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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週報》

【印尼大選在即 回教徒示威隱含政治目的? 雅加達10萬人上街 以褻瀆之名抗議鍾萬學】

抗議民眾扔擲鞭炮，焚燒警車，讓入夜後的雅加達宛如槍聲四起的戰場，警方嘗試以催淚瓦斯跟強力水柱驅散示威者，現場爆發激烈衝突。

與黑幕時的暴力相比，白天的示威活動顯得相對平和。這場聚集了10萬名穆斯林的示威活動，11月4號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登場。群眾高舉標語 抗議的對象就是他，2014年經印尼總統佐科威任命，成為雅加達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省長的鍾萬學。

警方事後以涉嫌製造騷亂逮捕了數十名肇事份子，印尼總統佐科威也高度重視。

佐科威表示，政府會以堅定、快速、透明的方式，就鍾萬學面對的指控展開司法程序，因此我要求所有抗議人士盡快回家，恢復秩序。

鍾萬學則表示，我相信最重要做人就是你的想法、你的心跟你的口講一樣的。所以你跟100萬人200萬人500萬人講話，你都不怕，因為你會講一樣嘛。你的想法你的心你的口都一樣，所以你怕什麼？

鍾萬學是佐科威擔任雅加達省長時的副省長，他以雷厲風行、勤政清廉的作風深受愛戴，有望在2017年的省長競選中連任成功。然而這次之所以遭十萬人撻伐，風暴源頭是從臉書開始的。

9月份，鍾萬學在一場活動演講時，提及對手企圖利用"古蘭經"的經文，讓穆斯林誤以為不能選非穆斯林為領導人，稱"你們被愚弄了"。鍾萬學所稱的競爭對手，一是前總統蘇哈托的女婿支持的阿尼斯，二是第六任總統蘇西洛之子尤多約諾。儘管印尼第一大穆斯林組織"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高層，10月初在觀看過畫面後曾說，鍾萬學沒有對可蘭經不敬，"只是非議借用可蘭經達到政治目的的人"。然而一名大學講師布尼將這段影片剪接上傳到臉書後，很快就在網路瘋傳，鍾萬學因此觸怒了強硬派穆斯林團體，指他褻瀆伊斯蘭、涉嫌違法。

上傳影片的布尼目前也被警方列為褻瀆案嫌犯，他表示，影片上傳前他的確刪除了一些畫面，而將鍾萬學演說內容轉換成文字時，也"只是漏了一個字"。

由於褻瀆可蘭經在印尼屬刑事罪行，早在10萬人抗議登場前，10月24號，鍾萬學就主動前往警署澄清釋疑。但11月7號，他還是赴國家警察犯罪調查處，接受馬拉松式的偵訊。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最多的國家，在2億5千萬人口當中，華人僅占1%，且長期以來印尼華裔涉足政壇的少之又少。鍾萬學以基督徒跟華裔的"雙重少數"身分，成為佐科威親密的政治盟友，也讓衝著他來的這場抗議充滿政治意涵。

新加坡<海峽時報>指出，這次遊行的真正目的就是針對印尼總統佐科威，企圖動搖其領導地位。政治觀察家蘇里亞迪納認為，印尼仍有根深蒂固的反華情緒，佐科威的政敵或在利用種族和宗教問題，擾亂政局。佐科威除了要求司法部門儘速調查，也決定直播鍾萬學的聽證會，就是希望能遏止事件繼續發酵，減少政治衝擊。

　　從一對伊斯蘭教夫婦（台女外男）逆向行駛被警察臨檢所衍生出的妨害公務罪，其辯護律師如何進行法院攻防，足以看出台灣執法人員、高級知識份子（法官、檢察官）甚或投射出多數台灣人對於多元文化的傲慢與偏見。

「你懂伊斯蘭教嗎？」，他似笑非笑的看著我。

「略懂。」，不知如何，我講這句話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諸葛亮火燒赤壁。

說實在話，我只有在倫敦唸書時，與一個伊斯蘭教的女生交往過短暫的時間，說略懂，其實很心虛。

「那我問你，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都是沙豬嗎？」，他正色看著我，焦急的搓著他厚重的手。他的中文好到讓我意外。

我雙手一攤，「艾先生，我今天是來討論你的妨礙公務問題，不是來討論我懂不懂伊斯蘭教的。」

艾先生站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佔據了我整個視線。「如果你不懂我們，你如何幫我辯護？你瞭解可蘭經以後，再來跟我談吧。」

我訕訕然的離開這個國家的駐台代表處，回到辦公室。這是一件很簡單的外事案件，不過就是我略懂英文，所以大使推薦我來承接這件案子。從起訴書來看，非常的簡單，就是一個外國人載著臺灣太太騎車違規，被警察攔檢後不服，對警察口出穢言，因此被提起妨礙公務的公訴。

