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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先生絕交書。
unfriend 不只按一個掣。原來，是要用這方式「絕交」。

「交」是什麼？在大家都不會再很認真的想像「交情」為何物。在網路世代，有些人可以因為自己一個post 可能會＞ 100like 而隨便謾罵一些曾跟自己共進共退。這種絕交書，也是很超現實的存在。

與邱立本﹑江迅絕交書

邱立本﹑江迅：

　　《亞洲周刊》最新一期以香港警察為封面，譽無法無天的黑警為「2019年度風雲人物」，這件事做得太過份了，我已經無法說服自己再將你們視為朋友，如今就以這封公開信，與你們絕交。
　　自中文《亞洲周刊》創刊以來，直至本世紀初，一直秉承海外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立場，鼓吹改革開放，批判獨裁統治，聲援大陸民運，推崇普世價值。我記得你們曾做過很多深入而大膽的報道，對推動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發揮過正面作用。
　　我們相識多年，在工作上有過很多合作，個人交往雖說不上非常密切，但也一直有共同語言。我曾有少量文章在你們的刊物發表，你們的書也曾經由天地圖書出版，不管怎麼說，總是有某種程度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因此長久以來，也一直以朋友相待。
　　因為《亞洲周刊》承辦書展的作家活動，我們也曾有過不少合作。有一年你們邀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資中筠女士來書展演講，但資先生並沒有作品在香港出版，我聽說後即與江迅商量，取得資先生授權，在書展前趕出一本她的文集。另一次，因為天地圖書出版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藁》，徵得余英時教授寫長序，我建議書展時請余先生來香港，江迅即到處張羅，準備提供兩張來回美國香港的頭等機票，此事後來雖因余先生不便終未成事，但當時的確感覺我們之間合作愉快。
　　如果我沒有記錯，因六四事件坐牢的李旺陽「被死亡」時，你們曾做過一期封面專題，劉曉波零八憲章事件，你們也曾做過深入評析，你們也曾做過搶救六四民運人士的「黃雀事件」的獨家報道，你們在做這些新聞專題時，也都一直站在質疑和批判中共的立場。很多採訪都是你們親自做的，文章也是你們親筆寫的，從那時到現在，從站在自由主義立場，到站在中共的立場，這中間一百八十度的轉換是怎麼發生的呢？
　　如果之前的你們是真誠的，那之後呢？如果今天才是你們的真誠，那之前的呢？習近平說：「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莫非你們以前做的是對的，今日做的也是對的？你們真是深得「辯證法」的箇中三昧啊。
　　這半年來，最多人談論的是「割蓆」二字，你們應該不會忘記割蓆這個典故吧。三國時期魏國的管寧和華歆本為同門，有一次兩人在屋裡讀書，門外有達官貴人經過，車騎顯赫，管寧視若無睹，華歆卻興衝衝跑到門外翹望，羡慕不已。車騎過去，華歆回屋，管寧二話不說就把草蓆割了，然後說：「你不配做我的朋友。」古人交朋友，有如此嚴格的標準﹑崇高的境界，比起他們，我們真是有愧於前賢。
　　我自然遠沒有管寧那樣的決絕，我一直因循地遵從一些交朋友的社會習慣，人都不是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為人宗旨，也有各自的生活處境，不可能事事都求全責備。自從梁振英競選特首以來，《亞洲周刊》就成為梁的大本營，糾集一批梁粉，日以繼夜為梁振英搖旗吶喊，當時我已經很不理解了。到佔中時，你們更赤膊上陣，唯恐香港不早日變成大陸。考慮到你們老闆的政治立場，我還是盡可能地體諒你們的處境，希望你們有機會盡可能維持個人的良知，為香港人說一些公道話。
　　初時你們仍會玩一點平衡，間中還會有涉及敏感政治議題的綜合報道，貌似仍站在自由知識分子的立場，但在處理上已經相當低調曲折，我明白你們的處境，也自以為體諒你們的苦衷。
　　我已經長期不看《亞洲周刊》了，因為如果你們不敢接觸政治議題，又有預設的立場替中共和特區政府粉飾，我就不想再浪費自己的時間了。直至這一次，你們把對香港人殘酷施暴的黑警，也當作英雄來崇拜，我也是看報道才知道，但做到這樣，你們已經去到盡了，除了文匯大公，已經沒有人可以做到你們這樣了。因此我才發覺，我對你們長期以來都有誤解，我誤以為你們還有一息尚存的良知，我用了二三十年時間，才發現自己全然失察——如此欠缺知人之明，交友不慎，真有愧於古人。
　　我不理解的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如果明白自己握有第四權，有責任監督政府，維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統治者的利益，那麼你們就應該和眾多香港新聞工作者一樣，致力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而不是反過來，致力維護統治者壓制新聞自由的「自由」。你們年輕時投奔新聞行業時，曾否立志做一個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聞工作者，而不是做專制政權的代言人？你們午夜夢迴，有沒有試過撫心自問，稍微有點不安和煩惱？
　　現在我終於明白，你們和大多數香港人根本的不同是什麼了。我們為自由可以不愛國，你們卻為愛國可以不自由；你們生活在尚有自由的地方，情願放棄自由，我們生活在不能不愛國的地方，卻敢於不愛國——我們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裡。
　　俗話說，你交什麼樣的朋友，你就是什麼樣的人。在香港人為自己的命運拚死抗爭的當下，我如果還當你們是朋友，我的人格就有問題了，我愛護自己的人格勝過愛護自己的生命，因此與你們絕交是我唯一的選擇。
　　事已至此，多說無益。我們就在這裡分手吧，從前種種一筆勾消，未來種種楚河漢界。這半年多來，以我的立場和態度，相信你們也早就準備和我絕交了，如此我們就兩便吧，各自割離，不留後路。以後道左相逢，也形同陌路人，你們是你們，我是我，最終，我們各自都去承擔自己的命運。

