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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台中10例：公共場域足跡】：北屯、南屯、西區、南屯、大肚、西屯、北區、龍井、逢甲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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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0例中有5例是大坑里市民群聚相關：
案8751：73歲男性，案8752父子關係，因大坑前進指揮所快篩出來的
案8752：7-11員工，案8751的兒子，北部友人來家裡訪問
案8753：案8072姐姐
案8754：案8753的兒子，陸府工地工作
案8757：案7823的朋友

案8755：西屯區30歲男性，網拍，女友媽媽在彰化確診
案8757：龍井區遊藝場服務生，案8756好朋友，逢甲夜市購物
案8758：78歲女性
案8855：南區20歲女大生，北部男友來訪

出處： 台中市衛生局-健康小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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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的今天，1965年10月5日，臺北市中華路「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百貨）開幕。1979年8月，第一股份有限公司改名為「新第一公司」新第一百貨，於同年9月28重新開幕。1981年11月傳出資金週轉失靈，當時為了還債，還在農曆年前舉行大拍賣，最後在1982年初黯然歇業。

1965年10月5日《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 頭版的「第一股份有限公司」開幕廣告（謝謝網友陳致學提供）

1965年10月5日下午二時，台北市第一家規模宏大的綜合百貨公司－「第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百貨）正式開幕，原定舉行的經濟部長李國鼎揭幕及國聯五鳳剪綵等開幕儀式，因為參觀民眾的過份「熱情」而決定取消。

開幕當天的照片：http://goo.gl/YdFlxG（中央社記者潘月康攝）

1965年上映的《西施》是台灣電影史上出名的華麗古裝鉅片之一，當年一個公務員的月薪大約只有幾百元，《西施》的拍攝成本卻高達2千6百萬元。由楊樵製片，李翰祥導演，江青、趙雷、馬驥、曹健等主演的《西施》花了1年3個月的拍攝時間，前後動員演員達11萬人次，最後剪成上集《吳越春秋》和下集《句踐復國》分別上映，不但在票房上獲得成功，也在1966年的金馬獎贏得5項大獎的肯定。

為了不浪費精心打造的戲服與道具，當年還在西門町中華路新開幕的第一百貨公司特別規劃了《西施》電影人物蠟像展，共計展出《西施》的四堂場景和相關人物蠟像、道具；人物蠟像塑造在當時可謂創舉，成功地吸引數十萬人次觀眾，爭睹這難得一見的展覽。

《西施》創下當年台灣電影最高賣座紀錄，並在金馬獎大放異彩，但龐大的製作成本，讓台製廠和國聯負債累累，連帶影響了兩家公司之後的拍片計畫。《西施》描寫亡國君王砥礪民心，生聚教訓，終於復國成功的故事，對照當時「反共復國」的政治氛圍，《西施》除了精彩好看，當然另有一番寓意。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篇講述上海商人徐偉豐於1960年代在台北市建立第一百貨、今日百貨經過的文章：

從大世界到今日世界，上海百貨的「商娛一體化」

八一三淞滬抗戰到四行倉庫獻國旗的楊惠敏曾說過：「凡是到過上海的人，沒有不知道『大世界』的，凡游過『大世界』的，沒有不驚訝留戀它的，如劉姥姥進大觀園，真像是到了另一個全然不知的世界，這時我才深深感覺得自己見識的太小，知識的狹隘。」

在兩岸隔絕的1968年，當上海瀰漫革命風潮之際，上海人大概作夢都想不到，昔日大世界的「商娛一體化」，正在台北市今日世界育樂中心熱熱鬧鬧的上演著。

1917年成立的上海大世界育樂中心，是一代人的夢想，上海大世界集合戲劇、曲藝、歌舞、遊藝、露天遊樂設施、電影院於一處，成為充分滿足消費者的大商場；1920年代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基本上都屬於「商娛一體化」的模式；甚至1930年代漢口著名的民眾樂園，也看得到模仿上海大世界經營的影子。

自1965年第一百貨公司成功開業以後，人潮洶湧，創造了台灣百貨業的奇蹟。一年後徐偉峰即選定在西門町成都路「大世界戲院」正後方（峨嵋街、昆明街口），投資興建更大規模的萬企育樂大樓，甚至為了萬企大樓的資金，徐偉豐讓出了經營有成的第一飯店予菲律賓華僑鄭紀華。

