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大獎章基金怎麼買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做任何分析都得小心被整理過的數據牽著走

Bill Gates比爾蓋茲用美化的數據騙了我們嗎？

還是他也被騙了？

老實說，我讀了好幾天資料，也還沒搞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本來我前幾天就要寫比爾蓋茲這篇，結果後來寫成安海瑟薇。

簡單來說，微軟創辦人、超級慈善家比爾蓋茲在 1/20 號於自己的推特上發了這系列數據圖表。

( 出處：https://twitter.com/BillGates/status/1086662632587907072 )

你或許看過「如果世界是 100 人村」？用這種方式來詮釋世界狀況，很簡明易懂。蓋茲這六張圖就顯示了過去 200 年來，在：

1 ) 極端貧窮
2 ) 民主政治
3 ) 基本教育
4 ) 疫苗施打
5 ) 識字率
6 ) 孩童早夭率

...這六大關鍵指標中的變化。他的推文中表示，這些是他最喜歡的資訊圖表，而很多人都低估了人類在過去兩個世紀內的進步。

我讀過《真確》這本書，非常佩服已逝世的作者 @ 漢斯・羅斯林能透過數據來矯正我們對世界的錯誤認知。

( 我的讀書心得：https://medium.com/…/%E8%AE%80-%E7%9C%9F%E7%A2%BA-961b60304… )

羅斯林，跟知名作家與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 ( Steven Pinker )，以及 Singularity University 奇點大學、 XPRIZE X 大獎的共同創辦人彼得·戴曼迪斯 ( Peter H. Diamandis )，是三位我認為著作特別能激勵人望向未來並保持樂觀的作者。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而比爾蓋茲這位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贏家、長年世界首富，則是如各位所知，投入了大筆金錢在慈善志業上，包括防制瘧疾、愛滋病、改善衛生環境、教育與醫療等等，在我看過的一本《全球生死大數據》中，也提及了他與太太成立的蓋茲基金會儘管看起來經費充裕，卻非常嚴格以數據驅動，要求任何一筆投資對改善社會帶來的成效，也就是 SROI 。

( 我的書評：用數據解決全球醫療資源分配的難題
https://panx.asia/archives/50580 )

( 關於 SROI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return_on_investment )

( NPOst 公益交流站 年會上 SROI 的專家楊家彥 談他如何協助 勵馨基金會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做全台首例 SROI 評估： https://npost.tw/archives/48104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蓋茲很有信心地秀出這六張圖，但左上角這第一張顯示的「極端貧窮占比人數」急遽下降，卻引來了很激烈的論述戰。

衛報刊登了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家 Jason Hickel 對這張資訊圖表的抨擊。

( 出處：https://www.theguardian.com/…/bill-gates-davos-global-pover… )

簡單來說，他認為：

1. 以 1.90 美元 / 日 國際美元所得作為劃分極端貧窮的那條線，根本不合理。這張圖表只會讓人誤以為全球脫貧戰役已經大勝。但即使每日所得超過 1.90，還是過得很糟糕。

2. 他提出國際上越來越多學者認為 7.40 才是比較適合的極端貧窮線，而如果以 7.40 來看，活在這條線下的人其實從 1980 年代以來是大大增加了（隨著總人口增加），到現在全球有 42 億人活在這條線下。而且絕大多數脫貧的業績來自於中國。

3. 而且這張圖跨距達兩百年。但 1981 年之前的資料根本就不精確，非洲的數據哪來的？中南美洲的數據？亞洲的數據？就算是用某種方式估算出來的，怎麼能夠就直接接上後來的精確數字呢？計算的方式又不一樣。

4. 更不用說，他認為這張圖忽視了過去歐美國家殖民的惡行，好像把那段時期都變成了推動世界越來越好的過程。但其實只是把殖民地的人民拉入跨國勞動生產的剝削程序。那段時間的 GDP 增長無法代表人民變得富裕。

5. 最後，他認為這張圖更掩蓋了一個更難堪的事實，那就是即使最貧窮的人收入在過去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世界」推動下，看似增加了許多，那其實是因為本來超級低。而如果以絕對的數量來看，其實只有 5% 的經濟增長分給了 60% 的全球低收入者，絕大多數的經濟果實都是被 1% 或 0.1% 或 0.0001 % 的人拿走了。而且照現在的速率跟財富集中的方式，要讓那麼多人脫貧，到下個世紀都辦不到。

最後這個論點，他在 3/1 於自己的部落格上解釋地更清楚，推薦各位去看看圖表：

https://www.jasonhickel.org/…/global-inequality-from-1980-t…

當然，他的抨擊立即遭到反擊。提供蓋茲數據跟資訊圖表的是蓋茲支持的 Our World in Data「#我們的數據世界」 計畫，計畫辦公室在英國牛津大學。主要的任務是追蹤世界各國 SDGs，也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進程。負責的 Max Roser 跟 Joe Hasell 回了好大一篇，希望讓大家知道他們的數據是有憑有據，根據經過同儕審查的論文完成的：

請見：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history-methods

(關於 SDGs 是什麼請看這裡：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

除了蓋茲、我們的數據世界研究團隊，經常著書、告訴憂心的世人 #世界其實變得越來越好 的平克也被 Hickel 指名道姓地批評，認為他們其實都在替全球不平等加劇的狀況擦脂抹粉。

Vox 做了這起論戰的懶人包，歸納了一些論戰雙方的共識與分歧：
https://www.vox.com/…/18215…/bill-gates-global-poverty-chart

Hickel 則再次回應了 VOX 這篇：
https://www.jasonhickel.org/…/response-to-vox-global-poverty