為了這件案子，我決定開始閱讀可蘭經。可蘭經對於我這種信仰傳統宗教的人來說，實在難以閱讀，特別是要找出與「妨害公務」相關的記載，我覺得先知一定不會告訴我，可是我又不能只是停留在基本教義派（賓拉登）的印象，在基本教義派的眼裡，不要說妨害公務了，炸掉世貿大樓也是剛好而已。

可是，伊斯蘭教，就等於基本教義派嗎？如果是這種類比，那麼基督教豈不是就等於3K黨？

一星期後，我又到了中東某國的駐台代表處。

他開口問我，「大律師，你瞭解我們伊斯蘭教徒嗎？」

我順口說出（背出？）了一段話：「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末，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古蘭經4：3)

「哈哈，你有認真一點了。」，艾先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跟他先前冷若冰霜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我心裡捏一把冷汗，不要再問我了，我也只背得出這一段而已。

還好，他沒有繼續問下去。

「所以，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對女性眷屬的看法如何？」，他換了一個方式問我。

「所有的原始宗教，在一開始都是歧視女性居多的，我想貴教應該也不例外，我只是覺得，貴國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似乎比較保守（conservative）一點。」，我小心翼翼的回答。

「保守？我把我的妻子當作我的命。」，艾先生突然脹紅了臉，「他們竟然這樣對她。」

我靜靜的聽他說。

「一個月前，我跟我太太騎車經過台北市武昌街，突然被警察攔下來。他說這是單行道，要開我罰單。一開始的時候，我站在旁邊，只是跟他爭辯不是單行道。他突然向我太太要身份證，我太太跟我當下都不同意，但是他突然用手推了我太太的肩膀一下，向我太太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他大聲的跟我述說，彷彿我就是那個警察。

「我當下看到他碰到我太太的身體，我氣死了。我向他說，你是什麼爛警察？他接著就說，要告我妨害公務。我說，你對我太太不禮貌，他說，你要告就去告，接著，我就被他當作現行犯逮捕了，上手銬到分局去。」

「我不服氣，在我們國家，是不能隨意碰觸女性的身體的，我罵他有什麼不對？」

剎那間我懂了，如果不懂伊斯蘭教，如何為他辯護？

我們兩人靜默了很久。

「我有兩個建議，你可以認罪，大概法院會給你的刑度介於拘役或徒刑幾個月，易科罰金應該可以解決。另一種情況就是，不承認犯罪，主張你被歧視。」，我停頓了一下。「不過，有可能會更重，不一定能說服法官。」

「我要打這場官司。」，從他的嘴裡緩緩的吐出了這幾個字，「我在乎的是我家族的尊嚴。」

三天後，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庭。

開庭前，我再次的詢問艾先生，他到底願不願意認罪，他沒說話，但是責備的眼神，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審判長在簡單的人別訊問後，開始審理程序。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審判長頭也不抬的說。

「如起訴書所載。」，蒞庭的公訴檢察官簡單的作了陳述。

審判長抬起頭來，是個年輕的男生，大概差不多三十歲上下。他簡單宣讀被告的權利後，問了艾先生。「你是外國人，需要聘請通譯嗎？」

艾先生：「我不需要，我在臺灣住了二十幾年，我會說中文。」

審判長滿意的點點頭，接著問他：「檢察官起訴你妨害公務，你是否認罪？艾先生，犯罪事實已經很明確，如果你認罪，法院可以給你機會輕判，希望你能夠考慮清楚。」

我緊張的看著艾先生。他站起來，雖然他的身軀很龐大，但我看來，彷彿他才是渺小的大衛，要對抗巨人歌利亞。

「我不認罪，我認為警察歧視我。」

審判長瞪大了眼睛，「歧視你？這句話從何說起？」

我知道這案件似乎引起了審判長的興趣，應該沒有人在罪證確鑿下，還會以歧視的「藉口」作無罪答辯理由。

「審判長，你讀過可蘭經嗎？」，艾先生很認真的問法官。

「沒有。不過，被告，這跟本案有任何關連嗎？」，審判長饒富興趣的看著這位留著小鬍子的外國人。

「我想說的是，有些臺灣人對我們伊斯蘭教徒缺乏尊重。」，他憤怒的說，「他不可以懷疑我太太是妓女，又碰觸我太太的身體。」

審判長問：「但你承認你有罵警察，你是什麼爛警察？」

「我有。」，艾先生理直氣壯的說，「他該罵。在我們國家，甚至會決鬥。」

我好想捂住他的嘴，怕又多一條恐嚇罪。好在法官相當寬容，他只是笑笑說：「你們國家與我們國家國情不同，決鬥恐怕不行喔。」接著對我說，「辯護人請陳述辯護意旨。」

「被告雖承認確實有於上開時日，對某分局某警察於執行勤務時，以『你是什麼爛警察』等言語，令該員警深覺不快，然並非因為警察開立罰單所致，而係該員警以不當之肢體語言，碰觸被告之配偶，因此引起被告以上開言語責罵員警，請鈞院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予以緩刑之處遇。」，我緩慢的唸出幾個字，可是覺得好艱難。

