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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舊文】方程是永恆：愛因斯坦

今日係圓周率日、白色情人節，同時亦係愛因斯坦生日。

注：感謝讀者Ka Wa Tsang 指正，狹義相對論可以用於非慣性參考系。我曾在另一文章談及這錯誤，但忘了修改此文。在非慣性參考系使用狹義相對論的結果，是會出現不存在的「偽力」，情況如同離心力一樣。

//1879年，愛因斯坦出生於德國南部小鎮烏姆（Ulm）。1880年，他隨家人搬到慕尼黑（München）。與一般印象相反，愛因斯坦小時候因為鮮少說出完整句子，父母曾以為他有學習障礙。

愛因斯坦在慕尼讀中學。他非常討厭德國學校著重背誦的教育方式，課堂上總自己思考問題，不專注聽課，所以經常被老師趕出班房。1894年，愛因斯坦15歲，他父親赫爾曼・愛因斯坦（Hermann Einstein，1847-1902）在慕尼黑的工廠破產，迫使舉家遷往意大利帕維亞（Pavia），留下愛因斯坦在慕尼黑完成中學課程。同年12月，愛因斯坦以精神健康理由讓學校準許他離開，前往帕維亞會合家人。

這次出走改變了愛因斯坦的一生，甚至可說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科學發展。

愛因斯坦不懂意大利語，不能在帕維亞上學。他早有準備，前往瑞士德語區蘇黎世（Zürich）投考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通常簡稱ETH Zürich）。結果愛因斯坦數學和物理學都考得優異成績，但其他科目如文學、動物學、政治和法語等等卻全部不合格。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給予愛因斯坦一次機會，著他到附近小鎮阿勞（Aarau）去完成中學課程，明年再考。在這段期間，愛因斯坦暫住在斯特・溫特勒教授（Jost Winteler，1846-1929）家中。愛因斯坦很喜歡開明、自由的溫特勒教授一家，利用這一年溫習各科目，更與溫特勒的女兒瑪麗・溫特勒（Marie Winteler，1877-不詳）相戀。

瑞士的教育方式與德國的不相同，並不強調背誦。瑞士學校老師非常鼓勵學生發表意見，不會以權威自居，這一點與討厭權威的愛因斯坦非常合得來。愛因斯坦曾於寄給溫特勒的信中寫道：「對權威不經思索的尊重，是真理的最大敵人。」[1]他稱自己為世界主義者，不喜歡德國日漸升溫的國家主義。溫特勒教授就幫助愛因斯坦放棄德國國籍，愛因斯坦因而成為了無國籍人士，他很喜歡這個「世界公民」身份。

一年後，愛因斯坦再次投考蘇黎世理工學院。物理、數學當然成績優異，其他科目亦合格，愛因斯坦順利被取錄入讀物理學系。然而，他父親卻期望他進入工程學系，將來繼續家族工廠，因此他們大吵了一場。

愛因斯坦大學時繼續他我行我素的性格，經常逃課去上其他科目的課堂，所以都要他的同學們幫他抄筆記，他才知道考試範圍。加上愛因斯坦以刺激權威為樂，教授們都不喜歡這個又煩又懶的學生，不願意幫他寫好的推薦信，所以他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在學時，愛因斯坦與物理系唯一一個女同學米列娃・馬利奇（Mileva Marić，1875-1948）相戀。根據膠囊資料顯示，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書信中曾提到他們有個女兒叫麗瑟爾。不過後來他們就再沒提到她，歷史學家估計麗瑟爾出生不久就死於猩紅熱。愛因斯坦與米列娃在1903年結婚，之後他們生了兩個兒子——大子漢斯和二子愛德華。他們最終在1914年分居，1919年離婚。

愛因斯坦於1900年畢業，取得了教學文憑。可是，由於教授們都不喜歡愛因斯坦，他申請大學職位的申請信全都石沉大海。愛因斯坦非常沮喪，以致他父親於1901年寫信給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教授（Wilhelm Ostwald，1853-1932，19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請求他聘請愛因斯坦當助手，或者至少寫給愛因斯坦鼓勵說話。當愛因斯坦快要連奶粉錢也不夠的時候，他大學時的舊同學格羅斯曼・馬塞爾（Grossmann Marcell，1878-1936）[2]的岳父以人事關係幫他在瑞士專利局找到了一份二級專利員的工作，愛因斯坦才度過難關。

愛因斯坦喜歡在早上就把所有工作做完，利用整個下午在辦公桌上思考物理問題。一個從學生時代就已令他著迷的問題就是：如果他能夠跑得和光一樣快，會看到什麼？

詹士・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的電磁學方程組說明光線就是電磁場的波動，而電磁波亦已被亨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 1857-1894）的無線電實驗證明存在。科學家認為，既然光是波動，就跟所有其他波動一樣需要傳播媒介：聲波需要粒子、水波需要水份子，而光需要「以太」才能在宇宙直空中傳播。

愛因斯坦於1905年發表狹義相對論。在這之前牛頓的絕對時空觀早已令科學界困擾多年。著名的邁克遜—莫雷實驗結果與牛頓力學速度相加法則相違背[3]。無論地球公轉到軌道的哪個位置，無論實驗儀器轉向哪個方向，光線都相對以太以同樣秒速30萬公里前進，分毫不差。這就好像下雨時無論向哪個方向跑，雨點總是垂直落在我們的頭頂。難道雨點知道我們跑步方向，故意調整落下角度嗎？

光速不變概念非常革命性。因為光速不變，在我們眼中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其他人看起來卻不一定同時。時間與空間有微妙關係，兩者結合在一起成為時空。當年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問題必然出在馬克士威電磁方程式，但愛因斯坦卻不這麼想。他認為，我們常識中對「同時」的理解根本有誤。不過，愛因斯坦並非以力學切入這個問題，而是思考一個著名的電磁現象：法拉第電磁感生效應。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指出，移動的帶電粒子會同時產生電場與磁場，靜止的帶電粒子則只會產生電場，沒有磁場。但相對論說宇宙並沒有絕對空間，速度只有相對才有意義。而物理現象必須是唯一的，所以我們就有個問題：究竟有沒有磁場存在？把電磁鐵穿過線圈，我們可以做以下三個實驗：

（一）固定電磁鐵，移動線圈；
（二）固定線圈，移動電磁鐵；
（三）固定線圈及電磁鐵，改變磁場強度。

實驗結果：三個實驗之中都有電流通過線圈，而且數值完全一樣！

我們可以從實驗結果得出甚麼結論？基於完全不同的物理過程，實驗（一）與實驗（二）和（三）得到相同的電流。實驗（一）產生電流的是磁場，而實驗（二）和（三）產生電流的卻是改變的磁場所感生的電場。嚴格來說，實驗（一）的結果並非法拉第定律，因為法拉第定律所指的是磁場感生電場。正是這區別令愛因斯坦得到靈感，他在論文中說這個現象顯示無論是電動力學與力學，根本不存在絕對靜止這回事。