從第一飯店、第一百貨公司到今日百貨公司，徐偉峰一直希望擁有一個綜合性的育樂中心，育樂中心裡要有小吃、雜要、熱門音樂廳、歌廳、國劇院等等。1968年位於萬企大樓一至四樓的今日百貨公司開幕，徐偉峰委派三弟徐之豐為今日百貨公司總經理，卅年間，創造出無數的輝煌與話題。

1968年的台北市西門町中心區的今日世界育樂中心，是一棟「商娛一體化」的百貨大樓。

今日世界育樂中心在頂樓引進機械式雲霄飛車、海盜船、音樂木馬、旋轉飛機。三樓到八樓設有麒麟廳、鳳凰廳、松鶴廳、金馬廳、孔雀廳、銀獅廳與珊瑚廳七個演藝廳，提供國劇（京戲）、歌仔戲、布袋戲、大陸各地方戲、話劇、特技與歌舞定時定點演出。進入今日世界育樂中心需先購買門票，然後再分別購票觀賞節目，觀眾席前、中段為雅座型，備有茶座可以喝茶、飲食。讓各種身份、背景、年齡的觀眾可以各憑所好、各取所需，在1960年代後期今日世界育樂中心成為全台唯一一處以百貨公司結合綜藝娛樂的商場，如青島麒派老人周麟昆所組的「麒麟劇團」，成為海派京劇連台本戲在台灣的最後一抹遺痕。1972年12月教育部文化局為獎勵今日世界育樂中心對復興文化的貢獻，曾由局長王洪鈞頒發董事長徐偉峰獎狀，以表彰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

1971年徐偉峰積勞成疾中風，年餘去世，家族事業急轉直下，背負了六千萬的債務，引發了叔嫂間經營權的爭議，徐偉峰的兒子徐小峰連續在全台各地投資，盲目擴充，種下了失敗的因果。

1979年8月，第一股份有限公司改名「新第一公司」（新第一百貨），新第一百貨於同年9月28重新開幕，不過很快地在1981年11月便傳出資金週轉失靈，為了還債還在農曆年前舉行大拍賣，最後在1982年初黯然歇業；之後，徐小峰所經營的台南新第一百貨、高雄新第一百貨、花蓮新第一百貨、台中的大大百貨與財神百貨都發生骨牌效應，財務出現困難，在廠商「搶貨」與「撤櫃」的混亂聲中落幕。

然而徐偉峰的三弟徐之豐，以穩健的步伐，嚴守峨嵋街今日百貨的陣地，經過十餘年的努力，陸續購回萬華企業名下的電影院、歌廳、租賃、餐廳、電動玩具等事業部門，以後陸續開設中華路、南京西路、忠孝東路今日百貨連鎖分公司，重新成就了「今日百貨王國」。

徐之豐沿襲著他大哥徐偉峰的經營理念，非常自豪於集電影院、餐廳及遊樂設備的百貨公司經營方式，他曾說：「像我們這類型的百貨公司，才是真正正統經營的百貨公司，而後來的來來、芝麻，以及銀河、大王等公司都只能算是建築業售屋制度下的產物，不符合百貨公司經營的條件。」徐之豐對1980年代台北市所興起的永琦、來來、芝麻等幾家「高格調」的百貨公司，亦抱持著：「高格調應該是表裡一致，除了外表裝潢的格調新之外；內部的經營方式也要是新的、超傳統的。這些公司的經營方式還不是採用傳統的專櫃經營；因此，只能算是『新進』的百貨公司，談不上『高格調』」。

此外，徐之豐「將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聯結一體」的經營方式，深遠地影響著台灣百貨業者，在台灣處於戒嚴的時代，徐之豐成功的向當局力爭將百貨公司的地下樓開放為營業的超級市場，亦稱功不可沒，今天台灣大多數的百貨公司，地下樓普遍設有超級市場，提供了百貨業更周全的服務。如今兩岸三地的大型百貨大樓及商場，也大多有電影院、餐廳、遊樂設施，追本溯源，亦仍不離昔日上海。