艾先生似乎聽到我的弦外之音，他急忙說，「我不認罪，我沒有犯罪。」

審判長看著我們兩人：「辯護人，你是作有罪答辯？似乎與當事人的意見不同？」

我低著頭，心想，依鈞院之心證，就算主張種族或宗教歧視，會無罪才有鬼，我才不要冒險。但是，艾先生的眼神，凌厲的幾乎要殺了我。

我抬起頭來，深吸了一口氣，向法官說：「以當事人陳述為準。請鈞院審酌被告所為乃正當防衛，予以被告無罪之判決。」

審判長看著我，不知是同情還是惋惜。「好，我尊重你們的決定。這樣的話，我們就繼續審理程序，有無證據要聲請調查？」

「請傳喚派出所主管、值勤員警、被告之配偶。」，我一口氣唸出了三個人的名字。

審判長有點疑惑，「傳喚值勤員警與被告配偶我可以理解，但是派出所主管與本案有何關係？」

「本件主要還在於被告至派出所後，該名主管對於被告之行為已明顯有種族歧視之嫌，我們認為一定要傳喚。」

檢察官當然反對。

審判長笑著說，「關於主管部分，待合議庭審理後再行決定，還是請被告辯護人具狀表示，究竟與本件待證事實有無關係，否則我們無法傳喚。」

我點了點頭。

審判長接著說，「我們先整理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關於不爭執事項，應該是被告在上開時地有對公務員以不當之言語辱罵。爭執事項則是，被告之行為是否為正當防衛。兩造有無意見？」

我搖搖頭，「沒意見。」。艾先生看著我，低聲問：「什麼是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聽起來很拗口。」

「爭執事項，就是我們跟檢察官意見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要說服法院，你可能無罪的原因。至於不爭執事項，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也就是事實的部分，我們對這些發生過的事實應該不會有意見吧？」，我說。

艾先生嘟噥的說，「我對整件事情都有意見。」

我轉頭跟審判長說，「我們沒意見。」

審判長決定了下次庭期，是在三週後。

艾先生走出法庭的時候，嚴肅的告訴我，「我一定要戰。」

三週後，我們在同一個法庭開庭，審判長並沒有准許傳喚主管，只有傳喚被告的配偶，還有警員擔任證人。

由於他們兩位是我們傳喚的證人，所以由我來主詰問，檢察官則是負責反詰問。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詰問制度雖然實施了好幾年，但是仍然有部分律師及檢察官對於這個制度不太瞭解怎麼操作。所謂交互詰問，是在法院詰問證人的時候，如果證人是律師傳喚，就由律師先詢問證人，稱為主詰問；律師問完後，再由檢察官反詰問，也就是針對律師剛問的問題如果有疑點，可以針對疑點部分繼續追問，但是不能詢問證人律師沒問過的問題。接下來又是律師的覆主詰問，也就是針對檢察官剛剛提出的疑點，繼續詢問證人，而檢察官最後則提出覆反詰問，做最後的疑點澄清。通常律師傳喚的證人，都會對於被告比較有利，而檢察官傳喚的證人，則是對於被害人比較有利。這也就是所謂的「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的差異。要做好詰問，必須事先做足功課，設計好問題，否則容易會變成誘導證人，而被檢察官異議，甚至詰問可能會無效。不過詰問確實有很多技巧，可以協助真相的釐清。

「請問艾太太，你是伊斯蘭教徒嗎？」，我問。

檢察官立刻異議，「異議，辯護人所問的問題與本案無關。」

審判長看了我一眼，「請辯護人陳述這個問題與本案之關係。」

「我希望法院可以瞭解被告在本案的犯罪動機，這與案情有緊密相關性。」，我說。

審判長無奈的說，「好，但是請辯護人不要天馬行空，問題還是著重在釐清案情就好。」

太太回答：「是的，我嫁給了艾先生以後，我就改信伊斯蘭教。」

「那麼，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對於女性家屬在外人面前有沒有特殊規範？」，我問。

「異議。」，檢察官又再度發聲，禁止我問這個問題。

審判長又對我看了一眼，「辯護人，我還是讓你問，但是請你盡快進入主題，不要浪費法院的時間。」

我暗罵了幾個字，但是故做鎮定的說，「等一下我問的問題，會在辯論中表示意見。」

審判長示意證人回答。

「要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父親，丈夫的父親，兒子，丈夫的兒子，兄弟，弟兄的兒子，姐妹的兒子，女僕，奴婢，無性慾的男僕，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古蘭經24：31) ，她朗聲說出經典的文字。

法庭上一片靜默，連書記官的打字聲都停止，因為沒人知道她說了什麼。

「要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古蘭經33：59)，她再說一遍，但是卻完全不同於前面一段話。

我也楞在當場，雖然我簡單翻閱過可蘭經，但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只好請她重新論述一遍，不然沒辦法記錄在文書中。