愛因斯坦預期相對論會在科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結果卻是異常安靜。愛因斯坦突然拋棄了物理「常識」，此舉令科學界摸不著頭腦。馬克斯・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1918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可能是唯一一個明白相對論重要性的人，他讀到論文後寫過信去問愛因斯坦解釋清楚一些理論細節，更派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1914 年諾貝爾物理奬得主）去拜訪愛因斯坦。馮勞厄發現愛因斯坦竟然不是大學教授，而是瑞士專利局裡的小職員。回家路上，愛因斯坦送給馮勞厄一支雪茄，馮勞厄嫌品質太差，趁愛因斯坦不為意從橋上把雪茄丟了下去。

愛因斯坦導出那舉世聞名的質能關係方程式E=mc2，解釋了放射性同位素輻射能量來源和太陽能量來源。不過愛因斯坦後來在1921年獲頒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並非因為相對論，而是因為他應用普朗克的量子論解釋了光電效應。

愛因斯坦並沒有滿足於狹義相對論。狹義相對論只適用於慣性坐標系，可是宇宙裡絕大部份坐標系都是非慣性的，例如地球就是個加速中的坐標系。愛因斯坦知道必須找出一個新理論去解釋加速坐標系中的運動定律。他幾乎是獨力地與新發展的數學分支「張量分析」在黑暗之中搏鬥了十年之久，最後才於1915年11月完成廣義相對論。我們已經觀賞過的宇宙大爆炸，都遵守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式。

愛因斯坦尋找正確的廣義相對論公式期間，米列娃與愛因斯坦的關已經變得非常惡劣，而且愛因斯坦的母親非常不喜歡他倆的婚姻，米列娃她就在1914年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他們的家柏林，到瑞士去了。與孩子分離使愛因斯坦非常傷心，因為他堅持留在德國做研究。不過，他與後來第二任妻子、表妹愛爾莎・愛因斯坦（Elsa Einstein，1876-1936）[4]的曖昧關係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我們穿越時間來到了1915年11月底，愛因斯坦就快發現能夠描述整個宇宙的新理論了。狹義相對論裡時空是平的，並且所有慣性坐標系都是等價的。廣義相對論描述的是更廣泛的彎曲時空，它能描述所有坐標系。只要指定一套時空度規、給定能量與物質密度分佈，就能夠計算出時空曲率如何隨時間改變。相對論大師約翰・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1911-2008）曾說：「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5]

狹義相對論改正了以往區分時間與空間的常識，而廣義相對論則把萬有引力描述成時空曲率，連光線也會被重力場彎曲，再次顛覆了常識。我們只需要把一組十式的愛因斯坦場方程式配合相應時空度規，任何宇宙的過去與未來都能夠計算出來。

當然很多人質疑廣義相對論的正確性，因為科學理論必須接受實驗驗證。終於在1919年，英國天文學家亞瑟・愛丁頓（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 1882-1944）來到西非畿內亞灣普林要比島（Principe）以日全食觀測結果驗證了廣義相對論。1919年5月29日早晨，下著傾盆大雨。幸好到了下午1時30分雨停了，不過還有雲。愛丁頓努力拍攝了許多照片，希望能夠拍到太陽附近的星光偏折。最後結果出來了：在拍得的照片中，有一張與愛因斯坦的預測數值吻合。其實在科學裡，一個證據並不足以支持一個理論，但愛丁頓是個廣義相對論狂熱擁護者，他立即對外公佈廣義相對論已經被證實了。

廣義相對論場方程式顯示，宇宙若不是正在收縮就是正在膨脹。我們已經知道，當年愛因斯坦認為宇宙永遠存在，因此他在場方程式裡加入了宇宙常數，用來抵消重力，使宇宙變得平衡，不會擴張也不會收縮。但這樣的宇宙極不穩定，只要非常細微的擾動，宇宙就會膨脹或收縮。就好像把一個保齡球放在筆尖上，理論上保齡球可以停在筆尖上，但只要一點點風就能使保齡球滾下來。

不過，這個常被人說成是愛因斯坦一生最大錯誤的宇宙常數，其實的確存在。錯有錯著，歷史再次證明愛因斯坦正確，儘管這並非愛因斯坦的原意。1929年，愛德溫・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發現星系正在遠離地球，而且越遙遠的星系後退的速度就越快。這只能有兩個解釋：要麼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要麼宇宙正在膨脹。當愛因斯坦知道哈勃的發現後，他後悔在廣義相對論方程式裡加入了人為的宇宙常數[6]。

今天，科學家已經發現宇宙不單正在膨脹，而且膨脹正在加速。暗能量、或者宇宙常數，因而在上世紀末重新復活。一個正在加速膨脹的宇宙，比一個靜止的宇宙需要更巨大的宇宙常數。而且事實上，即使有宇宙常數，宇宙亦不可能靜止。

愛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為擔心納粹德國會製造出原子彈，所以他曾寫信致羅斯福總統要求美國搶先研究製造原子彈。到戰後才發現，當時的德國根本無法造出原子彈，因為大多數的科學家已經被希特拉趕走了。那天早上，當愛因斯坦聽到原子彈已經把日本廣島夷為平地，他就呆坐在家，久久未能平復心情。從此以後，愛因斯坦極力主張廢除核武，導致他被50年代著名的FBI胡佛探長（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認為他是共產黨間諜。理所當然，胡佛始終無法找到任何證據捉拿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因以普朗克的光量子概念解釋了光電效應而獲得1921年諾貝爾物理獎。光電效應論文證明了光同時是波動和粒子，稱為光的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學的基本原理。不過，儘管量子力學和廣義相對論的所有預測都未曾出錯，兩者卻互不相容。現在的科學家十分清楚：要不是量子力學是錯的、或廣義相對論是錯的、或兩者都是錯的。

愛因斯坦於1923年7月11號在瑞典哥德堡舉行的Nordic Assembly of Naturalists會講上講了他的諾貝爾獎講座。雖然他得到的是1921年諾貝爾獎，可是因為諾貝爾奬委員會認為在1921年的提名名單中沒有人能夠得獎，跟據規則該年度之獎項順延至下一年頒發，所以愛因斯坦實際於1922年得到1921年的諾貝爾獎。而由於在1922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舉行時愛因斯坦正在遠東旅行，直到1923年愛因斯坦才在哥德堡講出他的諾貝爾奬講座。順帶一提，愛因斯坦獲頒諾貝爾獎不久之前，他正在香港。

愛因斯坦雖然有份為量子力學打下基礎，後來卻變得不相信量子力學，例如他與兩個物理學家共同提出的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7]就是為了推翻量子力學的。可是，科學家後來發現愛因斯坦—波多爾斯基—羅森悖論的假設「局域性」是錯的。廣義相對論認為宇宙是「局域」的，只有無限接近的兩個點才能有因果關係，因此推翻了牛頓重力理論中的「超距作用」。但量子力學卻說，兩個相距非常遠的粒子也能夠互相影響，因此量子力學與廣義相對論的假設是不相容的。