在徐之豐的辦公室裡，掛有「律人律己，必成大事。律人寬己，小人得志。寬人律己，不成大器。寬人寬己，一無所成」的座右銘。徐之豐對待員工有他的一套「上海式魅力」。在今日公司做事並不輕鬆，工作時間長，要求也嚴格，待遇則不見得比別家公司好。但是，在今日公司的員工中，待上一、二十年的比比皆是，有些員工甚且三進三出，跳了槽再回來。「三老闆平時固然嚴苛，但有富人情味的一面。如逢年過節的紅包、獎金，或是藉著打小牌、聚餐的機會，與員工拉近距離；這些點點滴滴都有助於維繫員工的感情。」今日公司的副總經理蔡能琨直指：「三老闆對待員工的方式是恩威並重、賞罰分明。」

面對跨國的大型百貨公司不斷在台北成立，新的風格與裝潢，徐之豐亦不得不感慨：「我們舊式的要怎麼做、怎麼改，真的改來改去沒有一條路，我們知道應該要知難而退。」今日百貨在2005年歇業，然而今日百貨以一家純民營的業者，一貫的上海作風，堅持其對社會及文化的責任，持續在台北奮鬥三十年，已為上海企業寫下了優秀的典範。

九一記者節，就來寫30多年記者生涯中的一段記者「勒索」議員的故事當紀念！

那是民國80幾年的某一天，聽聞坊間電子遊藝場正流行一種所謂「辣妹陪打」的玩法，基於記者的職業好奇心，立馬邀約了同業好友王大柱前往彰化市區某家較有可能會有「辣妹」的店家探訪。

兩人各自兑換了千元代幣，接著挑選機台坐定把玩起來，席間，就只看到數名穿著類似水手服的「妹妹」穿梭，偶爾會到機台邊陪玩家閒聊個幾句(就只有這樣，就只有這樣)。真是無聊透頂的。

不過，這天我的手氣還不差，竟然意外赢了8000「分」，心想見好就收，與王大柱離開店家前，向店員詢問那「8000分」能否換「8000元」？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店家不可能讓第一次上門的生客換現金)，但畢竟「看辣妺」的目的已經達成，所以對無法兑現一事並不以為意。

離開電玩店後轉往一陳姓富商處準備與友人方城之戰，等候牌友的空檔，便與在座的陳姓富商及某縣議員(已經做古)聊及方才探訪電玩店的始末，此時，該縣議員笑笑的說「那間電動兒店是阮同事某某某的啦」。(這時牌咖到齊，話題順勢結束)

事隔三天後的下午在辦公室寫稿，另一端的長官突然下了一道指令「武達，晚上某議員(已故的那一個)約大家到台中某酒店喝！」，平時少喝酒的我很少參加「複雜」的應酬，不過因是長官邀約，所以答應了，儘管如此，還是警覺的問了一下有誰會出席？長官說了包括王大柱在內的五、六個都是熟識且交好的朋友，確定沒有利害關係，我才放下心。

就這樣，當晚九點多和王大柱一起赴約，嚇！就在踏上酒店二樓打開包廂大門的刹那，心裡暗自喊著「不妙、死啊」！包廂內不但又多出一個長官沒有提及的人，「中尊」赫然還是那位「辣妹電玩店」的議員老闆。

顯然這是有人設的一個「局」，當晚不要說酒喝不下，心情也盪到谷底，但顧及長官及友人，不想破壞氣氛，只能虛應，現場與該電玩議員也無任何交集互動，隨後他們又續攤，我與王大柱提早離席。

(故事重點來了)，第二天如常上班，就有同業交頭接耳傳著「鐘武達跟王大柱因揚言要修理某議員的電玩店，所以勒索要在酒店擺攤，當晚該議員擺兩攤共花了十七萬元。(消息太快了吧！而且除了有十七萬的版本外、還有第二版本五十萬元、第三版本六十萬元)

對於這種無的放矢的傳言實在無法忍受，當天下午回到辦公室即鄭重向長官表達抗議，更要求長官立即致電該已故的議員(就是他設局)務必跟該電玩議員說清楚、講明白。

……誒！事隔二十多年，想必就算那已故的議員說清楚了，但謠言已經被傳開，我却可能仍然背著「勒索議員XX萬元」的臭名，情何以堪啊！

這次的經驗再度印證我常說的一句話:當官的、當記者的，飯不能隨便吃！

媒體圈，「故事」太多了，以後有機會，再說給大家聽！我不寫回憶錄，只想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