我咳了一聲，「當天下午四點多，」我總算進入主題，「你是否由被告搭載，由武昌街前往台北車站？」

「是。」，她說。

「當天發生什麼情況？」，我問。

「我跟我先生在路上騎車，突然有一名員警把我們攔下來，跟我要身份證。我先生說，那是我太太。警察表示他不相信，說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男人交往。我先生很生氣，質問他說什麼，他就用手推我，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我先生情急之下，就罵他是『媽的，什麼警察。』、『屁啦。』、『屁啊你啊、屁很爛的你、你超爛的。』，警察一聽就把我先生上手銬，帶回警察局了。」，她平靜的回答。

我忍住笑意，因為她先生罵得實在太有趣了。明顯就是一個中文很差的外國人，才會講出「屁很爛的你」這種文字，審判長與檢察官應該也覺得很有意思，只有旁邊的警察臉色鐵青。

「你覺得你有沒有被警員歧視？」，我問。

「當然有，在我們伊斯蘭教中，婦女是被充分保護的。警察推我，還用那種鄙視的言語擠兌我，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污辱。」，她肯定的回答。

「我問完了。」，我簡單的問到這裡。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你覺得，警員為什麼要這麼對你？」

這下換我異議了，「異議！證人不可能知道警員怎麼想。」，我差點沒說出，「子非魚，安知魚樂？」

審判長似乎被我們煩死了，「檢察官的問題可以修正嗎？」

檢察官換個方式問，「當時警員有沒有告知你們，你們是因為逆向行駛，所以才會停車取締你們？」

「沒有，他一攔下我們，就直接跟我要身份證。後來就發生衝突了。」，她說。

接下來換警員上場。還是由我主詰問。不過，敵性證人要做主詰問，真的比較困難，因為他不一定會按照既定的問題流程跟著走。

「請問警員先生，您信什麼宗教？」，我問。

「異議！」，檢察官立刻發出不滿的聲音。

審判長不滿的對我說，「辯護人，這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與本案無關，我不許你發問這個問題。」

我無奈的點點頭，重問一次，「警員先生，請問你對於伊斯蘭教的瞭解有多少？」

我知道馬上又要被異議了。果不其然。不過法官這一次並沒有阻止他的回答，只是用不耐煩的眼神看著我，暗示我要盡快結束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你說的是回教徒吧？我認為回教徒不就是恐怖份子嗎？他們可以享齊人之福，娶四個太太，而且大部分都很有錢，女人在他們國家的地位應該很低，都要戴面紗不能見人。」，他聳聳肩，「我知道的就是這些吧。」

果然是對於伊斯蘭教完全不懂的傢伙。回教，是中國的稱呼，他們不自稱自己是回教徒。四個太太，在現代世界中已經很少，要講他們能娶四個太太，倒不如說匈奴人可以娶自己的母親，講這種天寶年間的事情有意義嗎？至於女人地位低，倒不如說他們對於女人的態度比較以保護弱者的角度去看，真正威脅女人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大男人沙文主義。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講過，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人交往？」，我問。

「沒有。」，他果然完全否認。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推艾太太一把？」，我問。

「沒有。」，他同樣簡短的回答。

「那麼她先生為什麼要對你辱罵？」，我緊接著問。

「我哪知道？說不定她先生覺得我要侵害她太太，有被害妄想症之類的。」，他輕佻的說。

我看著他，眼神很嚴厲，「如果你沒有對她太太動手，為什麼他會覺得你要侵害她太太？」

他突然一時語塞。只能說，「我當時確實沒有怎麼樣！」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當時你有沒有表明身份，並且告知他已經違反交通規則，涉及逆向行駛？」

「當然有，因為我穿制服，他知道我是警察，而且我有清楚的告訴他，這條路是單行道。」，他說。

艾先生立刻站起來，「他說謊，He is a liar! فهو كاذب！」，他講的英文我知道是什麼，但是阿拉伯文，大概只能猜到，意思應該與英文一樣。

法官示意他坐下，法警則是緊張的靠近他。

他洩氣般的坐下來，我拍拍他的手，要他冷靜。

檢察官沒有問題了，審判長決定，今天把程序走完，這時候我有不祥的預感。

審判長開始要我們對先前的證據，表示意見。就程序上來說，證據能力的意見表示，其實在審判中很重要，畢竟這些證詞、文件，如果不被採用為證據，對於被告當然相當有利。但是在實務上，這些所謂「對證據能力表示意見」，往往都只是聊備一格。畢竟如果在實質上，這個被告真的有殺人，誰會管這把兇刀是不是刑求取得的？就算兇刀真的是打了被告一頓才知道放在哪裡，法官也有辦法主張證據能力就是存在。所以，這部份的程序進行得很快，審判長馬上就要我們辯論。

檢察官很簡短的說，「被告犯行明確，確實以污穢之言語攻擊執勤的員警，依法應論處妨礙公務，請求從重量刑。」

我則看了被告一眼，站起身來說話：「被告是伊斯蘭教徒，對於女性家屬而言，他有保護的義務。本件警員以刻板的文化印象，未能考量被告的文化脈絡，而以戲謔的方式要求被告妻子拿出身份證，因此導致被告一時氣憤，應能主張正當防衛，請鈞院能酌予考量。」，其實這一段話，我說得有點心虛，因為正當防衛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主張，只是看到艾先生的樣子，我也只能鼓起勇氣把這一段話說完。