我認為 Hickel 的回應非常有力。

#對了，如果各位在讀上面這幾篇英文文章覺得很花時間，可以用 Google 翻譯成中文，我比對過，其實翻譯品質很高，不妨礙理解。

當然，雙方的爭執其實不只限於這幾篇文章，在 Twitter上也有許多討論，但我就沒追下去了。

Hickel 認為平克、蓋茲等人的言論、數據推動著一種 #新議程，試圖美化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告訴大家「世界其實很棒，別抱怨了。」我得說，我的確有被灌輸這樣的感覺。

我們近幾年常在媒體上看見的標題，像是：「你可能不相信，但 #2016 年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可以把 2016 換成任何年份。）講述的都是貧窮線下的人越來越少了...等等，如蓋茲分享的系列圖表所顯示的進步。

當然，有些指標的改善，並沒有那麼大的爭議。而新聞報導的傾象的確容易讓我們覺得世界變糟了。我們對世界進步的認知更新太慢，也可能如同漢斯羅斯林在《真確》一書裡頭說的一樣，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但 Hickel 的幾篇文章，讓我不禁思考，越來越多大人物、知識份子、商業巨擘、慈善家提供的「真知灼見」，像是「世界其實變得越來越好了，只是你不知道」的這種感覺，會不會只是一種障眼法？讓我們這些想跟上大人物思想的自戀者成為他們的使徒，協助他們傳布「世界其實很棒，別抱怨了」的咒語。

他們用數據證實有缺陷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變得更好了，而且進步很快，如果我們不同意，那是因為我們看了太多糟糕的電視跟新聞。但這可能讓我們因為無法不贊同後半部（媒體很糟），而太快買單前半部（世界變好了）。

最後，我坦誠個人目前比較買單 Hickel 的論點。我想，我得開始對蓋茲跟平克等人說的話更小心、更謹慎一點了。

#歡迎大家糾正
#我永遠隨著更好的證據改變立場

最後，推薦各位聽聽這則 Podcast：
https://soundcloud.com/…/episode-58-the-neoliberal-optimism…

Bill Gates比爾蓋茲用美化的數據騙了我們嗎？

還是他也被騙了？

老實說，我讀了好幾天資料，也還沒搞清楚。這也是為什麼本來我前幾天就要寫比爾蓋茲這篇，結果後來寫成安海瑟薇。

簡單來說，微軟創辦人、超級慈善家比爾蓋茲在 1/20 號於自己的推特上發了這系列數據圖表。

( 出處：https://twitter.com/BillGates/status/1086662632587907072 )

你或許看過「如果世界是 100 人村」？用這種方式來詮釋世界狀況，很簡明易懂。蓋茲這六張圖就顯示了過去 200 年來，在：

1 ) 極端貧窮
2 ) 民主政治
3 ) 基本教育
4 ) 疫苗施打
5 ) 識字率
6 ) 孩童早夭率

...這六大關鍵指標中的變化。他的推文中表示，這些是他最喜歡的資訊圖表，而很多人都低估了人類在過去兩個世紀內的進步。

我讀過《真確》這本書，非常佩服已逝世的作者 @ 漢斯・羅斯林能透過數據來矯正我們對世界的錯誤認知。

( 我的讀書心得：https://medium.com/%E9%84%AD%E9%BE%9C%E7%85%AE%E7%A2%97%E9%BA%B5/%E8%AE%80-%E7%9C%9F%E7%A2%BA-961b603042d2 )

羅斯林，跟知名作家與心理學家史蒂芬・平克 ( Steven Pinker )，以及 Singularity University 奇點大學、 XPRIZE X 大獎的共同創辦人彼得·戴曼迪斯 ( Peter H. Diamandis )，是三位我認為著作特別能激勵人望向未來並保持樂觀的作者。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而比爾蓋茲這位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贏家、長年世界首富，則是如各位所知，投入了大筆金錢在慈善志業上，包括防制瘧疾、愛滋病、改善衛生環境、教育與醫療等等，在我看過的一本《全球生死大數據》中，也提及了他與太太成立的蓋茲基金會儘管看起來經費充裕，卻非常嚴格以數據驅動，要求任何一筆投資對改善社會帶來的成效，也就是 SROI 。

( 我的書評：用數據解決全球醫療資源分配的難題
https://panx.asia/archives/50580 )

( 關於 SROI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return_on_investment )

( NPOst 公益交流站 年會上 SROI 的專家楊家彥 談他如何協助 勵馨基金會 The Garden of Hope Foundation 做全台首例 SROI 評估： https://npost.tw/archives/48104 )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蓋茲很有信心地秀出這六張圖，但左上角這第一張顯示的「極端貧窮占比人數」急遽下降，卻引來了很激烈的論述戰。

衛報刊登了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家 Jason Hickel 對這張資訊圖表的抨擊。

( 出處：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jan/29/bill-gates-davos-global-poverty-infographic-neoliberal )

簡單來說，他認為：

1. 以 1.90 美元 / 日 國際美元所得作為劃分極端貧窮的那條線，根本不合理。這張圖表只會讓人誤以為全球脫貧戰役已經大勝。但即使每日所得超過 1.90，還是過得很糟糕。

2. 他提出國際上越來越多學者認為 7.40 才是比較適合的極端貧窮線，而如果以 7.40 來看，活在這條線下的人其實從 1980 年代以來是大大增加了（隨著總人口增加），到現在全球有 42 億人活在這條線下。而且絕大多數脫貧的業績來自於中國。

3. 而且這張圖跨距達兩百年。但 1981 年之前的資料根本就不精確，非洲的數據哪來的？中南美洲的數據？亞洲的數據？就算是用某種方式估算出來的，怎麼能夠就直接接上後來的精確數字呢？計算的方式又不一樣。