愛因斯坦一生都在尋找量子力學的錯處，結果是一個都找不到。他晚年一直在研究統一場論，希望統一電磁力和重力。不過，在他死前，人類並不知道除電磁力和重力以外還有強核力和弱核力。所以愛因斯坦根本沒有足夠的資訊去進行統一場論的研究，歷史注定要他失敗。

愛因斯坦一生對金錢、物質、名譽等不感興趣，他喜愛的東西大概可說只有物理和女人。他希望找出大自然的終極奧秘，並以優美、永恆不變的數學方程式表達出來。愛因斯坦覺得「政治只是一時，方程式卻是永恆。」[8]愛因斯坦聲稱自己並不擅長政治，但他在一生中卻經常對種族平等、世界和平等政治大議題作公開演講。因此他也引來許多人對他的政治立場表達不滿。

當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統哈伊姆・魏茲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於1952年逝世時，以色列官方曾邀請愛因斯坦擔任第二任總統。最後，愛因斯坦寫了一封回信感謝並婉拒。

1955年4月18號，愛因斯坦在撰寫祝賀以色列建國七週年的講稿中途逝世。他生前堅拒以人工方法勉強延長生命，他說：「當我想要離去的時候請讓我離去，一味地延長生命是毫無意義的。我已經完成了我該做的。現在是該離去的時候了，我要優雅地離去。」//

【核廢棄物處置問題－確實瞭解，務實面對】
下方文字取自太專業的前輩臉書，感謝他開放提供轉載，我個人也頗有收穫，尤其是美國已經有高階廢料處置場那段。文長但也請耐心看完，近期來想辦法把他圖片化。在那之前，記得報名我們講座，和分享影片喔！講座剩下不到十個名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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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從2011年日本福島311核能事故發生以來,核能議題已經變成國內輿論的熱門。由於核能所牽涉的專業非常廣泛，而我國存在核廢棄物是一個既存的事實，不會因為擁核或反核有所改變，因此唯有確實瞭解與務實面對，才是應有的負責態度。以下試從專業的角度探討高階核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的可行性與安全性，目的在於說明事實，內容雖難免流於技術性，但對一般大眾瞭解事實或有幫助。

▋多層障蔽保障高階核廢棄物深層地質處置安全
坊間常以「處理」一詞涵蓋所有的核廢棄物管理活動，所謂「高階核廢棄物沒辦法處理」其實是「高階核廢棄物沒辦法處置」之意。沒辦法處置也就是處置無法確保安全，要做此評斷，必須先瞭解處置安全性如何確保。

早在美蘇展開核武競賽初期，美國國家科學院就在1956年推薦以深層地質進行高階核廢棄物(包括高放射性廢棄物與用過核燃料)的處置，後續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以及歐、美、日等核能大國的推動研究下，已證明深層地質處置極為安全，並為國際所普遍接受。

深層地質處置是採取多重障蔽的安全防禦概念，以建立多重阻礙的方式，阻絕放射性物質移動到人類的生活圈。第一層障蔽就是高階核廢棄物的本體，例如將高放射性廢棄物做成堅固的玻璃體，用過核燃料的燃料丸則做成陶瓷體；第二層障蔽是廢料體的容器，例如將廢料玻璃體密封盛裝在不銹鋼容器中，用過核燃料的陶瓷質燃料丸則包封在鋯合金鞘套內；第三層障蔽是金屬的外包裝層，也就是金屬棺，例如用足夠厚度的銅或耐蝕性金屬作棺，以密封包覆廢料體容器；第四層障蔽是緩衝材料與回填材料，也就是在金屬棺的四周以壓實的膨潤土層圍繞密封，再以母岩碎粒和黏土或膨潤土等的混合物夯實填滿膨潤土密封層和處置坑之間的空隙；第五層障蔽就是地質障蔽，包括處置母岩與周圍的地層。

▋天賜絕佳的障蔽材料
五層障蔽的材料不論是金屬、礦土或地質岩層，其阻絕放射性物質移動的基本特性、加工方法與功能，都已經過現代實驗室的試驗研究與模擬計算加以驗證。

如大家熟知的，銅金屬腐蝕時會在表面生成一層保護膜，因此，即使在潮濕空氣，甚至非氧化性酸液存在的環境下，銅都具備很好的耐蝕性。深層地質是屬於無氧的還原環境，銅在此環境的腐蝕速率幾近可以忽略。芬蘭就是採用銅做為用過核燃料的外棺，並預期在深層地質以及層層障蔽的保護下，用過核燃料能安置於銅棺內100萬年。

膨潤土也是最終處置的關鍵性障蔽材料，它遇水會膨脹並阻塞水的通路，並對溶解在水中的超鈾元素具有強大的吸附力，能將超鈾元素吸附固定，阻絕其移動，是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絕佳的障蔽材料。

母岩地質也是天然的障蔽材料，除了提供穩定與封閉的功能外，萬一放射性物質突破重重障蔽往人類生活圈移動時，處置場與人類生活圈之間的地質圈，就會發揮阻絕、稀釋與延時的效果，使放射性物質移動到人類生活圈時，其放射強度已衰變到可接受的程度。

▋以「天然類比」為師
一般而言，用過核燃料處置後，大約經過10萬年，放射性就會衰變到天然鈾礦的程度，如果是處置用過核燃料再處理產生的高放廢棄物，則僅需約8000年。多重障蔽的安全概念也使用在低階核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因其放射性衰變到背景值的時間僅需300年左右，因此，對障蔽結構與功能的要求遠低於高階核廢棄物的處置。

要證明最終處置場的功能歷經數千年甚至數十萬年仍能保證有效，僅靠現代實驗室的短期研究與測試是不夠的，需要有更長期的事證加以佐證，因此所謂「天然類比」也就派上用場。

所謂「天然類比」是指利用經過長期演變的天然情境，以比擬、評估人造系統長期演變的可能結果。例如，在芬蘭Hyrkkölä和Askola地方的花崗岩中，曾發現存在於含硫酸鹽的地下水和氧化環境下的金屬銅，雖然已經歷了5千萬年，但仍然保持原狀。這對瞭解銅在深層地質環境下的長期耐用性，就是很好的天然類比。

中國大陸有很多千年的古墓，墓穴內的屍體與陪葬物仍然保持不爛，主要是因為「槨室的四周用木炭隔潮，又用白膏泥填塞」。木炭能吸水分，白膏泥就是高嶺土，能密封隔絕水份與空氣，因此埋在地下十幾公尺墓穴中的陪葬物，能長久保持下來。另外，在匈牙利的一個礦場，也發現了一座埋在黏土地層下的柏樹林，雖已埋藏800萬年之久，但樹幹態樣仍然完整保持。這些對以礦土做為處置障蔽材料都是很好的天然類比。因此，比高嶺土和黏土的水密封性以及離子吸附性更佳的膨潤土，即被廣泛當做現代高階核廢棄物處置的障蔽材料。