審判長聽完以後，問了艾先生跟我對於科刑範圍的意見。

「我們認為無罪，但是如果鈞院認為有罪，我們請求給予緩刑。」，我還沒講完，就被艾先生粗暴的打斷，「我堅持無罪。」，他說。

三週後宣判。

我們靜默的走出法院，艾先生點燃一根煙問我，「你還是覺得我有罪？」

我很艱難的點了點頭，「我認為你有，因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辱罵警員。」

他搖搖頭，「我不明白，你們怎麼會這麼粗暴？」

我知道他是說文化上的粗暴，所以我沒有說話。

判決結果出來了。看著判決，我突然想起了伊斯蘭教開齋節的第一個週末，三萬多名的外籍勞工集體慶祝，卻被台南高分檢的檢察官，在臉書上寫著，「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外勞吃飯、睡覺，野餐，擠滿車站，政府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時，我不禁問自己，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成熟的看待多元文化？

這篇文章，值得我們每個人省思。

有時候，我們對於不熟悉的宗教或種族的文化資訊，經常來自於外國影集和電影。在不了解的情況下論斷，有意或無意，都可能成為一種無知的粗暴。不要說個人面對不熟悉的宗教或文化的態度了，有太多人連面對其他台灣人選擇與異文化的對象交往，都會自動套入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成為變相的歧視。

這已經不只是法令的問題了，而是，台灣社會若無法在種族歧視以及對「非我族類文化」上有進步和共識，那麼我們離「多元化」還差得遠。

「你懂伊斯蘭教嗎？」，他似笑非笑的看著我。

「略懂。」，不知如何，我講這句話的時候，突然想起了諸葛亮火燒赤壁。

說實在話，我只有在倫敦唸書時，與一個伊斯蘭教的女生交往過短暫的時間，說略懂，其實很心虛。

「那我問你，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都是沙豬嗎？」，他正色看著我，焦急的搓著他厚重的手。他的中文好到讓我意外。

我雙手一攤，「艾先生，我今天是來討論你的妨礙公務問題，不是來討論我懂不懂伊斯蘭教的。」

艾先生站了起來，他龐大的身軀佔據了我整個視線。「如果你不懂我們，你如何幫我辯護？你瞭解可蘭經以後，再來跟我談吧。」

我訕訕然的離開這個國家的駐台代表處，回到辦公室。這是一件很簡單的外事案件，不過就是我略懂英文，所以大使推薦我來承接這件案子。從起訴書來看，非常的簡單，就是一個外國人載著臺灣太太騎車違規，被警察攔檢後不服，對警察口出穢言，因此被提起妨礙公務的公訴。

為了這件案子，我決定開始閱讀可蘭經。可蘭經對於我這種信仰傳統宗教的人來說，實在難以閱讀，特別是要找出與「妨害公務」相關的記載，我覺得先知一定不會告訴我，可是我又不能只是停留在基本教義派（賓拉登）的印象，在基本教義派的眼裡，不要說妨害公務了，炸掉世貿大樓也是剛好而已。

可是，伊斯蘭教，就等於基本教義派嗎？如果是這種類比，那麼基督教豈不是就等於3K黨？

一星期後，我又到了中東某國的駐台代表處。

他開口問我，「大律師，你瞭解我們伊斯蘭教徒嗎？」

我順口說出（背出？）了一段話：「你們可以擇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們，那末，你們只可以各娶一妻。」(古蘭經4：3)

「哈哈，你有認真一點了。」，艾先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跟他先前冷若冰霜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

我心裡捏一把冷汗，不要再問我了，我也只背得出這一段而已。

還好，他沒有繼續問下去。

「所以，你覺得我們伊斯蘭教徒對女性眷屬的看法如何？」，他換了一個方式問我。

「所有的原始宗教，在一開始都是歧視女性居多的，我想貴教應該也不例外，我只是覺得，貴國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似乎比較保守（conservative）一點。」，我小心翼翼的回答。

「保守？我把我的妻子當作我的命。」，艾先生突然脹紅了臉，「他們竟然這樣對她。」

我靜靜的聽他說。

「一個月前，我跟我太太騎車經過台北市武昌街，突然被警察攔下來。他說這是單行道，要開我罰單。一開始的時候，我站在旁邊，只是跟他爭辯不是單行道。他突然向我太太要身份證，我太太跟我當下都不同意，但是他突然用手推了我太太的肩膀一下，向我太太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他大聲的跟我述說，彷彿我就是那個警察。

「我當下看到他碰到我太太的身體，我氣死了。我向他說，你是什麼爛警察？他接著就說，要告我妨害公務。我說，你對我太太不禮貌，他說，你要告就去告，接著，我就被他當作現行犯逮捕了，上手銬到分局去。」