4. 更不用說，他認為這張圖忽視了過去歐美國家殖民的惡行，好像把那段時期都變成了推動世界越來越好的過程。但其實只是把殖民地的人民拉入跨國勞動生產的剝削程序。那段時間的 GDP 增長無法代表人民變得富裕。

5. 最後，他認為這張圖更掩蓋了一個更難堪的事實，那就是即使最貧窮的人收入在過去幾十年來「新自由主義世界」推動下，看似增加了許多，那其實是因為本來超級低。而如果以絕對的數量來看，其實只有 5% 的經濟增長分給了 60% 的全球低收入者，絕大多數的經濟果實都是被 1% 或 0.1% 或 0.0001 % 的人拿走了。而且照現在的速率跟財富集中的方式，要讓那麼多人脫貧，到下個世紀都辦不到。

最後這個論點，他在 3/1 於自己的部落格上解釋地更清楚，推薦各位去看看圖表：

https://www.jasonhickel.org/blog/2019/3/1/global-inequality-from-1980-to-2016

當然，他的抨擊立即遭到反擊。提供蓋茲數據跟資訊圖表的是蓋茲支持的 Our World in Data「#我們的數據世界」 計畫，計畫辦公室在英國牛津大學。主要的任務是追蹤世界各國 SDGs，也就是永續發展目標的進程。負責的 Max Roser 跟 Joe Hasell 回了好大一篇，希望讓大家知道他們的數據是有憑有據，根據經過同儕審查的論文完成的：

請見：https://ourworldindata.org/extreme-history-methods

(關於 SDGs 是什麼請看這裡：https://npost.tw/archives/24078 )

除了蓋茲、我們的數據世界研究團隊，經常著書、告訴憂心的世人 #世界其實變得越來越好 的平克也被 Hickel 指名道姓地批評，認為他們其實都在替全球不平等加劇的狀況擦脂抹粉。

Vox 做了這起論戰的懶人包，歸納了一些論戰雙方的共識與分歧：
https://www.vox.com/future-perfect/2019/2/12/18215534/bill-gates-global-poverty-chart

Hickel 則再次回應了 VOX 這篇：
https://www.jasonhickel.org/blog/2019/2/19/response-to-vox-global-poverty

我認為 Hickel 的回應非常有力。

#對了，如果各位在讀上面這幾篇英文文章覺得很花時間，可以用 Google 翻譯成中文，我比對過，其實翻譯品質很高，不妨礙理解。

當然，雙方的爭執其實不只限於這幾篇文章，在 Twitter上也有許多討論，但我就沒追下去了。

Hickel 認為平克、蓋茲等人的言論、數據推動著一種 #新議程，試圖美化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告訴大家「世界其實很棒，別抱怨了。」我得說，我的確有被灌輸這樣的感覺。

我們近幾年常在媒體上看見的標題，像是：「你可能不相信，但 #2016 年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可以把 2016 換成任何年份。）講述的都是貧窮線下的人越來越少了...等等，如蓋茲分享的系列圖表所顯示的進步。

當然，有些指標的改善，並沒有那麼大的爭議。而新聞報導的傾象的確容易讓我們覺得世界變糟了。我們對世界進步的認知更新太慢，也可能如同漢斯羅斯林在《真確》一書裡頭說的一樣，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但 Hickel 的幾篇文章，讓我不禁思考，越來越多大人物、知識份子、商業巨擘、慈善家提供的「真知灼見」，像是「世界其實變得越來越好了，只是你不知道」的這種感覺，會不會只是一種障眼法？讓我們這些想跟上大人物思想的自戀者成為他們的使徒，協助他們傳布「世界其實很棒，別抱怨了」的咒語。

他們用數據證實有缺陷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讓世界變得更好了，而且進步很快，如果我們不同意，那是因為我們看了太多糟糕的電視跟新聞。但這可能讓我們因為無法不贊同後半部（媒體很糟），而太快買單前半部（世界變好了）。

最後，我坦誠個人目前比較買單 Hickel 的論點。我想，我得開始對蓋茲跟平克等人說的話更小心、更謹慎一點了。

#歡迎大家糾正
#我永遠隨著更好的證據改變立場

最後，推薦各位聽聽這則 Podcast：
https://soundcloud.com/citationsneeded/episode-58-the-neoliberal-optimism-industry

看到這篇讓我感慨萬千，導致在2018地球最後的夜晚，自我回顧碎碎唸。

今年，分享了自己的房間、公司開了一間，就差卵子還沒凍它個一些些。

這篇【地球最後的夜晚】製片紀錄文，喚醒我若浪漫立業，會如何被生活抽鞭。
外人看起來導演天生才華洋溢、順風順水、風風光光的背面，也是有吃不完的鱉。但最珍貴的是在孤獨中依然堅持信念；萬念俱灰時貴人相助重新點燃火焰。
（我天！“堅持”跟“信念”這種字眼……？難道廢柴我臉書被盜用了？）
明知道人生就是一盒便當，不可能只吃雞腿啊。一吃到廉價的冷凍三色豆還是會白眼翻到天邊。喜歡的、討厭的都必須要一起買單。嘖！討M~
（狗屎運如我的人生的便當大概是一個500元那種等級了吧，真的不能再嫌再抱怨~）

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再努力多一些。

今年，在庸庸碌碌迴旋打轉中，有些變動，其實也不知道是壞是好。
從來不求最好（也做不到啦），但願在所有的學習裡“樂來樂好”。
小船航向未知的大海，總會偶有顛簸，甚至遇到大風大浪迷失方向的時候。
沒立過大志大業的我，只想以“樂”為本，讓“樂”成為小船的錨。
音樂使我快樂；快樂的我使音樂好；我的音樂使人快樂。
真是看似簡單卻不容易的期許。（突然覺得雄心壯志…………3秒而已）

