每一天,他都伏在餐桌前寫狀紙。
他要控訴。他控訴過去幾次至沙烏地阿拉伯赴任時,因為派遣的所屬職務部署不同,導致他後來在退休金的計算制度上,變成年資有了中斷。他認為一切是因為聽從上級安排之緣故,所以本應具有連貫性才對。
總之,罹患帕金森氏症但頭腦仍清楚的他,覺得自己委屈了。說什麼都要控訴,向法院提出狀紙,告政府。
就這樣,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吃飯和睡覺,幾乎就是在寫狀紙。幫傭用輪椅把他從房裡推出來,他就開始把一堆文件疊在桌上,拿起紙筆開始在餐桌前辦公。那些狀紙有些被受理了,接下來就是進入冗長的審議過程。有些石沉大海了,但他依然不死心,第二天換一個切入點,繼續寫新的。
看著坐在輪椅上的他,寫狀紙寫累到整個人都趴到桌上了,卻仍振筆疾書著,都覺得何必那麼折磨自己呢?我們當然也曾幫他。可是,愈是幫他愈覺得是個無底洞,讓他深陷在一個恐怖的惡性循環裡。
有時候他不理我們,會打電話找相關單位直接理論。可是他的鄉音太重,而且在病情的影響下,只要一急,話就說不出口,所以常常對方接聽了電話,都以為是惡作劇。被掛了電話的我爸,因此更火大,三番兩次摔電話。
他自始至終都認為,狀紙告訴,其實應該是一個家族的團體行動。每每在他寫完手稿並整理完所有檢附資料以後,就會要求我們幫他把手稿打成電腦列印稿,在某某期限內,到郵局掛號寄出。
可是他已經不能寫字了。所謂的手稿,只是密密麻麻的一片,像是螞蟻軍團過境的草原。完全看不懂他寫了什麼,當然也無法幫忙打字輸入。
第二天,他發現我們沒有幫忙,就會大發雷霆。實在看不懂他寫什麼,只好拿著筆電坐到他旁邊,要他把手稿自己念出來,準備逐字輸入。只是,他戴著老花眼鏡,看著自己的手稿時,好幾次什麼話也不說。
「快點啊,爸,你快點念,我們幫你打完字,還有其他的事要忙耶!」
過了很久,他才開口,緩緩地說:「媽的,我自己也看不出我寫了什麼。」
好不容易打好了字,列印出來給他以後,他就進入校稿的階段。一份依照他希望打出來的稿子,往往被改得亂七八糟。上面當然就是爬滿了他的螞蟻軍團:要求我們按照他改的重新打字,於是,又回到看不懂他寫了什麼的原點。
有幾次他等不及了,就把手稿或校稿的版本直接寄到法院。法院跟我們聯繫了,說看不懂寫了什麼,於是原封不動地退回。
那幾年,大概就是不斷重複著這樣的事情。
老爸過世以後,很多遺物都處理掉了,不過他的這些狀紙則被保留下來。
「這是他嘔心瀝血之作,我哪裡敢丟。」我媽半開玩笑地說。
當年收到他從中東寄回來的家書,看著那些信紙上有如刻字的筆跡時,怎麼能料想得到,有一天,他寫出來的字是如此地大相徑庭呢?
那些螞蟻軍團,放大了,扭扭曲曲的筆畫,其實倒也像是心電圖。
我從來沒看過他寫出任何一個阿拉伯字來,可是一直盯著那些字時,我一度幻想著,會不會那其中根本就夾雜了阿拉伯文呢?
他真的知道他寫了什麼嗎?會不會他腦子想的是一回事,但其實寫出來的是另外一件事?也許藏了一個我未知的國度,像是過去他從中東帶回來的壁毯裡,無法得知其真義的世界。
在我不懂的字跡之間;在他晚年幻夢與現實的交錯之間。
最後一次,我和生前的他對話的那一天,我趕著要去機場搭飛機回日本。
把行李拖到門口時,我回到飯廳的餐桌前,拍一拍正在「辦公」的他,對他說:「爸,我要回日本囉,下次見喔!」
那次回台灣,是我念完一年的早稻田大學日語別科之空檔。在那以前的一整年,我沒有回過台灣。在那之後,就將展開兩年的專門學校設計課程。又是一個新的人生里程碑。
我爸點點頭,手上還是拿著筆,抬頭看了看我。他支支吾吾的,說了幾次「好好好」以後,又像要說什麼,可惜說不清。我估計也不是什麼重要的話吧,有點打發似的敷衍地說:「好啦好啦,你自己好好的,我走囉!」
他的反應不是很明確,可是,我沒有時間了。
那便是我和他有所互動的,最後一天。
而他也沒有時間了。
我有點在意,他究竟知不知道那一天當我說「我走囉」是要去哪裡呢?甚至也有些懷疑,晚年的他,總是反應曖昧的他,到底曉不曉得我來了日本是在做什麼事情呢?我媽說,他當然知道,只是沒辦法完全表達感覺。
他模模糊糊地認知著我在日本的日子,大概就像是我從來也沒認真搞懂過那些年他在中東的異國生活吧。
一個人長居過的異鄉,注定是會改變自己的生命方向。
而事實上,早在他的中東生活之前,當他十七歲那一年離開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時,就已經實踐。那時候,他對台灣以及未來的生活,是否有過任何《天方夜譚》似的想像呢?台灣也許就是他心底的第一個中東,奇幻了他的一生。
我們都沒有去過,對彼此的生命有深刻影響的那個遠方;我們或許都對彼此的異國生活,抱著一種像是東方世界投影似的,如夢的想像。
而如今他又在另外一個,我想像不到的異鄉。
#中東
#張維中 #夢中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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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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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雙重標準
文:薯伯伯