▋遠古的天然核反應爐遺跡佐證地質處置的安全性
除了以上的「天然類比」可供參考外，世界上還有一個發生在20億年前的天然核反應爐遺跡，能更貼切地佐證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安全性。

這個遺跡在1972年被發現，地點在中非加彭共和國的Oklo鈾礦區，是一個經過科學檢驗的天然核反應爐遺跡。在這個遺跡被發現之前，美國阿肯色大學(U. of Arkansas)化學系教授P. K. Kuroda，在1956年化學物理期刊(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發表了《鈾礦物的核子物理安定性探討》的論文，以核子反應爐理論公式，推測在早於20億年之前的時期，地球上一定厚度的瀝青鈾礦有發生「天然核反應爐」的可能性。發生此種「天然核反應爐」的主要關鍵是，該時期的天然鈾所含有的鈾-235濃度高於3%，亦即高於現代核反應爐的濃縮鈾核燃料中的鈾-235濃度；現在天然鈾所含的鈾-235濃度已衰減為0.7%。

根據Oklo遺跡的核反應產物所進行核種分析與比對結果得知，這個天然核子反應爐曾持續進行了幾十萬年的核分裂反應，釋出的能量功率平均約100千瓦，估計約消耗了5噸的鈾-235，並產生了5.4噸分裂產物以及1.5噸的鈽和其它超鈾元素。調查研究還發現，現場遺留的分裂產物和錒系元素，在20億年期間只移動了幾公分。這個天然核子反應爐遺跡是一個時間夠長、規模夠大的高階核廢棄物地質處置的天然類比事證，大自然以此向人類證明「深層地質可以有效拘限高階核廢棄物的核種移動」。

Oklo天然核反應爐遺跡的地點是砂岩地質，砂岩屬於多孔性沉積岩，透水性比較高，拘限核種移動的能力並不算好，但它仍然有效拘限了分裂產物和錒系元素的移動。因此，國際上已經普遍認同，以深度在300~1000公尺，拘限核種移動的能力比砂岩更佳的花崗岩、泥岩、中生代基盤岩等做為最終處置的母岩，並採用銅、膨潤土等長期耐久的封閉性材料，以現代工程技術建構多層人工障蔽，足以確保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安全。

▋美國已經有高階核廢棄物的處置場
有一個流傳坊間的說法是，現在國際上還沒有高階核廢棄物的最終處置場，並以此為例，認為高階核廢棄物沒有辦法處置。但這並不是真實情況！國際上第一個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已於公元2000年在美國建成並開始營運。

這個處置場在新墨西哥州卡爾斯貝(Carlsbad)鎮，是專為美國發展核武所產生的超鈾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而建造的。它之所以不廣被知曉，主要是因美國政府承諾只用以處置國防超鈾核廢棄物，不做為核電高階核廢棄物處置之用；在美國人不落人後的愛國心驅使下，沒費太多周折就選定了場址，並刻意稱為「廢棄物隔離先導場(Waste Isolation Pilot Plant，WIPP)」。

這個處置場的地質是岩鹽，也就是氯化鈉岩體。氯化鈉很容易溶解於水，但是在水份稀少的環境下，它會緩慢地重新結晶，時間一久，晶粒接合在一起就會形成大顆的鹽塊，如果有異物存在，就會被包封在鹽塊內，連水也會被包封住。2003年筆者曾到該處置場參觀，友人旅美核能專家吳全富博士當時擔任該場的營運長，安排筆者進入處置坑道內參觀，有一位地下坑道工程師送筆者一顆雞蛋大小的鹽塊，裡面有一個約兩三顆米粒大小的水泡，陪同參觀的人解說，那水泡是一億兩千萬年前的水。水在那種地質環境下，也會被永遠包封住，更不用說是固態的高階核廢棄物了。

卡爾斯貝超鈾高階核廢棄物處置場已運轉了10多年，使美國清理核武發展基地產生的高階核廢棄物得以最終處置。該處置場雖以「廢棄物隔離先導場」為名，但其實是一個坐落在橫跨數州、廣大無邊的岩鹽地盤上的處置場，以之容納處置全世界的高階核廢棄物都綽綽有餘。2012年12月，筆者應邀參加廈門大學主辦的「核能與核燃料循環論壇」，一同應邀參加的美國民用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署(OCRWM)前署長Margaret S. Y. Chu女士(華裔)曾告訴筆者：WIPP為卡爾斯貝鎮民所歡迎，也帶來不少建設與發展，因此當美國核電用過核燃料最終處置的亞卡山計畫被擱置後，該鎮派代表到國會和能源部遊說，爭取把核電用過核燃料送到WIPP處置。

因此，我們可以說：核電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之所以進展遲緩，主要是政治、社會與經濟等利益糾葛的關係，亦即英國核電政策白皮書(2008)中核廢棄物政策諮商的公民意見所言，是一項政治意願的問題，而不是安全與技術方面的問題。

▋高階核廢棄物不是不能處置，只是需要時間循序漸進！

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除了選址需要冗長的溝通外，即使有了預定場址，還需要進一步的詳細地質調查與水文調查，並且要建立地下實驗室進行地下實驗。一般而言，溝通、選址、地質調查、地下實驗室實驗等工作，需時短則二、三十年，長則四、五十年，處置設施的建造通常只需要10年左右。因此，除了芬蘭與瑞典正在建造，預定在2022年與2027年建成運轉外，其他國家最快的也僅進行到地下實驗室階段，尚未進入設施建造階段。

就高放廢棄物與用過核燃料等兩種高階核廢棄物最終處置所需的放射性衰變時間做比較，前者約需8,000年，後者為10萬年，後者是前者的12倍左右；前者的體積約為後者的20~25%，但兩者總衰變熱差異不大，因此兩者所需的處置面積相差不多。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可以提煉出鈽和鈾再利用，對資源的善用有利，但再處理的成本很高，採取用過核燃料再處理的所謂「封閉循環」路徑，總成本要比將用過核燃料直接處置的「開放循環」多出1~2倍。

另外，用過核燃料再處理提煉出的鈽，只要少量就可以製造成核子彈，事關核子擴散的敏感問題，因此如何發展成本較低、能防止核子擴散的再處理技術，目前仍在研究中。因此，在多方的權衡考量之下，近年來遂有所謂「百年長期貯存」的用過核燃料管理選項；荷蘭早就建好設施實施百年期的長期貯存，美國則正在計議中。畢竟將用過核燃料貯存百年並不是難事，在對社會、經濟與核武擴散等問題尚未有最好的答案之前，重新計議，事緩則圓，把事情做得更好，這也是需要時間的原因之一，但這不能解釋為沒有辦法處置。

▋尋求核廢棄物處置之道才是我國的議題！
我國擁有核廢棄物是既存的事實，政府現行的政策是：優先考量境內處置，不排除境外處置。但有很多聲音反對在國境內做處置，對境內有沒有適合的母岩進行處置也排斥調查研究。但如果我們是負責任的世代，對核廢棄物的何去何從，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交代！尋求核廢棄物的解決之道才是該探討的議題，否則只會更陷入困境。