今年，離開了一些人，一些人離開了我，無論如何，依然滿心感謝。

更謝謝不知道哪來勇氣陪同上船的伙伴們，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其實誤上了一艘時時動念想退休的賊船。（大家都很有能力，就算翻船也不怕他們失業啦！<推卸責任！>）

還要謝謝【地球最後的夜晚】《墨綠的夜》，讓我更確定地球是圓的，一切是緣也是業，其實無需趕盡殺絕，即使地球只剩最後一夜；就算人生就要翻篇。

很可惜這部電影目前無法在台灣上片，但真的很喜歡畢贛，把潮濕又難耐的現實生活用鏡頭幻化得如此唯美，如夢似乎幻。
大概就是人生如夢吧。（粵語歌：人生如夢，夢裡不分西東~唱起來吧！）
無論甘苦總會醒來，沒事的，沒事的，一切都會過去的。

廢話這麼多，不就「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謝謝2018，
我們2019見！

#能好好看完本文跟轉貼文的人請容我給您一個吻
#不敢相信我竟然掏心掏肺跟你們說這些
#要去準備跨年表演了
#我愛你們
#再請多多指教
#新年快樂

#墨綠的夜 給您好眠一整夜
https://youtu.be/-wte_c_lpns

「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製片單佐龍說。
　
畢贛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的製片，在明天中國上映之前，寫了這篇文回憶這一年，地球發生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球的至暗時刻
　
三年前，北京朝陽大悅城的金鼎軒，我們第一次見面。那頓飯，沒有談太多電影。他搶著買單，後來我才知道，其實那天的他，已經沒有錢請朋友吃飯了，但他需要錢做完一部電影。「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天才』」回到住處，我朝最親近的一個微信群裡丟了一條信息。我與畢贛，就這樣認識了。
　
　
　
開 局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昨晚的飯局興奮地給投資人娓娓道來。沒過半天，公司決定入資他剛完成初剪的電影，便是日後將要名揚業界的處女作《路邊野餐》。
　
他是個愛請朋友吃飯，其實又根本沒幾個錢的人，所以偶爾也問上帝借錢。我們帶著《路邊野餐》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做全球首映，他就帶上我天天往賭場跑，我不懂玩，就替他看管護照，手裏攥著現金，從那時起，就好像一個管錢的制片人。頒獎前夜，我們贏下好多瑞士法郎，光顧了當地最貴的牛排館子。隔天，他拿下了人生第一座國際大獎。三個月後，畢贛又以最年輕導演的姿勢，奪得第52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不到兩周，擒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
　
《路邊野餐》還沒上映，《地球最後的夜晚》就在一段梗概中徐徐展開。迫不及待地讀完畢贛發來的千字大綱，飛天遁地、自由生猛。2016年7月15日，《路邊野餐》公映。創下一個體面的藝術片票房成績，650萬。這年生日，我收到畢贛送我的禮物——地球儀檯燈。他說：「佐龍，這就算是我們地球項目的正式開端了。做這個項目需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才會有自己的節奏。」一切似乎都撞上了中國電影最對的時間。平時根本不懂社交的我，找到了杭州工作時留下的唯一線索 —— 華策影視。透過朋友遞交了一份稚嫩的商業計劃書。不到一個月，華策決定戰略投資畢贛，我們給這家尚未出生的公司取名「蕩麥影業」，借自畢贛電影裏最為重要的一個地域空間，選址在上海。公司營業執照核發當天，恰逢《路邊野餐》國內下映。這更直接意味著，從今天起，一切責任都由「蕩麥」自負了。
　
項目開發過程一片坦途：哪怕身在上海，投資人還是紛至沓來；畢贛有了更穩定的劇本寫作環境，時而也去找文學顧問大春哥（張大春）過過招。我們先後去台北找到鴻其（李鴻其）和張姐（張艾嘉）面述最初的故事，去長白山探班覺哥（黃覺）定下「羅紘武」，最後又去香港當面邀約湯湯（湯唯）出演電影裏的「萬綺雯」，合作一一促成，疏無遺漏。
　
此刻的蕩麥就像意氣風發的少年。記得有天，一位老朋友來訪公司，他正面臨轉型，問起我來：「佐龍，做這個項目，你們有被人拒絕過嗎？」我回憶了半晌：「好像真的從未嘗過被拒的滋味。」
　