看電影《讓子彈飛》,最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鵝城惡霸黃四郎(周潤發飾)倒台那一段。眾人礙於黃四郎的霸氣,受盡欺壓,卻是龜縮不言。後來張麻子(姜文飾)找了一個樣子長得像黃四郎的人來,打倒了假的黃四郎。之前礙於黃四郎氣燄而一直不敢表態的鵝城人,見到假的惡霸失勢,居然一個個義憤填膺,手執長棍,搖身成了正義先鋒,個個爭著走到隊伍的前頭。
有些人會驚訝,為甚麼在八九年學運時鼎力支持學生抗爭的藝人,到了現在,反而會為了打壓學生的人而助威納喊呢?但回顧當年,八九年支持學生運動的藝人當中,大致分了兩批人,一批是真心支持學生的理念,相信民主救國之道。他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縱然鎂光燈早就消散,依然默默付出及奉獻。
至於另一批藝人嘛,一九八九年,他們站在跑馬地的台上,唱著愛國的歌曲,顯得熱血沸騰,義不容辭。你以為他們滿有熱誠嗎?但按當時情勢,依仗政權不單沒有利益可撈,樹倒猢猻散,政權本身似要失勢,他們多踩一腳,又有何妨?這些藝人,視政權就有如《讓子彈飛》的黃四郎一角,反正黃四郎似要倒台,本來畏首畏尾的蟻民,現在多踹一腿,將來還可以在兒孫面前,吹噓自己曾經是個英雄好漢。在一九八九年,你又怎麼能夠判別,哪個人是真心,哪個人是假意?還不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現在風頭早就轉向,原本看起來岌岌可危的政權,一下子變成財經金主。撐建制的藝人口口聲聲說自己「不談政治」,殊不知滿嘴滿身都是政治汗臭。他們三十年前站在「民主歌聲獻中華」的舞台上,三十年後站在撐警集會現場。他們三十年前批判鎮壓學生的軍人,他們三十年後卻又支持濫用公權暴打學生的黑警一方。別人說他們是雙重標準,其實不然,因為他們一直以來的標準,就是腳打弱勢的人。
當政權弱勢時,他們永遠站在人民那邊。
當人民弱勢時,他們永遠站在政權那邊。
他們沒有雙重標準,他們的標準,根本就是趨炎附勢。
現在坊間輿論,經常把親中親共的人稱為建制派,其實不甚準確。中共失勢之時就加入共黨陣營,以及在中共得勢後才加入親共陣營的舐共人,還是有天淵之別。像曾鈺成、葉國謙、楊光等人,即使我不認同他們的立場及觀點,但平心而論,他們跟容海恩、何君堯、梁美芬等,還是差天共地。我有時忍不住想,像曾鈺成般的人物,看到與何君堯同樣被歸類為建制派,到底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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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藝人相繼轉軚,忽然親建制,有人不禁會問,如果梅姐梅艷芳還在,她又會如何取態?這個問題沒有人能代她去回答,但始終可以說一些客觀的事實。民主派元老級人物華叔司徒華過身後,其回憶錄《大江東去》出版,第 26 章〈「黃雀行動」的秘密〉提及梅姐,司徒華是這樣形容被稱為「香港女兒」的歌手:
「梅艷芳也同樣有情有義,出錢出力。當年,我們曾打算在美加,再舉辦類似香港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為海外民運團體籌款,支援流亡在海外的民運人士。籌備過程中,梅一口答應到美加義演,分文不取。雖然海外義演最終搞不成。但為了抗議六四鎮壓,她多次拒絕應邀到內地演唱。以她那時的高身價,在眾人的心目中,正是返內地掘金的黃金機會。梅雖然自小在娛樂圈捱大,讀書不多,但深明大義,不為這些名利所動,真是難能可貴。可惜天妒紅顏,我們也痛失一位難得的戰友。」(見《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41 頁)
當傳媒的聚焦逐漸消失,當年在「民主歌聲獻中華」的舞台上流過汗的、打電話來支持的人,有多少會像梅姐那樣,繼續默默參與後續的黃雀行動。當幾近倒台的政權,忽然變成搖錢樹時,梅艷芳卻為抗議六四鎮壓,除了辭演《阮玲玉》,亦多次拒絕應邀到內地演唱。
這些事情,尤其涉及「黃雀行動」的細節,以前無人知曉,梅姐更沒借機博取掌聲或光環,她只是默默地把應該做的都做了。到了華叔可以毫無顧忌地在其遺作中公開讚揚梅艷芳這位演藝圈中的良心人物,梅姐也早已作古八年。說起來,怎麼又不令人唏噓?
如果有人問,梅姐若然在生,今時今日,到底會持甚麼立場。我只能說,一個在沒有利益時依然為了自己所追求的理念而付出的人,一個在充滿利益的大前景前卻毅然卻步的人,縱然到了現今,也許會不避嫌在大陸登台,也許會選擇在政事上低調處理,但打死我也絕不能相信,她會自甘墮落,走上支持嚴苛暴政,用武力打壓弱勢一方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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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019年6月4日攝於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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