境內處置既然是現行的優先政策，調查有無適合的母岩應是首要之務。有反對者以「台灣地質的齡期太短，長期穩定性不佳」，認為不適合做高階核廢棄物處置。事實上，母岩齡期之長短不能與有無長期穩定性畫等號。依據國際選擇高階核廢棄物處置場址的基本條件，一是地質的長期穩定性：從岩層的抬升率、侵蝕率，以及岩層的地球化學與水文地質環境是否會因地質及氣候變化而發生靈敏變化等做研判；二是長期穩定性必須是可預測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核能署(Nuclear Energy Agency，NEA)專家對此的建議是，以最近100萬年的地質變動情況做為研判的依據。

根據目前所獲得的資料，台灣東部的岩層包括花崗岩、花崗片麻岩等，齡期約在8000萬至9000萬年；金門、馬祖、烏坵等外島的齡期較長，約在1億至1億4000萬年之間，與法國Meuse地下實驗室的泥岩齡期約1億5000萬年，相去不遠。要確定境內處置是否可行，應先把地質的長期穩定性調查清楚才是正辦，否則徒然陷在空轉的困境。

▋總結
我國有核廢棄物存在是既成的事實，不論低階核廢棄物或高階核廢棄物的最終處置，雖有政策，但常見反對與排斥之聲，少見理性與務實的探討，政策的執行已陷入困境。就現今的情況而言，核廢棄物處置問題的解決誠屬不易，但解決的途徑也有多端。基本上，應以理性與負責的態度務實面對，執行單位應擬定境內與境外，短程與長程的解決策略，確實執行；社會大眾則應以共謀解決國家重大問題的態度面對。這才是應行之道，否則將陷入無法自拔的空轉困境。

挖出了好多我們的歷史啊～

與王堅院士有關的日子

本文來自杭派工程師。撰文 | 猛哥；視頻 | 阿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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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他是學界翹楚，比爾·蓋茨最信任的人之一。
11年前，他受馬雲之托，在阿裡掀起技術革命。
從“騙子”到“雲計算開拓者”，十年一覺“飛天”夢。

他就是王堅，中國工程院新晉院士。

1

那年，李開復37歲，受比爾·蓋茨之托，帶著一項使命飛抵北京。

甫一落地，他就到處尋找電腦使用者介面領域的頂尖人才，跑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沒有。後來，北京大學電腦系圖形學老師董士海給他指了條道。

董士海在視覺化領域深耕多年，熟諳學界，他想了想，說，“有一個，在杭州！”

此人就是王堅。

李開復又多方打聽，大家都說王堅是國內研究“人機界面”最優秀的一個人。

人機界面，是人與電腦之間傳遞、交換資訊的媒介和對話介面，是電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堅生長在西子湖畔，卻南人北相，身材高大，總是頂著一頭亂髮，挎著黃色軍用挎包，衣服皺巴巴，走路一顛一顛，脖子前伸，全然不關心外界的書生派頭。

細數王堅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生於1962年，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癡迷大飛機，卻在1980年考入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專業，讀研期間常去浙江大學旁聽電腦課程，他的碩士論文《人機交互和多通道使用者介面》是中國第一部人機交互的論文，後來還影響了航太工程。

這多少算間接圓了他的“飛天”夢，也許是覺得不滿足，很多年後，他乾脆直接上陣，帶領一幫年輕人編造另一個版本的“飛天”夢，歷經挫折，每當下屬們洩氣時，他總會講，過去“那麼多優秀的工程師一輩子連造飛機的機會都沒有”，相較之下，現今一切堅持都是值得的。

1990年，王堅獲得心理系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就晉升為教授，1993年又列為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心理系系主任。1998年8月，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王堅新增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理事、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

不過，李開復一門心思要找到他，可不是因為這些頭銜，而是另有緣由。他給王堅發出郵件，邀請他來京參加一個典禮。


2

1998年11月5日，北京天氣蕭瑟，長安街兩邊的白楊樹正在凋零。

但與北京火車站相去不遠的國際俱樂部門庭若市，來了300餘人，均為中國電腦業的翹楚，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學校長、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員、7位所長、1個總工程師、1個高級工程師和1個總裁。

此外，還有29個政府官員和美國駐華使館的1位外交官。

王堅沒有到場。但這個小插曲絲毫沒有影響李開復的好心情。

科技部部長及教育部副部長先後登臺致辭，此外資訊產業部及中科院等官方機構都贈送了花籃。

這些官員和學者聚集一堂，只因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研究院。

微軟CTO 奈森·梅爾沃德是敦促比爾·蓋茨做出此項決議的“推手”。當天，他在祝賀視頻中說：“因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決意追隨人才，到人才濟濟的地方開設研究院。”

李開復進一步解釋說，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初衷是“彙聚中國本地的優秀人才和微軟公司自己的專業人才，彙集其思想。”

此話當日與會者都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只有王選（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電腦漢字雷射排版技術創始人）隱約覺得微軟志不在此，“有眼光”，還有“遠大戰略。”

1999年春節前，微軟中國研究院開始大規模招攬人才，觸角幾乎覆蓋了所有一流科研院校。

《經濟日報》說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了十幾位拔尖人才。


3

儘管1998年的秋天，李開復和王堅沒能見面，但兩人在通了五封郵件後，再次約定見面。

李開復出差時，曾專門去浙江大學找王堅，沒見上，後來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沈向洋（剛宣佈從微軟離職。此前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美國工程院院士）去浙江大學做演講，李開復囑託他去與王堅見一面，仍然緣慳一面。

李開復只好在郵件上邀請王堅北上，“看看研究院。”

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執著，這令王堅既驚訝又感動，他回信說：“我來北京看你。”

1999年1月10日，李開復終於見到了王堅。沒有寒暄，開門見山。談話只有半小時，但對聰明人來說已經足夠。

當王堅回到杭州時，一封電子郵件已在等著他，那是李開復發的。儘管李開復很希望王堅能夠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但抹不開情面直接挖人，畢竟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顧問。

李開復只是提出可以和王堅的實驗室合作，這讓王堅很開心，覺得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但幾天後，他給李開復回信說，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導致王堅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作為系主任和副院長，需要參加無數的冗雜會議，這令他不勝其煩。

1999年的春天剛開始，王堅來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接觸越深，李開復越希望王堅把“訪問”變成“加盟”。

最後，還是王堅自己捅破窗戶紙。到了夏天，他向李開復明確表示要到微軟來工作。

王堅被任命為多通道使用者介面組的主任研究員，組員有張高（中科院博士）和韓堅（清華大學博士）兩個年輕人。

以潘雲鶴的身份和學養，自然不能阻攔王堅的出走。

那個夏天和潘雲鶴一樣心情複雜的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生，他是哈工大電腦系的老系主任，也是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候選人（因為選擇提副教授沒有繼續讀博，張大鵬遂成為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