開機前一個月，我飛赴坎城，在那裡和歐洲最一流的國際銷售公司Wild Bunch簽下合約，隨後，《銀幕》（ScreenDaily）雜誌高調發布了《地球最後的夜晚》即將開機的新聞。然而，神壇並不為蕩麥，更不為畢贛而設。之後遭遇的一切，今天想來，如夢一場，也不禁感激那些即將排山倒海般襲來的「至暗時刻」。
　
　
-
　
停 機
　
2017年6月15日上午9點，凱里暴雨，開機儀式潦草收場。下午放晴，美術場景到最後都沒達到要求，但是協調好的開機時間已到。平時不甘妥協的畢贛，嘗試著硬拍下去，但最終還是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我們決定停機。
　
我們知道，做出的這個決定，將觸發一個多米諾式的災難系統，影響面廣闊而縱深，但沒想到會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回想起來，作為製片人，預算設計不合理，製片籌備不充分，是最關鍵的問題。
　
停機一天直接經濟損失數十萬，兩個毫無工業經驗的導演和製片，瞬間被擊倒⋯⋯。我近乎狼狽地逃回上海，準備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闡明戰況。深夜見到電影的主投方華策影業的傅斌星總，我磕絆顫巍地講完情況，她卻一直勸我吃小龍蝦。我又試著給其他幾家投資方電話通報，大家接到我的電話，都覺得我在開玩笑，怎麼可能開機第一天就停機呢。
　
回到劇組，一片肅殺。
　
為了盡快交出場景，我們不得不從外地調配和從本地招募近百名臨時工人，加班加點開工幹活，貴州山高路險，又遇上雨季，原材料運輸更是難上加難；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的導演組成員，被迫集體抵抗著毫無準備的壓力，他們每天陪著畢贛改劇本、覆景、會議，夜夜無眠；雪上加霜的是，中途我們還調換了一次製片主任。幾乎全部製片關聯部門，從現場製片到生活製片，再到場務、司機，甚至廚房，走得一個不剩。本就入不敷出的劇組，愈加人心惶惶。
　
製作預算開始滑向極不可知的方向。和畢贛商量後，我們給投資人們主動表態，先砍光蕩麥影業所有承製費，再砍光導演和製片人的全部片酬；又召集導演組開會，把大家本就極低的工資又砍掉一半；很多部門主創也都主動提出停機期間薪資減半。
　
一切，都看似正在裡入不可逆轉的漩渦中⋯⋯這些狀況，也都在一點點占據畢贛的心頭，侵蝕著他真正能夠用於創作的時間。有天，我跑去找已經一週沒有戲拍的鴻其（飾演白貓），小哥見我神情凝重，想用新學的幾招，試圖幫我鎮靜。
　
一條微信跳出來，是畢贛發來的：「我到盡頭了。」我問他：「你在哪裏？」他沒有回我。
　
告別鴻其，當我出現在導演組辦公室，剪輯師亞楠、導演助理孫濤等等，大家異常無助地圍坐一旁，空氣凝固起來。我跑去推開房門，他熟睡中。絕望地靠倒在客廳的沙發，我給作為監製的華策影業萬娟總打電話，遠在北京的她，也只能聽我們拼湊著分析戰報，掛掉電話，大家陷入了無法決策的深淵。
　
被吵醒的畢贛走出來，也坐到沙發上。我說：「再這麼超下去，蕩麥活不過今年了啊，我實在拿不出更多的錢了，全部都在這了。」他突然聲嘶力竭起來：「我現在什麼都可以不要！公司可以不要，家也不回，我他媽的只要拍完這部電影！」我也朝他喊：「那我去借錢，賣公司，好了吧！」我摔門而去。
　
走在淩晨兩三點鐘的凱里街頭，我開始懷疑，這還是《路邊野餐》裏的凱里嗎？我自責崩潰，又毫無應對之法，我很清楚，他最需要保護的東西，開始遭遇威脅，平日裡久不會憤怒的人，今夜，竟也對我咆哮起來。
　
幾天後，打起膽子，又去了一次導演組。一臉起床氣的畢贛，正縮在沙發上用iPad看電影。我感到一絲光明，還好，至少他還沒倒下。2017月7月10日，劇組終於艱難地覆工了。
　
我在劇組房間的床頭貼著一張「消場表」，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早上起來，可以用筆劃掉一場戲。然而這樣幸福的時刻，總是極少出現。一度有段時間，不僅沒消場，反而很多場還在不斷被加回來。進度永遠徘徊不前，確實令人無法忍受。經紀人不得不發飆：「麻煩你回去問問畢贛導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場景，還是在拍他的演員？！不如我們不演了，你們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經紀人們一一請到剪輯房來看看素材。當我和藝人統籌張文斌，膽戰心驚地陪伴「白貓」經紀人蕾姐（張蕾）閱讀完這些素材，她久未出聲，猶豫而又不得不擁抱起我們，「我終於知道你們這一群人，在這崩潰的一個月裡，都拍到了什麼。」
　
　
拍拍停停，凱里的雨季真正來臨，泥石流時常光顧。
　
　
