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坐在電腦前，對著電腦，講了六個小時的話。
講完，聲音沙啞。
每次視訊演講完，心情都不會太好。
就是覺得很不過癮！
不知道聽眾的反應，不知道大家是聽到了什麼，尤其，如果最後提問又讓我很錯愕時，更是捶心肝。
昨天，一位母親敘述著孩子中班時（對！中班，才四歲！），因為脾氣暴躁，帶去看兒心醫師。醫生一次看過孩子，便診斷孩子是過動症，開了藥給孩子吃（是的，四歲就開始吃藥！而不是教導父母如何與四歲的孩子互動，如何調整生活……）。
我聽到這裡，忍不住捂著額頭想罵人（想罵誰，有人應該知道……）。
母親說孩子吃了一個月的藥，確實變很乖，但是乖到讓他們覺得很奇怪，便停藥了。
他們帶孩子做超強力的運動，也去上職能治療的課程，這樣一年來，孩子行為表現穩定許多，完全不需要吃藥。
這樣的過程，我真的聽過太多……
總是一而再地發生。
我每聽一次這樣的事情，心情會難過好幾天……
在台灣，只看得到某些代表性的兒心醫師透過各種媒體宣導：如果有以下這些症狀，有可能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不要錯過“黃金治療期”（說到這樣的呼籲，我會難過到想吐！）。
整個簡化又膚淺到看不到孩子。
看不到孩子如何被養，如何被教？
看不到父母、老師、與孩子有關的各種大人與孩子之間發生什麼樣的互動？
聽不到孩子自己真正的聲音。
孩子的外顯行為，表現得“像”注意力不足過動兒，不表示他就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
就算真的是注意力不足過兒（誰來認定？憑什麼來認定？），吃藥，也不是唯一的處理方式！
來談談我前幾天寫的“氣餒文”……
面對“注意力不足過動兒”的議題，這十年來，我是充滿了氣餒。
醫療、教育、家庭親子關係，通通沒什麼改變。
我們幾年前，要拍一部關於注意力不足過動兒議題的長紀錄片，因為經費一直沒有着落，結果導演拍了兩年，只好作罷。
後來，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協助下，只拍了一部短短的紀錄片。
去年，又有導演來找我，希望針對這個議題再拍一部約十五分鐘的紀錄片。
遇到疫情，拖延了一段時間。
最近再重新開啟了拍片行程。
那天，週三，我的休假日，我約了一個家庭來談話。
在溝通後，他們答應導演拍攝影片，只要不要拍到孩子，不要拍到他們的正面。
我們談了兩個小時。
當場，一切順利，也告知如果有出現他們的畫面，影片會讓他們先看過。
無奈，隔天，我接到孩子的父親打電話來：“不好意思，請把有我們的影像和聲音全部刪除，我們擔心就算只有背面也會被人認出來……我們很感謝李醫師願意和我們談話……”
我聽到這裡，很沒有修養的，直接掛斷電話。
我內心的難受是……
來找我談話，是見不得人的事嗎？！
在兩個小時的談話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沒什麼問題的六歲小孩，所以，我一直在做的是緩解父母過度的焦慮，讓父母了解“六歲的男孩”，就是如此。
父母自己說“如果是過動症也沒關係……”
既然沒關係，為什麼又有那麼大的顧慮？
是說假話嗎？其實內心裡在意得很嗎？
我家老公經常嘲諷我是在“螳螂擋車”。
是的，在台灣，無論是醫療還是教育場域，以及一般家庭，在專家掌握主流媒體發言權以及制度的決定權的情勢下，依照外顯行為判斷孩子是“注意力不足過動兒”，已經如洪水般，像似無法挽回。
我能做什麼？
我只能繼續書寫，繼續講，一直寫，一直講……
氣餒文之後，我看到超過百人的回應與支持，還有許多人私訊我。
謝謝你們！
過去的我曾經暗自許願：今生要達到的兩個願望，一是同志平權。這個願望幾乎快要達到了～
另一個願望是：兒童平權。
兒童有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不是大人說了算！
一年又十個月之前，我最親愛的革命夥伴幸佳慧到天堂之後，那樣的心碎，我久久無法復原，幾乎只想苟延殘喘度過餘生，我不想再做什麼努力了，我不想再期待改變什麼了……
這次，我看到上百人真摯的支持，我來想想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一起努力，還孩子做自己，拒絕孩子變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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