李開復給李生寫了一封信，說要挖走三個人，即：荀恩東、王海峰和劉挺。

荀恩東，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了兩年，後被引入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研究機器翻譯和語法分析。

劉挺，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呆了一年，又返回哈工大教書，現在是哈工大人工智慧研究院副院長。

王海峰，是中國最早做搜索的一撥人，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後，李開復親自帶他。一年多後，跳槽到東芝中國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深得李彥宏信任，2019年5月出任百度空缺了10年之久的CTO。

巧合的是，同月，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所涉專業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候選人共有五位，分別是王海峰（百度），沈向洋（微軟中國），楊強（微眾銀行），莊越挺（浙江大學），鄭慶華（西安交通大學）。

候選名單中還有兩位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企業人物，分別是李彥宏和王堅，均位元列工程管理學部“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專業。

一個月後，第二輪評審的候選人名單公佈，李彥宏、王海峰、沈向洋落選，王堅仍在列。

能PK掉沈向洋和王海峰等老同事，足以證明王堅的卓越，此時他的身份是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20年前，當王堅離開杭州來到北京時，創業失敗的馬雲正帶領一幫人從北京折返杭州，希冀東山再起；當王堅正式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時，馬雲與“十八羅漢”在湖畔花園創辦了阿裡巴巴。

一個是風頭正勁的學術明星，一個是屢敗屢戰的創業者，誰能想到這兩個人將來會有交集，並作出驚天之事。

機緣就是這麼神奇。


4

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基礎研究，而不用操心經費及產出。

在王堅看來，研究院要做的就是提出新概念，“我們不是要改進現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使是三流的開創也要比一流的跟隨更加艱難。所以，王堅一直給自己出難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帶領張高和韓堅全力投入“人機界面”的研究，改進中文輸入法就是他加入微軟後的“首秀”，結果“驚豔”。

1999年10月18日，李開復帶領微軟中國研究院的6個研究員（王堅、李勁、周明、高劍峰、沈向洋和張益肇），抵達微軟美國總部，親自向比爾·蓋茨彙報。

李開復著重介紹了中文輸入方面的研究，比爾·蓋茨非常感興趣。回京後，微軟中國研究院專門舉辦了一次新聞發佈會。

王堅最後上臺，他說“做研究不一定隨大流。”

2001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4年，王堅出任常務副院長。他的主要成果包括：SQM大規模資料處理系統、數位墨水、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並在胡錦濤主席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王堅深受比爾·蓋茨信任。他帶的組是研究院裡當面和比爾·蓋茨討論問題最多的小組。

微軟正處巔峰期，微軟亞洲研究院兵強馬壯，王堅有足夠的空間去大展拳腳，直到一個叫劉振飛的人找上門來。


5

劉振飛，現阿裡巴巴合夥人、高德總裁，不過2008年他找到王堅時，還是淘寶網技術保障總監，他因為資料上的技術難題，想挖王堅的手下，結果被跳票，他索性直接去挖王堅。

王堅當時帶人所做的專案正和資料相關，通過海量資料分析瞭解使用者習慣、優化軟體反覆運算。有人寫郵件給王堅，描述了他在比爾·蓋茨面前提到軟體的資料分析，比爾·蓋茨說你應該去找王堅。

劉振飛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王選院士的高足，眼光可謂毒辣。

那年夏天，阿裡巴巴CPO彭蕾（阿裡巴巴創始人、合夥人，現任Lazada董事長）親自找到王堅，一見面就說：“我們現在很差，就希望你來拯救我們”。

她說的是阿裡巴巴的“登月計畫”。

頭一年，馬雲召集阿裡巴巴的高管們在寧波開了一次戰略會，決定要把淘寶、支付寶、B2B 等子公司的底層資料打通，實現“商業新文明”。為此，阿裡巴巴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技術“救星”。

王堅就這樣進入了彭蕾的視野。

彭蕾說，阿裡巴巴的資料就是一座金山，但不知道如何挖掘，現在是坐在金山上吃饅頭。

王堅心動了。

2008年11月18日，阿裡巴巴宣佈，王堅博士正式加盟阿裡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直接向馬雲彙報工作。

馬雲表示：“王堅博士將幫助阿裡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建設。”

彼時，阿裡巴巴高管中不乏技術牛人，比如中國開源第一人章文嵩。他本碩博均就讀於國防科大，師從電腦學院泰斗胡守仁教授（我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電腦研製的設計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98年創建LVS（Linux Virtual Server），2000年，Google搜索“wensong”會出現上千萬條記錄，2009年加入淘寶後，帶動了一系列開源運動。

但為何馬雲偏偏如此相信王堅？

除了都充滿理想主義氣息之外，在阿裡巴巴安全團隊負責人吳翰清看來，原因是“王博士是唯一一個能把技術講得連馬雲都能聽懂的人。阿裡有很多技術VP，但他們都沒有王博士這本事，所以他們也只能做到VP，而做不到CTO。”

被馬雲任命為CTO是王堅加入阿裡巴巴差不多四年後的事情，卻招致了這家公司史上最強烈的反彈。

阿裡巴巴已很長時間沒有CTO，上一任CTO還是吳炯。

吳炯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1989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1996年加入美國雅虎，負責搜尋引擎和電子商務技術的開發。他1997年結識馬雲，2000年初成為阿裡巴巴的天使投資人，2000年5月正式加入阿裡巴巴，擔任CTO，領導開發了阿裡B2B網站，淘寶網以及相關系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2005年阿裡巴巴合併雅虎中國後，他還主持了雅虎中國搜索事業部的工作。2008 年離職，專做投資人。

兩相對照，吳炯的光環太矚目了，而王堅進入阿裡巴巴後，卻成了名噪一時的“騙子”。

6

一切皆因阿裡雲所起。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全世界宣佈：“美國要在十年內，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將使他重新回到地面。”從此，美國雄心勃勃的“阿波羅登月計畫”開始實施，共分為“水星計畫”、“雙子星座計畫”及“土星計畫”三步。

雖然沒有關於阿裡巴巴“登月計畫”的具體時間表，但顯然也採用了分步走的策略。2009年9月10日，阿裡巴巴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阿裡雲成立了，它要為阿裡巴巴“登上月球“提供無盡的算力。

王堅擔任阿裡雲首任總裁，他對400多名團隊成員說：“如同電力是工業社會的底層設施，雲計算將取代傳統IT設備，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底層設施”。

雲計算這項新技術的雛型來自上世紀70年代，1963年，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津貼啟動MAC專案，要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多人可同時使用的電腦系統”技術，這產生了“雲”和“虛擬化”技術的雛形。

2003-2006年Google發表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關於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平行計算（MapReduce），資料管理（Big Table）和分散式資源管理（Chubby）。至此奠定了雲計算發展的基礎。

