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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髮會自動生長的恐怖娃娃。

「阿菊人形」是北海道地區流傳的一則都市傳說
講述被收藏在寺廟裡的人偶出現令人費解的靈異現象。

記得小時候，常聽到一些關於玩偶的靈異傳說，像是鬼月來臨之前，要把家中所有紙娃娃集合起來燒掉。不然，晚上會變成鬼娃娃來找你，讓你惡夢連連，夜裡不得安寧；還有人說，紙娃娃玩完之後一定要收好，放在鐵盒裡，不可以斷手斷腳，否則，紙娃娃晚上會變成女鬼來掐你脖子，聽起來真是毛骨悚然，說穿了，還不都是大人編造出來想嚇唬孩子的故事，提醒他們要把紙娃娃或玩偶收好。

小孩子沒心眼，大人講什麼都信，實在單純的可以。坦白說，小時候打從心底相信這種無稽之談，像是睡覺的房間絕不可以放任何娃娃，免得到了半夜娃娃會來找我玩，對於眼睛會眨、或是會發出聲音的娃娃更是敬而遠之。

《靈異入侵》（Child's Play，1988）片中拿著刀伺機殺人的玩偶恰吉，幾乎成為我童年的夢魘。《厲陰宅》（The Conjuring，2013）的超自然博物館收藏的「安娜貝爾娃娃」到了半夜會自行移動，感覺怪恐怖的，如果放在房間我會怕。

<頭髮會自動生長的恐怖娃娃>

北海道萬念寺供奉的阿菊人形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靈異傳說，據說娃娃頭髮會生長的奇妙現象，即源自於此。在過去的時代，人偶一般都是梳著日式髮型並以和服打扮為造型的女孩模樣，供奉人偶的傳統始於江戶時代，在武士家庭裡，供奉人偶是為了祈念孩子平安長大，當女兒長大出嫁時，習俗上認為把象徵消災解厄的人偶當作嫁妝讓女兒帶去新家，可以使婚姻幸福美滿，現在這樣的人偶只當作一般的擺飾品放在家中，已失去了傳統的意涵。

阿菊人形的故事，1975年曾被電視媒體大幅報導，消息傳遍全世界而名噪一時，開始衍生出不同的故事版本。

距今一百年前，在大正七年（1918）發生的真實事件。當時年僅十八歲的鈴木永吉去參觀在札幌舉行的大正博覽會，於會場買了一尊日本人偶（市松人形）給年幼的妹妹菊子（當時才三歲）。菊子非常喜歡那尊人偶，疼愛程度簡直就像是對待自己親妹妹一樣。後來卻因為罹患重感冒，菊子從此一病不起，提早離開了人世。因妹妹的死悲傷不已的哥哥永吉，決意把妹妹火化後的遺骨和人偶一起供奉在神桌上，朝夕祭拜，藉此追思妹妹生前的可愛模樣。

1938年永吉移居樺太（即庫頁島的薩哈林），在那之前把妹妹遺骨連同人偶裝在箱子裡，交由萬念寺的住持妥為保管。到了昭和十三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次大戰結束後，永吉終於返鄉，前往該寺廟準備取回箱子時，發現玩偶起了變化，他在住持面前打開箱子時，赫然發現人偶的頭髮竟長到肩部！

「一定是菊子把她的靈魂移轉到生前最鍾愛的人偶身上吧。」目睹這怪現象的今川住持，紋風未動將「阿菊人偶」安放在萬念寺，從此之後，玩偶的毛髮只要生長至腰際，就會自行斷落。每年三月寺內人員會定期為玩偶梳理毛髮，稱之為「整髮會」，直至今日，阿菊人偶的毛髮仍持續生長。（北海道新聞，1970年8月15日）

這篇報導當中，還有「菊人形的毛髮長約25公分，懸垂至腰部以下」的細節描述，並附註「幾年北海道理工科的研究生著手調查，證實是人的毛髮，至於為何會變長？找不出合理的解釋。」現在流傳的阿菊人偶傳說很清楚地記載在這篇報導上。

不過，昭和37年（1962）8月6日的《週刊女性自身》雜誌上刊載的阿菊人形則是不同的版本，當時北海道放送的記者馬淵豊所報導的內容有著微妙的差異，在這篇報導裡，把人偶供奉在佛寺的並不是永吉，而是女孩的父親助七。此外，交由住持保管的日期是1958年的3月3日，而發現頭髮變長的日期則是1961年的7月15日，而且故事中的女孩叫做清子，也不是菊子。

<關於清子的悲慘故事>

故事中的清子是助七先生的獨生女，母親在產後身體狀況不佳，半年以後便亡故，此後都是由助七親自撫養，續弦的妻子希望交給她來照顧，但助七充耳不聞。就在清子三歲的那年冬天，不幸罹患了肺炎因而夭折。據說清子臨死之際，微弱地呼喊著「爹爹」接著閉上了眼睛。