「我不服氣，在我們國家，是不能隨意碰觸女性的身體的，我罵他有什麼不對？」

剎那間我懂了，如果不懂伊斯蘭教，如何為他辯護？

我們兩人靜默了很久。

「我有兩個建議，你可以認罪，大概法院會給你的刑度介於拘役或徒刑幾個月，易科罰金應該可以解決。另一種情況就是，不承認犯罪，主張你被歧視。」，我停頓了一下。「不過，有可能會更重，不一定能說服法官。」

「我要打這場官司。」，從他的嘴裡緩緩的吐出了這幾個字，「我在乎的是我家族的尊嚴。」

三天後，我們在台北地方法院開庭。

開庭前，我再次的詢問艾先生，他到底願不願意認罪，他沒說話，但是責備的眼神，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審判長在簡單的人別訊問後，開始審理程序。

「請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審判長頭也不抬的說。

「如起訴書所載。」，蒞庭的公訴檢察官簡單的作了陳述。

審判長抬起頭來，是個年輕的男生，大概差不多三十歲上下。他簡單宣讀被告的權利後，問了艾先生。「你是外國人，需要聘請通譯嗎？」

艾先生：「我不需要，我在臺灣住了二十幾年，我會說中文。」

審判長滿意的點點頭，接著問他：「檢察官起訴你妨害公務，你是否認罪？艾先生，犯罪事實已經很明確，如果你認罪，法院可以給你機會輕判，希望你能夠考慮清楚。」

我緊張的看著艾先生。他站起來，雖然他的身軀很龐大，但我看來，彷彿他才是渺小的大衛，要對抗巨人歌利亞。

「我不認罪，我認為警察歧視我。」

審判長瞪大了眼睛，「歧視你？這句話從何說起？」

我知道這案件似乎引起了審判長的興趣，應該沒有人在罪證確鑿下，還會以歧視的「藉口」作無罪答辯理由。

「審判長，你讀過可蘭經嗎？」，艾先生很認真的問法官。

「沒有。不過，被告，這跟本案有任何關連嗎？」，審判長饒富興趣的看著這位留著小鬍子的外國人。

「我想說的是，有些臺灣人對我們伊斯蘭教徒缺乏尊重。」，他憤怒的說，「他不可以懷疑我太太是妓女，又碰觸我太太的身體。」

審判長問：「但你承認你有罵警察，你是什麼爛警察？」

「我有。」，艾先生理直氣壯的說，「他該罵。在我們國家，甚至會決鬥。」

我好想捂住他的嘴，怕又多一條恐嚇罪。好在法官相當寬容，他只是笑笑說：「你們國家與我們國家國情不同，決鬥恐怕不行喔。」接著對我說，「辯護人請陳述辯護意旨。」

「被告雖承認確實有於上開時日，對某分局某警察於執行勤務時，以『你是什麼爛警察』等言語，令該員警深覺不快，然並非因為警察開立罰單所致，而係該員警以不當之肢體語言，碰觸被告之配偶，因此引起被告以上開言語責罵員警，請鈞院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予以緩刑之處遇。」，我緩慢的唸出幾個字，可是覺得好艱難。

艾先生似乎聽到我的弦外之音，他急忙說，「我不認罪，我沒有犯罪。」

審判長看著我們兩人：「辯護人，你是作有罪答辯？似乎與當事人的意見不同？」

我低著頭，心想，依鈞院之心證，就算主張種族或宗教歧視，會無罪才有鬼，我才不要冒險。但是，艾先生的眼神，凌厲的幾乎要殺了我。

我抬起頭來，深吸了一口氣，向法官說：「以當事人陳述為準。請鈞院審酌被告所為乃正當防衛，予以被告無罪之判決。」

審判長看著我，不知是同情還是惋惜。「好，我尊重你們的決定。這樣的話，我們就繼續審理程序，有無證據要聲請調查？」

「請傳喚派出所主管、值勤員警、被告之配偶。」，我一口氣唸出了三個人的名字。

審判長有點疑惑，「傳喚值勤員警與被告配偶我可以理解，但是派出所主管與本案有何關係？」

「本件主要還在於被告至派出所後，該名主管對於被告之行為已明顯有種族歧視之嫌，我們認為一定要傳喚。」

檢察官當然反對。

審判長笑著說，「關於主管部分，待合議庭審理後再行決定，還是請被告辯護人具狀表示，究竟與本件待證事實有無關係，否則我們無法傳喚。」

我點了點頭。

審判長接著說，「我們先整理爭執與不爭執事項，關於不爭執事項，應該是被告在上開時地有對公務員以不當之言語辱罵。爭執事項則是，被告之行為是否為正當防衛。兩造有無意見？」

我搖搖頭，「沒意見。」。艾先生看著我，低聲問：「什麼是爭執與不爭執事項？聽起來很拗口。」

「爭執事項，就是我們跟檢察官意見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要說服法院，你可能無罪的原因。至於不爭執事項，就是事情發生的經過，也就是事實的部分，我們對這些發生過的事實應該不會有意見吧？」，我說。