2006-2008年，亞馬遜、Google、微軟、IBM等巨頭相繼推出雲服務生態系統和雲計算平臺。

這樣看來，中國雲計算起步並不算晚。但先行者註定孤獨。阿裡雲成立之初，雲計算在中國還是個新名詞，外界充滿不解。

一個令阿裡雲老員工們記憶猶新的細節是，公司剛成立的前兩年，他們出差用餐時，開發票的服務員總是“好心”地將“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加一個字“阿裡雲電腦有限公司”。

王堅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過來的林晨曦等人成為阿裡雲乃至中國雲計算的最初班底。

林晨曦，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亞洲第一個ACM全球大賽總冠軍，2005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他和同事們“每天思考著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未來，從不為經費擔心。“ 有一天，王堅把他和孫冰（奧林匹克資訊學競賽冠軍）叫到辦公室，說他和馬雲聊得非常好，打算去阿裡，準備做雲計算，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王堅的遊說很具有鼓舞性，他說，“雲計算這件事非做不可。如果我們所有的資訊計算都必須通過國外的系統，那麼未來的中國不堪設想。”

林晨曦和孫冰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其實很簡單，我相信王博士。只能選擇相信。“

儘管阿裡雲是2009年9月10日才宣佈成立，實際上早幾個月前就開始運轉了。林晨曦記得很清楚，阿裡雲第一個員工在2008年10月24日入職，正好是1024。“冥冥註定，阿裡雲和代碼脫不開關係。”

林晨曦成為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入職後“兵荒馬亂，十幾個人邊寫代碼邊四處招人。”

阿裡雲當時辦公室在北京上地，沒有空調，夏天很慘，工程師們只好買來一堆冰塊，放在臉盆裡降溫。此外，辦公室還經常停電。

有次馬雲來京，專門去阿裡雲辦公室，想看看工程師們到底在做什麼。林晨曦打開電腦想給馬老師看看，不巧還停電了，馬雲只好坐在辦公室等了半個小時，直到電力恢復。

環境確實太差了。許多工程師來面試，一看樓裡這麼破，就不想來了。林晨曦趕緊解釋，這只是暫時的，新的寫字樓還在裝修。

饒是如此，在那個破舊辦公室裡，2009年2月1日，阿裡雲工程師寫下“飛天”第一行代碼。

“飛天”是阿裡雲為了“登月計畫”而做的分散式運算系統，其英文名是Apsara——吳哥王朝的阿僕薩羅飛天仙女，寓意希望為人帶來幸福。

“飛天”是想將全球數百萬台伺服器連成一台超級電腦，讓任何企業、機構和個人只要聯網就能獲得即開即用的計算能力。

關於“飛天”，林晨曦有個通俗的比方：

有一波人不知天高地厚，想做分散式系統，好比大家把腳綁在一起，單、雙報數，然後同時邁步。人數少時，這很簡單。但是當人足夠多時，就不簡單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邁腳，但實際上不是，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同時性具有相對性；有人邁左腳，有人邁右腳，有些人兩隻腳一起邁，就有人摔倒了，摔倒的人會把邊上的人帶著摔倒，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二個難題；還有第三個問題，那就是異構，有的人長得高，有的人長得矮，步伐不一樣，就會帶來困難；還有很多動態環境下帶來的不確定性，路面有石頭，或者颳風下雨……最後還是走到了終點。

可誰也沒想到，“終點”那麼遠，“走”得好辛苦。


7

馬雲對王堅是百分百支持， 要人給人、要槍給槍，阿裡巴巴內部各路精兵強將都彙集到阿裡雲。

有一次元旦年會上，王堅把馬雲叫來給工程師們打氣。馬雲說他不懂技術，但很尊敬搞技術的人，認為技術大牛都是俠客，還說“程式都是bug 組成的”，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接著，馬雲更是豪氣的說“登月計畫”是一定要做的，先砸10 個億，不夠再砸10 個億，直到做出來為止，再次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一開始大家都志得意滿，意氣風發，覺得一群技術牛人在一起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但現實是，沒有先例可循，阿裡雲得從零開始。

在林晨曦看來，“阿裡雲就像是一個軍隊，在攻佔一個看起來不可能攻克的山頭，一批衝鋒者倒下了，下一批衝鋒者接著頂上。其實是很悲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

工程師們的黃金時間只有幾年，不願意在黑暗中一直摸索。各種爭吵和懷疑出現。壓力實在太大，很多人只在團隊呆了半年就走了。

甚至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追隨王堅而來的人也在放棄。2010年，一位老部下離開阿裡雲時，深情又失落地對王堅說，做雲計算的感覺就像集體合圍抱一棵大樹，誰都知道最終大家的手會連在一起，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在何時。

2011年底到2012年初，是阿裡雲最艱難的時候。

在阿裡巴巴外部，業界都不看好雲計算。中國IT 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雲計算這個東西，不客氣一點講它是新瓶裝舊酒，沒有新東西。"馬化騰則認為"它是一個超前的概念，目前佈局為時過早。"

在阿裡巴巴內部，大家都在看王堅的笑話，譏諷他是糊弄馬雲的“騙子”。其它部門的技術leader們都虎視眈眈，就等阿裡雲解散，然後去“瓜分”工程師。

有一次一群人吃飯，劉振飛問王堅，外面那麼多人罵你不靠譜，看你好像不在乎。眾人都愣住了。王堅埋著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我這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當王堅被燙的體無完膚時，馬雲又添了一桶開水。2012年8月14日，他發文任命王堅為CTO，全面負責規劃、制定和實施集團技術發展戰略。

阿裡巴巴內網徹底炸了，反對之聲洶湧不止，概而言之就是：王堅不懂技術、不懂管理，浪費資源無數，不被追責，反而高升，難以服眾。

沒人知道那段時間王堅承受了多少壓力。“有時候堅持是很難的，有時候放棄是很難的，進退維谷，但是具體到做飛天這件事我覺得堅持是很難的。”

關鍵時刻，又是馬雲撐了王堅和阿裡雲一把。他在內網公開回應：“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瞭解的也並不比大家少，但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假如，10年前我們就有了博士，今天阿裡的技術可能會很不一樣”。

為此，王堅對馬雲無比感激，後來寫書時，把這段話作為前序。


8

因為“理想主義”和“太執著”，王堅被認為是阿裡巴巴最像約伯斯的人，他的書架上也有一本沃爾特·以撒森寫的《約伯斯傳》。

約伯斯不好相處，以“現實扭曲力場”著稱。無獨有偶，王堅身邊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現實扭曲力場”。

那幾年，阿裡雲的工程師們一旦決定留下來，就會成為王堅的“腦殘粉”，他們堅信王堅的方向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是他們這些執行者錯了，“能力無法匹配博士的要求”。

王堅極具感染力，總喜歡給部下講雷達的故事。在二戰勝利前夕，《時代》週刊封面本來要刊登雷達的照片，都已經通知發明雷達的團隊了，這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結果發行前，改為刊登原子彈的照片。雷達團隊非常沮喪，因為從整場戰爭來說雷達的意義才是最大的。

每次王堅講這個故事時，聽眾都很興奮。他總會用“你們在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不要怕犯錯”一類的話來鼓勵大家，然後眾人就覺得在做著一份無比光榮的工作。