助七失去愛女悲慟不已，過了十天，他抱回一個童女的人偶，或許是他把對愛女的思念寄託在人偶身上吧，他把人偶當作自己的女兒一般疼愛有加，會為她做飯菜，為她梳頭髮插上髮簪，還會帶著她同寢，唱安眠曲給她聽。

可是到了1958年的3月3日這一天，助七突然出現在佛寺，向住持委託：「請代為照顧這孩子」說完後，據說從此就消失了蹤影。人偶也一直擺放在佛堂的角落，連住持都幾乎忘了她的存在。然而三年後，住持做了奇妙的夢，夢中看見全身濕透的助七出現在他枕旁，說了一句奇怪的話「請將清子的頭髮剪掉。」隔天，住持將童女人偶從角落取出來一看，發現原本生長至耳際，像河童一般的髮型（西瓜頭），沒想到生長至腰際的長度，於是住持就幫忙修剪，繼續供養這人偶。以上就是《週刊女性自身》雜誌所刊載的內容。

這篇報導刊出的六年後，到了1968年《YoungLady》雜誌又報導了這則傳聞，並首次使用「阿菊人形」這個名字，故事當中的清子也換成了菊子，但內容和六年前有很大的差異。

話說1913年助七的前妻去世，留下年僅二歲的菊子自行撫養，剛好那時北海道有個大型博覽會，助七就抱著菊子去參觀，離開前買了一個河童髮型的日本人偶送給菊子。到了隔年的3月24日，菊子因染上肺炎夭折。時間來到了1938年，助七打算搬去樺太居住，於是將菊子的遺骨連同人偶一起交付萬念寺的住持代為看顧，住持將人偶放在台座下方的抽屜便忘了她的存在，很快地過了十七年，到了1955年住持進行大掃除的時候，從抽屜取出人偶，才發現人偶的頭髮生長到腰際的部位。（摘自《YoungLady》1968年7月15日）

<阿菊人形傳說變貌的過程>

雖然該報導有提供「關於毛髮的鑑定，其實是動物的毛髮」之說，或是「六年之間頭髮會生長三公分」這樣的情報。但是有幾個矛盾點，首先大博覽會是1918年舉辦，並不是1913年，其次是過了這麼久的時間，住持竟然完全沒有發現人偶頭髮生長的現象，而是十七年後才發現。這些疑點使得該則報導欠缺可信度，而且和前述的《女性週刊自身》雜誌所報導的內容很多細節都不一樣，還引述是馬淵豊記者所說的內容。光是八年期間，就有三則不同版本的故事在世間流傳，如今保管阿菊人形的萬念寺，提出的官方說法仍以《北海道新聞》的報導為正確的起源。

阿菊人形傳說的重點，擺在年幼亡故的少女，將其怨念寄附人偶身上所引發的靈異現象。新聞披露以後，震撼全日本，自此各地均傳出類似人偶毛髮生長的目擊事件，大部分為市松人形（木製人偶），少部分為西洋人偶（洋娃娃）及橡膠人偶。至於事件的真相為何，馬淵記者表示，針對這件事他不予置評。

筆者也曾在緯來日本台看過某個綜藝節目，實地採訪一間外觀上不甚起眼的寺廟，裡面專門收藏被丟棄不要的人形玩偶。當住持帶領外景隊藝人進入收納室，果然陰氣森森，其中也有頭髮會生長的玩偶，竟然是以夏威夷跳草裙舞為造型的橡膠人偶，臉上的表情相當可愛，放在暗處攝影機拍攝到人偶的臉上，卻發覺眼神有些詭異，好像直盯著你瞧，教人直冒冷汗。

據說這個呈現巧克力膚色跳草裙舞的玩偶早已停產，市值估算下來，至少幾十萬日幣跑不掉，同樣是戰前生產的玩具製品，不過寺方並不打算拿到開運鑑定團去估價，當然也不會上網拍賣，有朝一日他們也許會成立一座玩偶博物館，來展示這些長年下來累積的收藏品吧，我們拭目以待。

文 / 銀色快手 怪談師、偽民俗學家
你身邊也有蒐藏一些半夜會睜開眼睛的娃娃嗎

＜參考資料＞
小池壯彥，宝島別冊415『現代怪奇解体新書』
『怪奇ドラッグ』創刊號，英知出版，2006年4月10日

名家系列

卡岡Oleg kagan 生於1946年蘇聯的薩哈林，父親是位曾想成為小提琴家的外科醫生，從小習小提琴，十三歲追隨在莫斯科柴科夫思基音樂名師“庫茲涅夫”習樂，並且住在恩師家中，恩師辭世後有再師事奧依斯特拉夫大師，1965年贏得西貝流士小提琴大賽金牌，次年再贏得柴科夫斯基銀牌，二年後有贏得萊比鍚巴林大賽金牌，鋼琴大師李希特聽過其演奏後自願跟他合做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1990年卡岡因病去世，他的琴技優美而是傳統的大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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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