艾先生嘟噥的說，「我對整件事情都有意見。」

我轉頭跟審判長說，「我們沒意見。」

審判長決定了下次庭期，是在三週後。

艾先生走出法庭的時候，嚴肅的告訴我，「我一定要戰。」

三週後，我們在同一個法庭開庭，審判長並沒有准許傳喚主管，只有傳喚被告的配偶，還有警員擔任證人。

由於他們兩位是我們傳喚的證人，所以由我來主詰問，檢察官則是負責反詰問。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詰問制度雖然實施了好幾年，但是仍然有部分律師及檢察官對於這個制度不太瞭解怎麼操作。所謂交互詰問，是在法院詰問證人的時候，如果證人是律師傳喚，就由律師先詢問證人，稱為主詰問；律師問完後，再由檢察官反詰問，也就是針對律師剛問的問題如果有疑點，可以針對疑點部分繼續追問，但是不能詢問證人律師沒問過的問題。接下來又是律師的覆主詰問，也就是針對檢察官剛剛提出的疑點，繼續詢問證人，而檢察官最後則提出覆反詰問，做最後的疑點澄清。通常律師傳喚的證人，都會對於被告比較有利，而檢察官傳喚的證人，則是對於被害人比較有利。這也就是所謂的「友性證人」與「敵性證人」的差異。要做好詰問，必須事先做足功課，設計好問題，否則容易會變成誘導證人，而被檢察官異議，甚至詰問可能會無效。不過詰問確實有很多技巧，可以協助真相的釐清。

「請問艾太太，你是伊斯蘭教徒嗎？」，我問。

檢察官立刻異議，「異議，辯護人所問的問題與本案無關。」

審判長看了我一眼，「請辯護人陳述這個問題與本案之關係。」

「我希望法院可以瞭解被告在本案的犯罪動機，這與案情有緊密相關性。」，我說。

審判長無奈的說，「好，但是請辯護人不要天馬行空，問題還是著重在釐清案情就好。」

太太回答：「是的，我嫁給了艾先生以後，我就改信伊斯蘭教。」

「那麼，伊斯蘭教的教義中，對於女性家屬在外人面前有沒有特殊規範？」，我問。

「異議。」，檢察官又再度發聲，禁止我問這個問題。

審判長又對我看了一眼，「辯護人，我還是讓你問，但是請你盡快進入主題，不要浪費法院的時間。」

我暗罵了幾個字，但是故做鎮定的說，「等一下我問的問題，會在辯論中表示意見。」

審判長示意證人回答。

「要降低視線，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飾，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們用面紗遮住胸瞠，莫露出首飾，除非對她們的丈夫，父親，丈夫的父親，兒子，丈夫的兒子，兄弟，弟兄的兒子，姐妹的兒子，女僕，奴婢，無性慾的男僕，不懂婦女之事的兒童；叫她們不要用力踏足，使人得知她們所隱藏的首飾。」(古蘭經24：31) ，她朗聲說出經典的文字。

法庭上一片靜默，連書記官的打字聲都停止，因為沒人知道她說了什麼。

「要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古蘭經33：59)，她再說一遍，但是卻完全不同於前面一段話。

我也楞在當場，雖然我簡單翻閱過可蘭經，但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麼，只好請她重新論述一遍，不然沒辦法記錄在文書中。

我咳了一聲，「當天下午四點多，」我總算進入主題，「你是否由被告搭載，由武昌街前往台北車站？」

「是。」，她說。

「當天發生什麼情況？」，我問。

「我跟我先生在路上騎車，突然有一名員警把我們攔下來，跟我要身份證。我先生說，那是我太太。警察表示他不相信，說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男人交往。我先生很生氣，質問他說什麼，他就用手推我，說他要看誰的身份證，誰就得給他看。我先生情急之下，就罵他是『媽的，什麼警察。』、『屁啦。』、『屁啊你啊、屁很爛的你、你超爛的。』，警察一聽就把我先生上手銬，帶回警察局了。」，她平靜的回答。

我忍住笑意，因為她先生罵得實在太有趣了。明顯就是一個中文很差的外國人，才會講出「屁很爛的你」這種文字，審判長與檢察官應該也覺得很有意思，只有旁邊的警察臉色鐵青。

「你覺得你有沒有被警員歧視？」，我問。

「當然有，在我們伊斯蘭教中，婦女是被充分保護的。警察推我，還用那種鄙視的言語擠兌我，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污辱。」，她肯定的回答。

「我問完了。」，我簡單的問到這裡。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你覺得，警員為什麼要這麼對你？」

