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與小人物]
在香港新聞學界裡，陳韜文教授是其中一位最受尊重的學者之一。不少教授其實是他的學生。我的碩士論文老師的老師，就是陳教授。
廿多年前，我在中大讀碩士的日子，陳教授和學生打成一片，我們下課後，會一起去中大的大排檔打邊爐，一邊閒話家常一邊討論學術話題，那是歲月靜好的中大，我們可以專心讀書。
沒想過一年前的這個季節，中大風風火火，我換上了反光衣，戴上了頭盔，在這間我的母校也是我任教的學校裡採訪。也沒想過，會見證警察衝進校園的日子。
而我記得，在人群之中，看到很多老師和教授回來看看，那是出於愛校心切的表情。有人眉頭緊皺，也有人憂心忡忡。11月12日的白天, 我在校園也遇過已退休了的陳教授, 我們怱怱交換過眼神, 他給我送了飯盒, 我吃了一半, 放在一邊, 衝突又變得激烈了.
一年過去了, Dr Chan購下了拙作，細細讀了五百多頁的紀錄，還寫了一篇長長的書評。評書之前，我不知情，今天打開明報，才看到這篇文章，感謝Dr Chan。他把我的一些對新聞採訪的想法，作了學術補充。即使Dr Chan已榮休，他寫的文章，還是一樣感情充沛。
我想起陳教授少年時代，他也曾經寫過報導文章，關於邊緣少年的，那是他退休派對上我們聽過的故事。即使後來他成為了被尊重的教授，他也沒有忘記社會裡最小的小人物的掙扎，感謝Dr Chan特別提及拙作裡對小人物的專注, 那是新聞採訪世界裡所有好記者的共同關懷。
//反修例運動前線的新聞故事（文：陳韜文）
香港有「社運之都」的別稱，反修例運動可謂當中的表表者。無論從規模、熾熱程度、持續性、自發性及影響觀之，至今尚未平息的反修例運動可謂空前。雖云尚未平息，運動也隨着疫情和《國安法》的頒布而暫告一個段落。當去年的人和事快要淡褪為歷史的時候，我的同事譚蕙芸老師經突破出版社出版了《天愈黑，星愈亮──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一書，以新聞特寫的形式再次把運動的肌理呈現在我們面前。我相信有不少讀者對反修例運動仍然懷有好奇，又或對新聞特寫和採訪有興趣，故想在此以書介的形式剖析一下。
回到現場
全書共547頁，厚近一吋半，裏面滿是有關反修例運動前線的故事。透過這些故事，我們看到運動的日與夜、血淚和歡笑。這些故事或已淡忘，又或根本錯過了，不過讀到的時候，有時不免受到觸動，使人不能自已。香港劇作家莊梅岩在序言中說到，她閱讀時間中要自覺掩卷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才能繼續。她並提到運動的戲劇性轉接，連編劇的腦袋都應接不暇，幸好多得譚蕙芸把她目擊的大小戰役有條不紊的記下來，使波瀾壯闊的運動得以重現眼前。
在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初，譚蕙芸剛巧到加拿大探親度假，因而錯過了連場過百萬人參與的大遊行。她看到來勢洶湧的運動，隱然覺得這是一個新時代的來臨，覺得不能缺席，乃提早飛回第一現場，繼而思索自己應該如何回應。她終於還是按捺不住當記者的初心，最後跑到運動的前線，以她最擅長的文字把運動的故事記錄下來，作為對時代的呼應。對她而言，「現場是神聖的」。如果她沒有到第一現場求取真相的熱切衝勁，一定不會有今天充滿全書的鮮活故事，而她躁動的記者心大概也不能安頓。
譚蕙芸不是新聞機構的僱員，更大程度是公民記者，是具有深厚新聞工作和教學經驗的公民記者。她以這個身分進出新聞前線，在街道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找尋她的故事。很多時候，她的故事就是現場的觀察，是她跟示威者或長或短的訪問。最重要的一點是，不管那些故事對運動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卻都是真摯的。
在採訪的過程中，她像其他前線行家一樣，除了日夜奔波，也要飽受催淚彈、水炮車和其他鎮壓武器之苦，也要為突發而來的危險而擔驚受怕。因為她沒有新聞機構的支持，一切皆由自己打點，難度自是更高。這些她都克服過來，其應變能力應有過人之處，當然也離不開同行和朋友的支持幫助。