8月中旬，我接到了演員方面發出的《敬告信》，被告知時間不多了，我們都不敢去告訴畢贛。原計劃9月殺青，然而此時，不僅長鏡頭遲遲未能進入籌備，連前半部分的戲，都才只拍了一半而已。創作的壓力和現實的崩塌，平行打擊著這位眾望所歸的導演。他和演員們一樣，都是連日摸黑出工的疲態，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已經拍不出好東西了，而劇組又像一台巨大的機器，無法停下。
　
他偷偷告訴剪輯師亞楠，好想立刻買張票一走了之，而另一邊的我們，仍然將他看作打不倒的天才少年，一味地認為，大家分頭安慰一下吧，安慰好了，他就能拍了。演員們的既定檔期走到了盡頭，隨著湯湯和覺哥的離組，劇組不得不再次宣布停機。演員們走了，不知道是否還會回來，以及何時才能回來。
　
長時間的消耗，連我們的主創也快沒有時間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又一次擺到了決策小組面前，劇組是原地修整，還是就此解散？一個致命又無解的命題，選擇繼續，長鏡頭籌備工作一籌莫展，選擇解散，這部電影它真的還能重啟嗎？苦笑，決策小組以近似抓鱉的方式，鬼使神差般決定繼續拍下去。
　
9月的香港，迎來了八號風球，飛機沖上去都要被打下來。我和萬總飛赴香港，求見張姐，希望她能在10月份再給我們幾天拍攝長鏡頭。在香港半島酒店大堂，張姐嚴厲地教訓了我倆：「萬娟，還有佐龍，不是我不幫你們、不幫畢贛，但請你們記住，地球不是永遠圍繞你們轉的。我把整個9月份挪出來給你們，你們浪費了，今天我不能因為你們，而去擠占我允諾給別人的時間，這是不公正的。」我不敢看張姐，悶頭吃東西，萬總還在努力地解釋著。快結束，張姐開口：「10月份，我只有兩場演出之間的4天休息時間。」我們連連點頭，我望向萬總，淚水已經在她眼眶打轉。
　
已經幾夜沒睡的我倆，害怕回到劇組，在等待颱風退去的片刻安寧裡，拖著疲憊的身體，在香港街頭亂逛。有些恍惚，前一天還在凱里恐懼地面臨無解的決策。我對萬總說：「好想狠狠睡一覺，醒來，我們電影就殺青了。」低頭看手機，來自莊姐（張姐的合作夥伴）的消息：「老實說，我其實很不想你們來見她，她身體太累了，但我根本就知道，她最後一定會答應你們的，我希望你們真的保護好她，好嗎？」少頃，她又寫來：
　
「難得逃來香港就當放空，好好休息。」
　
10月，第一次長鏡頭的實拍，由於籌備時間太過匆忙，每一條都失敗了。只有最後一條，大家憑著必勝的信念苦撐，算是勉強走了下來。然而「殺青」那一刻，大家都面無表情，沒人敢高興一下，張姐對著我們默默嘀咕：「都拍完了，還一個個都悶悶不樂的。」放棄個人假期又挪開檔期的湯湯，在劇組過完了今年的生日。為了好歹有個交待，我們硬逼著設計做了一款海報，取名「忽然殺青」。
　
殺青宴那夜，大家去KTV唱歌，從來不會唱歌的畢贛，和萬總抱頭痛哭，借著酒勁的他哭出聲來：「你們都看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天才，我現在連一部電影都拍不完。」眾人不語，唯有繼續。
　
　
-
　
重 啟
　
　
劇組解散後，誰都不知道，這是臨時解散，還是再也沒有了。離開劇組那天，我跑上樓去找剪輯師亞楠，想看看最後拍到的那條長鏡頭是什麼模樣，就好像明知道是個畸形兒，你偏要看看它是否依舊動人。
　
回到上海，我搭地鐵跑到外灘，用盡全身力氣透了一口氣，我快忘了上海是什麼樣了。我給畢贛發去微信：「所幸，公司還活著。要重拍嗎？」他沒有回我，我更不敢追問。我只能向他太太打聽情況，小雲回覆我，畢贛回家以後語言表達能力都變得很差，經常一句簡單的話都沒法說清楚。
　
執行製片往公司搬回兩個大鐵箱，我打開，摔出一摞財務報表，數字從0001編到了3080，有點晃神，大概人生花錢最多的一個夏天，就這樣過去了。
　
回到上海的日子裡，我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服用舍曲林片，一種用來抵抗憂鬱症的常規藥物。每到深夜，總要與黑暗和深淵做起無窮無盡的鬥爭。而我，也並不知道，尚潛伏在凱里的他們，是否安好。那一段時間，我頻繁出現在萬總家中，我們把劇組的賬目，翻來倒去算了幾遍，沒有可能了，真的沒可能了，除非放棄長鏡頭的3D轉製，但畢贛一定不會答應。
　
一次次拍攝失敗，很難再向演員們開口要時間了。“假殺青”過去一個多月，很怕當面溝通的我，硬著頭皮給湯湯經紀人章哥寫了封長郵件，起名〈蕩麥陳情表〉，鼓足勇氣落筆哭諫，盼望再度湊齊所有演員。
　
實際情況是，湯湯進了下一個電視劇組，1000多場戲，90%都是她的，整個組600個工作人員，明年9月份之前，不會有任何時間了；覺哥幾乎把他2017年整年的時間都托付給了地球劇組，現在也不得不去一個電視劇組上班，經紀人陳思為了幫我們協調時間，一次次近乎「冒犯」地奔走在公司領導和對方劇組之間；更要命的是，攝影指導董勁松和美術指導劉強，也接到下一個電影劇組的通知，需要馬上進組。沒有資金、沒有演員、沒有主創。電影從夏天開機，拍過了秋天，熬來了初冬。