這下換我異議了，「異議！證人不可能知道警員怎麼想。」，我差點沒說出，「子非魚，安知魚樂？」

審判長似乎被我們煩死了，「檢察官的問題可以修正嗎？」

檢察官換個方式問，「當時警員有沒有告知你們，你們是因為逆向行駛，所以才會停車取締你們？」

「沒有，他一攔下我們，就直接跟我要身份證。後來就發生衝突了。」，她說。

接下來換警員上場。還是由我主詰問。不過，敵性證人要做主詰問，真的比較困難，因為他不一定會按照既定的問題流程跟著走。

「請問警員先生，您信什麼宗教？」，我問。

「異議！」，檢察官立刻發出不滿的聲音。

審判長不滿的對我說，「辯護人，這是個人隱私的問題，也與本案無關，我不許你發問這個問題。」

我無奈的點點頭，重問一次，「警員先生，請問你對於伊斯蘭教的瞭解有多少？」

我知道馬上又要被異議了。果不其然。不過法官這一次並沒有阻止他的回答，只是用不耐煩的眼神看著我，暗示我要盡快結束與本案無關的問題。

「你說的是回教徒吧？我認為回教徒不就是恐怖份子嗎？他們可以享齊人之福，娶四個太太，而且大部分都很有錢，女人在他們國家的地位應該很低，都要戴面紗不能見人。」，他聳聳肩，「我知道的就是這些吧。」

果然是對於伊斯蘭教完全不懂的傢伙。回教，是中國的稱呼，他們不自稱自己是回教徒。四個太太，在現代世界中已經很少，要講他們能娶四個太太，倒不如說匈奴人可以娶自己的母親，講這種天寶年間的事情有意義嗎？至於女人地位低，倒不如說他們對於女人的態度比較以保護弱者的角度去看，真正威脅女人的，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大男人沙文主義。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講過，臺灣女人最喜歡跟外國人交往？」，我問。

「沒有。」，他果然完全否認。

「請問你當時有沒有推艾太太一把？」，我問。

「沒有。」，他同樣簡短的回答。

「那麼她先生為什麼要對你辱罵？」，我緊接著問。

「我哪知道？說不定她先生覺得我要侵害她太太，有被害妄想症之類的。」，他輕佻的說。

我看著他，眼神很嚴厲，「如果你沒有對她太太動手，為什麼他會覺得你要侵害她太太？」

他突然一時語塞。只能說，「我當時確實沒有怎麼樣！」

檢察官開始覆主詰問，「請問當時你有沒有表明身份，並且告知他已經違反交通規則，涉及逆向行駛？」

「當然有，因為我穿制服，他知道我是警察，而且我有清楚的告訴他，這條路是單行道。」，他說。

艾先生立刻站起來，「他說謊，He is a liar! فهو كاذب！」，他講的英文我知道是什麼，但是阿拉伯文，大概只能猜到，意思應該與英文一樣。

法官示意他坐下，法警則是緊張的靠近他。

他洩氣般的坐下來，我拍拍他的手，要他冷靜。

檢察官沒有問題了，審判長決定，今天把程序走完，這時候我有不祥的預感。

審判長開始要我們對先前的證據，表示意見。就程序上來說，證據能力的意見表示，其實在審判中很重要，畢竟這些證詞、文件，如果不被採用為證據，對於被告當然相當有利。但是在實務上，這些所謂「對證據能力表示意見」，往往都只是聊備一格。畢竟如果在實質上，這個被告真的有殺人，誰會管這把兇刀是不是刑求取得的？就算兇刀真的是打了被告一頓才知道放在哪裡，法官也有辦法主張證據能力就是存在。所以，這部份的程序進行得很快，審判長馬上就要我們辯論。

檢察官很簡短的說，「被告犯行明確，確實以污穢之言語攻擊執勤的員警，依法應論處妨礙公務，請求從重量刑。」

我則看了被告一眼，站起身來說話：「被告是伊斯蘭教徒，對於女性家屬而言，他有保護的義務。本件警員以刻板的文化印象，未能考量被告的文化脈絡，而以戲謔的方式要求被告妻子拿出身份證，因此導致被告一時氣憤，應能主張正當防衛，請鈞院能酌予考量。」，其實這一段話，我說得有點心虛，因為正當防衛不應該用這種方式主張，只是看到艾先生的樣子，我也只能鼓起勇氣把這一段話說完。

審判長聽完以後，問了艾先生跟我對於科刑範圍的意見。

「我們認為無罪，但是如果鈞院認為有罪，我們請求給予緩刑。」，我還沒講完，就被艾先生粗暴的打斷，「我堅持無罪。」，他說。

三週後宣判。

我們靜默的走出法院，艾先生點燃一根煙問我，「你還是覺得我有罪？」

我很艱難的點了點頭，「我認為你有，因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辱罵警員。」

他搖搖頭，「我不明白，你們怎麼會這麼粗暴？」

我知道他是說文化上的粗暴，所以我沒有說話。

判決結果出來了。看著判決，我突然想起了伊斯蘭教開齋節的第一個週末，三萬多名的外籍勞工集體慶祝，卻被台南高分檢的檢察官，在臉書上寫著，「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外勞吃飯、睡覺，野餐，擠滿車站，政府再不處理，不僅有礙觀瞻，也會出亂子。」時，我不禁問自己，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成熟的看待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