2012年8月，王堅把每年一度的阿裡雲“飛天獎”頒給了全體員工，頒獎詞是一句略帶悲情的話——“堅持就是偉大”。

那年下半年，淘寶系“去IOE”完成，“飛天”已經跑得比較順暢，林晨曦可以放心離開了，“我在阿裡四年，其實相當於呆了十年。阿裡雲是一年走完了正常研發兩年半的路。人的頻率調快了兩倍半。”

離職那天，他和同事們在西湖國際旁邊的一家小館子聚餐，氣氛有點沉重。王堅開玩笑，“我們不應該這麼自私，晨曦不只屬於阿裡。”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林晨曦覺得不是傷感，不是難過，恍惚覺得：“在阿裡雲的四年，像是過完了一輩子。以後的事情，都是下輩子的。”

榮光時刻到底來臨。2013年8月15日，“飛天”5K系統上線提供服務，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單個集群超過5000台伺服器的通用計算平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外提供這種能力的公司。

阿裡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同年12月，啟動“登月計畫”。

“去IOE”完成後，阿裡雲沉澱了一套“商業-開源-自主” 軟體交互反覆運算的工程管理方法，成功服務國內關鍵行業客戶超過20萬家，推動了國內企業向雲計算的全面轉型。

後來，那些早年離開的工程師，一直在想，阿裡雲最終能成功，王堅的堅持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次，林晨曦和老同事們聚會，為這個問題一直聊到淩晨3點，結論是：“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就掛了10遍了”。

在2012 年的阿裡雲年會上，王堅走上台，他緊攥話筒，幾次抬眼望向遠處，幾次欲言又止，最終泣不成聲。


他說：“這兩年我挨的罵甚至比我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是，我不後悔。只是，我上臺之前看到幾位同事，他們以前在阿裡雲，現在不在阿裡雲了。”

這其中就包括吳翰清，2012年9月離職創業，就在“飛天”即將展露曙光的前夕。走之前，王堅約他長談，臨別時，他流淚說：“博士，其實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兩人相對，淚眼凝噎。

當吳翰清創業後，才深深體會到王堅的不易。“現在我回想起來，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創業經驗和產品經驗，僅憑著一腔熱忱帶領著一群同樣熱忱的工程師們在做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走了很多彎路，也傷了很多人的心，但也栽了很多樹，讓後人乘了涼。”


9

乘涼者甚多。

阿裡雲趟出一條路後，國內雲計算熱潮興起，2013年就此成為中國雲計算的轉捩點。UCloud和七牛雲等協力廠商雲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也是這一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2014年9月19日，阿裡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裡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雲”和大資料，業務戰略是“雲+端”。這個基於“雲”的宏大敘事，正是始於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技術底座已經構築，接下來就是高歌猛進。

馬雲再次展現了善於點將的本領，用阿裡小貸負責人胡曉明（現為螞蟻金服總裁）接替王堅，擔任阿裡雲新CEO，給這家技術公司注入商業基因。

到2016年，阿裡雲營收規模已躍居亞太第一，全球第三，連續數年保持三位數的增長。

同年，王堅卸去阿裡雲總裁及阿裡巴巴CTO兩職，專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目前，40%的中國500強企業、近一半中國上市公司、80%中國科技類公司是阿裡雲的客戶。

在阿裡巴巴內網，王堅被貼上各種各樣的的標籤，出現頻次最高的有：“遠見”、“先知”、“堅定”、“堂吉訶德”……

但這個被稱為中國10年來最成功CTO的男人卻說，“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2018年，王堅受邀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誦讀了喬恩·克拉考爾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回憶起阿裡雲的創業史。

他對董卿說，計算像是一口井，井裡有著最珍貴的水資源。隨著大家對計算需求的增大，要有人想辦法把井水變為自來水，讓它順暢地流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際上需要建水廠、鋪管道、做水龍頭、裝水錶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密配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新理念的接納，因為第一口自來水從水龍頭裡流出之前，沒有人相信。

在阿裡雲出現之前，國內也沒有人覺得這個新技術能推動社會進步。

王堅說，他願意做那個引水的人。領著一群年輕人，去做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做過，只在他們腦子裡存在過的東西。

2017年，中國電子資訊技術年會上，王堅代表“飛天雲作業系統核心技術及產業化”專案接過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獎牌，這是該獎項設立15年以來，首次頒發的特等獎。

中國電子學會鑒定認為：“飛天系統核心技術完全自主可控，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對我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產業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雲計算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創新的成功實踐。”

有人在知乎上寫下這樣幾句話：“10年前，我也覺得博士（王堅）是個騙子。現在看看，我覺得他是個偉人。我覺得沒有這些別人嘴裡的偏執狂，世界又怎麼可能被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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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孤，必有鄰。

王堅現在更多扮演的是阿裡巴巴技術先驅的角色，當下研究旨趣是“城市大腦”，開闢以資料資源為關鍵要素的城市發展路徑。

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是城市，但也帶了“城市病”。在王堅看來，“城市大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城市的資料流程動起來，產生價值。

解決交通問題，並不是“城市大腦”的唯一功效，它是未來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做出更多貢獻。

互聯網、資料、雲計算，這三者始終讓王堅念茲在茲，在他心目中就如同火，新大陸和電，足以改變世界，值得用一生去探尋。

英雄所見略同。李開覆沒有看走眼，馬雲也沒有看走眼，他真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

2014年，吳翰清重回阿裡雲，回首往事，他說時光本身無法倒流，如果能穿越到那個時間，他可能不會選擇離開，有可能選擇在這個公司把這個事情做成。“其實我從王博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堅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的軌跡，有一點顛覆我的世界觀。”

被改變的不止吳翰清一人。

如今，阿裡巴巴技術大牛雲集。許多人，無論是才智，還是年華，都不遜於10年前的王堅。當國家給予民營企業技術人至高榮譽時，對他們而言，風好正是揚帆時。

王堅的故事，重新定義了阿裡巴巴工程師這個群體，他們腳踏實地，但高舉理想主義旗幟，不墜青雲之志。保不齊，若干年後，他們之中會湧出又一個院士。

十年一覺“飛天”夢，譭謗也好，讚歎也罷，對王堅來說，皆為過眼雲煙。他撰有《線上》，結尾如此寫道：

什麼是對技術的熱愛？你真的相信技術會改變很多東西嗎？你有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愛去捂暖這條蛇，哪怕它蘇醒以後可能會咬你一口？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預料最終的結果。

但是“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 那是他最喜歡的《進入空氣稀薄時代》中的一句話。

參考資料：
1.《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淩志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 《道哥：王博士》，吳翰清，道哥的黑板報
3. 《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的故事》，林晨曦，阿裡雲橙
4. 《雲之戰》，孫宏超，騰訊深網
5.《雲計算深刻改變未來》，張為民，科學出版社
6.《王堅：一個預言家的命運》，張寒、周欣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