　
我們跑來北京，直面投資人。結束一天工作的傅總，陪著畢贛商量對策直至天明，她允諾去想辦法爭取演員能回來，資金上也讓畢贛別太擔心，先安心籌備。與此同時，我隨身藏著一份60分鐘的素材集錦，分頭拿去給經紀人們、各家投資方們，一次次地放片、解釋、承諾、央求。
　
正處谷底，我接到了兩個電話，一個來自出品方之一太合娛樂，那頭說：「錢總特別理解你們所有的困難，我們不僅認可超支，而且還要雙倍認繳地球的投資。」接完這個電話，我幾乎從床上滾落，激動地通知畢贛；另一個電話來自出品方亭東影業的聯合制片人張冠仁，「韓寒說他同樣作為一個新導演，特別理解畢贛在拍攝第一部真正意義長片時，面臨的壓力和處境，我們一定會支持到底的。」
　
甚至我們電影的男主角黃覺，還自己出面為畢贛尋找資金，他的兩位老友張歆藝袁弘夫婦，二話沒說，認下了電影的部分投資，很快把投資款一次性打到了劇組賬戶；黃曉明與經紀人郭亭婷，更是在劇組最困難的時候，將支持我們的現金連夜打到劇組。在兩位監製萬總和沈總的努力下，又吸引到多家行業公司和基金的進入，希望幫我們共度難關。
　
籌備間隙，畢贛去台北參加金馬新導演論壇。我們知道張姐就在台北，但不敢去見她，傍晚，我忽然接到金馬工作人員的電話，那頭急促地講：「佐龍，你快帶畢贛過來，張姐在等你們。」
　
見到張姐，她就問畢贛：「沒拍成吧？打算怎麼辦呢？」停頓了一會，她說：「我1月有時間。」原本已經打算妥協的畢贛回應：「張姐，不然我把劇本改改，你也不要那麼辛苦地跑來跑去了。」張姐用驚訝的眼神看著他：「畢贛，怎麼連你也開始不堅定了。」這一句話改變了畢贛的狀態。
　
我們透過法國制片人查爾斯，把《少女離家記》（Mustang）的攝影指導David請到貴州，擔任第二次長鏡頭重啟的攝影指導；在經紀人陳思的力促下，也硬把覺哥從電視劇組給協調了出來；還剩湯湯了，怎麼辦，束手無策。如果她從電視劇組離開，整組人都要停工，這個損失，恐怕比我們組還要大更多。
　
我每隔一天就會進山看看籌備情況。每次進山，都能見到場務組的小胖，他極少言語，不是在守山洞口，就是在守山腰的路障，長鏡頭一開機，整個山谷都要封死，小胖哥總是服從安排，通宵達旦地值守崗位，聽野風呼嘯。到了冬天，貴州最怕遇到凍雨天氣，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進山的公路一度無法使用，稍不留神，車子就會栽下山谷；那段時間，又遇到南方暴雪，重新租賃的攝影和燈光器材在運來貴州的路上被大雪給堵住了，嚴重影響了技術測試的進度。
　
製片主任黃魚大叔每天見到我，都追在後面重覆地說：「領導，我負責任地建議啊，你和監製們商量下，趕緊叫停吧，現在停，還能節約下點錢來，我們完全沒有拍成功的條件啊，現在不停，就再也沒有補拍的可能了。」
　
　
-
　
殺 青
　
畢贛的長鏡頭劇本終於定稿，劇本扉頁赫然寫著〈編劇：先驅者10號〉。劇本改了，就連廚房幫工的阿姨都被導演組選中，要在長鏡頭中演唱《墨綠的夜》。
　
就在我們計劃開機前的兩天，湯湯的時間終於在經紀人和對方劇組的支持下，被近乎不可能地協調了下來，她進組了！天降奇蹟的是，連貴州的天氣都返暖整整三度，凍雨天氣驟然消失，山河天地都被動容，長鏡頭拍攝的天氣條件具備了！張姐到達丹寨的當天，連酒店都沒進去，就跑到了現場排練。
　
經過多次排練，我們將整條長鏡頭的拍攝時間，嚴格控制到60分鐘左右。如若一條失敗，需要重啟拍攝，算上技術準備、體力恢覆和道具覆原，至少還需要2個小時，因而從入夜拍至黎明，一天最多只有三條機會，而這三條裡，其實只有黎明的那條，才是畢贛內心最最想要的。
　
畢贛來到演員化妝室，張姐帶頭表態：「導演，拍啊，今晚我們拍它三條好不好？」畢贛說：「怕你們身體吃不消」，張姐再答：「我沒問題，我們來這就是來給你拍戲的。」一旁的湯湯也昂然點頭，覺哥更是早就豁出一切了。倒數第二天的三條拍攝，盡數失敗了，是的，全部失敗。熟悉的肅殺氣氛，立刻縈繞回我們身邊，如惡魔纏身。我們只得在四面漏風的露台上，徹夜地等待，祈求神跡出現。
　
最後一天，湯湯經紀人章哥直接把行李拉到了現場，按照默認的契約，他們將再給我們最後一個通宵的時間，如若再拍不成，我們就必須毫發未損地將湯湯護送回電視劇組，從此再無覆拍的機會，借來的時間，到了歸還的時刻。
　
入夜時分，第一條開機，再次失敗。絕望。
　
製片組在漏風的露台上，擺上了一台70吋大電視，大家像看直播一樣一條條過素材，尋找每一個問題點，似乎一切都在逼近勝利，但機會就只剩黎明前的一點點了。在冷風中坐立不安的我們，不知道等了多久多久，終於遠方傳來「保住一條」的信號，所有人都在放肆地吶喊、歡呼、宣泄，終於，保住一條！我和萬總互相擁抱安慰！最後一條，也是畢贛以及大家心目中，最希望達成的，還剩最後一次機會的，珍貴的黎明條。