觀察入微
《天愈黑，星愈亮》是作者的目擊記錄，行文自是以第一人稱。她對事物的觀察入微，無論是現場的氣氛、氣味、氣場、情緒，她似乎有能力把它們盡收眼底，最後化為文字。因為觀察入微，細節和直接引述在報道中常常可以信手拈來，使故事更立體、生動、感人。她說有一夜晚在警察拘捕的混亂中，她蹲在地上細心地觀察每個被捕者的表情、語氣和情緒，以至有一警察再三問她身體是否有事。她對細節觀察的執著由此可見一斑。
一般新聞報道的對象是權位比較高的人。有權位才有新聞性。運動中，最受傳媒注意的當然是建制中的權貴和運動的領袖。譚蕙芸卻反其道而行，專門報道的是運動中不見經傳的一般參與者。他們是構成運動肌理的普通人。不要以為小人物的故事微不足道，他們故事有時也很富張力和戲劇性，其感人處不一定低於宏大的故事。有時更是因為他們是小人物，所以更容易觸動人心。「小人物，大故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專業而不避情感
有些記者標榜他們是中立、客觀的，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也是一種可取的立場。譚蕙芸不拘泥這種態度，更多的是採取「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取向，不諱言對運動的同情和關注。新聞特寫一般對這樣的取向的容納性都比較大。重要的是，有關記者沒有假裝中立而隱瞞自己對事物的評價，更不會因自己的主觀需要而扭曲故事、弄虛作假。
譚蕙芸畢業於中大，又在中大任教多年，像不少校友一樣，對母校充滿感情。所以在「中大戰役」的報道中，她寫來的感情特別充沛。像很多校友一樣，一開始她就聲言「中大是我的家」，當這個家受到攻擊破壞，感覺特別心痛。在警察與護校者抗爭的過程中，有她曾教過的中大學生在現場難過得沒法採訪下去，師生兩人在防暴警察咆吼聲中不禁抱頭痛哭起來。不過，她雖然對警察攻進中大特別痛心，有即時高喊反抗的衝動，但她還是自覺克制自己，最後回到辦公室靜靜地記下中大一役的起伏。
當然，譚蕙芸的感情不限於她個人的特殊經歷，而是透過與其他被訪者互動而建立起來。有一晚在西環，因為衝突過後，交通停頓，正在無計可施之際，有陌生女士趨前表示願意義載她及其他人回家。她原本有防避之心，後來為其真誠所動，乃接受了善意，並在後來的報道中表達了對香港陌生人的敬意。書中其中一個最富戲劇性的故事是一行10多個抗爭者因逃避追捕而躲進電影院。當電影快要落幕而被迫回到街上時，有帶位員提早帶他們到一隱蔽處，着他們先換了衣服才隨觀眾大流離開。譚蕙芸首先想到的是「舒特拉的名單」的故事，她的感情投向誰也就不必再問了。
誰有採訪資格？
最近警方收緊記者的定義，使一眾公民記者及學生記者再也無法到第一現場採訪。按此，以後像譚蕙芸這樣優秀的公民記者就無用武之地了。厚厚的一本《天愈黑，星愈亮》擺在面前，誰還好意思說作者不是專業的，還不夠資格到前線採訪？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https://news.mingpao.com/ins/%E6%96%87%E6%91%98/article/20201022/s00022/1603287744723/%E5%8F%8D%E4%BF%AE%E4%BE%8B%E9%81%8B%E5%8B%95%E5%89%8D%E7%B7%9A%E7%9A%84%E6%96%B0%E8%81%9E%E6%95%85%E4%BA%8B%EF%BC%88%E6%96%87-%E9%99%B3%E9%9F%9C%E6%96%87%EF%BC%89?fbclid=IwAR3em1HR5O1e6DIuNMrVh0Tr-AgA5JDJ-Z8IjMy75a8ovjlhHnzUXVxTj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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