三位攝影師在三個地點等待接力，從山洞出來，穿過山路，跟隨男主角下索道，繞過台球廳，航拍飛天，降落，此時，多次排練的馬匹受到驚嚇，失去控制，將蘋果灑落一地，而攝影師則平穩應對，記錄下上帝的恩賜，接著來到劉老師和黃老師合作創造的爛漫的舞台廣場，旋轉房子的機關順利開啟，羅紘武與萬綺雯在短暫的夜晚擁吻，鏡頭遊移到煙花，再一擡頭，天將將亮，完美的黎明條。
執行導演在那高呼，我們殺青了！《地球最後的夜晚》殺青了！
　
　
像夢一場，怎敢相信。我看了看手機，記錄下心碎的時刻，2018年2月9日清晨7點。
　
　
終於殺青的湯湯，卻久久不肯離去，她徘徊在羅紘武和萬綺雯剛剛度過短暫夜晚的「旋轉房間」裏，泣不成聲。而經紀人章哥，則拖著通宵了幾夜的疲憊，爬到制高點，想為劇組記錄下此刻永恒的長鏡頭場景。在眾人的勸慰下，湯湯才搭上車，去往機場搭機返回下一個劇組。臨走前，他小聲對畢贛講：「導演，其實，我已經問劇組多請了兩天假，假如今天還是沒成功的話，我會一直陪你們，直到完成。」
　
一路歡歌回到劇組駐地，廚房阿姨問我明天幾點出工，我說殺青了，都下班吧，阿姨說：「真的嗎？我連過年用的食材了都買好啦，我以為就要這樣拍下去了。」
　
製片組用最後僅剩的一點經費，給劇組辦了一場體面的終極殺青宴。推杯換盞間，我見到平時寡言的場務小胖居然酒醉，他壯起膽子，跑來和畢贛擁抱告別，畢贛就說：「我希望拍下部戲的時候，你還能來幫我們。」
　
離組那天，恰逢小年夜，我和大家擠在一輛金杯車坐去高鐵站，司機師傅開得飛快，大家終於沒能在劇組過這個年。同車的場務小哥很是健談，到站，我問他接下去幹嘛，他滿懷期待地說，過完年要去一個電視劇組幹活，那邊比這個組賺錢多了，我又問他哪年的，他說96年的。道別的時候，他送我進站，隨口問起：「哥，那你在劇組是做什麼的呀？」我一時語塞，如夢初醒。
　
　
-
　
坎 城
　
　
故事寫到這裏，看似所有的至暗時刻都被我們一一破解。3月初，我們一致決定趕坎城選片。做完這個決定，巨大的壓力又被重新導向畢贛，他需要最晚在3月底拿出一個能過關的版本，用於坎城選片委員會看片。
　
那段時間，沒人敢去問進度怎麼樣，直到有幾天淩晨，我總在睡夢中被循環的音樂驚醒——後來才知那是林強為我們電影所做的配樂 —— 那時我便知道，每夜孤坐客廳的他，開動了⋯⋯他總算交上作業，4月1日淩晨，大家擠在一間小影廳裡試片，那是我們第一次聽見它的心跳，放映結束，猛一轉頭，我的同事們早已個個淚流滿面。
　
凌晨5點，我揣上剛剛制作完成還帶著機器溫熱的硬盤，踏上了法航班機。接下去的半個月，我獨自帶著還沒有完成配音、也沒有3D效果的初剪，在巴黎度過了緊張顛簸的送片時間，苦苦等待一個結果。傍晚，我走在巴黎老舊的地鐵站裡，不由地開始飆淚，心想整個團隊傾盡所有，命都不要，誓死完成了這部作品，今天我把它送到了可能會最早懂它的地方，我真的不想空手而歸，我想給大家一個交待。
　
出了地鐵站，我看到北京給我發來的微信：「佐龍，明天回來吧，去不去坎城，不重要。」
　
第二天，2018年4月12日巴黎時間11點，坎城新聞發布會，影展總監福茂宣布《地球最後的夜晚》入選第71屆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使命完成，返身回國。決定接受「電影節之王」的邀約，並非易事，這將是一個承諾。我們需要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一個最佳的剪輯版本，還要完成一系列龐雜的技術工作⋯⋯畢贛和一眾後期制作主創，幾乎整整三周不眠不休，接力工作。
　
5月8日坎城開幕當天，我們還沒交上片。畢贛還要和我們一起去和投資方開宣發會，車上，我抱怨趕不上坎城可不是開玩笑的事，他把累積了太久的憤怒宣泄而出：「煩煩煩，你有什麼好煩的，我現在連電影都剪不出來！你還想怎麼樣！」
　
　
我忍住同樣的憤懣，看向窗外，手機提醒收到新郵件，焦慮地順手點開：「他媽的坎城都要罵娘了！請你們立刻馬上完成這部電影，安全護送到坎城！”」法國合作方把我臭罵了一頓。如果我們趕不上，這將是一次嚴重的事故，而我更清楚的是，過不了他自己這一關，電影是萬萬送不出去的。所有人的命運，他變成了唯一的解鈴人。
　
後期工作走到最後第二步，大家已經精疲力竭。畢贛和調色師唐強在工作棚裏劇烈地爭執起來，他希望唐強能休息一會繼續工作，不要無效勞動，唐強暴怒，「我哪還有時間休息！我再休息，你們就都別想帶拷貝去坎城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麼的他媽的坎城，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質量來！」熟悉的咆哮聲再起。
　
為了將隨時有可能輸出完成的拷貝以最快速度送至坎城，我們縝密地制定了一個代號為「葫蘆娃」的方案，每隔兩到三個小時左右，將一名工作人員送上去往法國的飛機，把所有人的出行時間平均分布到最後的兩天時間內。
　
5月12日傍晚，第一顆放映拷貝送達坎城，正要送往電影節的路上，我卻被通知，這顆拷貝製作失誤，無法使用。終極崩潰。
　
5月14日下午2點，畢贛終於自己帶著重新輸出的第二顆拷貝，昏昏沈沈地抵達尼斯機場；5月15日淩晨2點，大家前往德布西廳進行技術測試，QC通過。
　
上午11點，《地球最後的夜晚》在坎城舉行媒體場首映。放映結束，我回到公寓房間，看到孫濤正在吃力地用谷歌翻譯拼命地刷著推特，忽然，他瘋了似的吶喊起來：「炸了！炸了！地球炸了！牛逼，龍總，你看，他們說我們導演牛逼！」下午3點，畢贛和他的演員們，一一踏上坎城紅毯，《地球最後的夜晚》舉行全球首映。
　
-
　
回到北京，我單獨約他出來吃了一頓飯。我看到他因為壓力而爬滿整臉的毛囊炎，還有幾周沒有處理的頭發，他好像徹底變了一個人，一個已然被掏空的畢贛。我第一次見他如此嚴肅地對我講話：「佐龍，你知道嗎？從頭到尾，如果連我都不再決絕了，還有理由讓你們和我一起站到最後嗎？」頃刻間，我為我所有的懦弱和徘徊，找到了最終的解釋。當下的我們，就好像剛認識那會，他繼續講著，我仍然聽著。
　
　
這一年，過的太難。其實，我早就準備好放棄了。好在，他還是以最危險的方式完成了這部電影。明天，它就要上映了，這篇回憶，寄給這三年。
　
　
單佐龍 寫於2018年12月30日
　
-
#畢贛 #地球最後的夜晚 #墨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