作者：李昌華

(台灣南投人，曾任職中臺科技大學及各大補習班，現為半退休狀態。尼采說：「幸福不是一切，人生還有責任」。)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處於政權遞嬗、黨國「轉進」、威權統治的時期，社會上看似平靜，卻處處有光怪陸離的現象。中部山城裡大家以農為業，過著純樸的生活，在雙親的呵護下，我度過了物資雖不豐盛、卻也平順快樂的童年。但農民地位低落，使我和很多農家子弟一樣，知道不努力讀書不能翻身過好日子，讀中小學毫不考慮地接受黨國教育，成績總是名列前茅，那是一段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年華，當時常遇到「鄉音無改」的師長，只是客居島國的羇旅者還沒有詩人筆下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黨國教育下的學子總想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擁抱長江黃河的夢雖虛幻但甜美，我高二懵懵懂懂時就加入為黨員，年少的靈魂和一般人一樣，認定沒有黨就沒有國、救黨才能救國，黨國洗腦還真徹底，唐山來的老師還勉勵優秀的我多汲取祖國的奶水，做個偉大的炎黃冑裔，當時的我深信不疑。

鄉間的男孩雖有升學的壓力，但對文史的熱愛不減，時常擁抱中國詩文，「雲淡風清近午天 … 將謂偷閒學少年」、「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這些瑯瑯上口的詩詞涵養了年少的我，「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又讓我栽進了司馬遷的殿堂，那是何等優遊恬淡又不知今夕何夕的歲月。

六○年代底負笈到嚮往已久的大學，指南山下道南橋畔的點點滴滴，至今依然讓我午夜夢迴永難忘懷，但也使我體會出小說家筆下「徬徨少年時」的苦澀。

懷抱著「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的心情，走進中文系的課堂，我失望了；因同學的厚愛，我當了學會總幹事，看到黨國怪現象，我忝為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書記長，太多的逢迎造假，使理想性高的年輕人卻步，「保釣運動」我恭逢其盛，當年訓導長在禮堂前跪求學生的情景歷歷在目，後來看到黨報如何顛倒報導，又如何為馬氏父子搽脂抹粉，我知道我該抉擇了。

當年台灣中文系受到北大或中大學風所影響，我們主要接受的是季剛大師下的考據訓詁之學，欠缺「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的胸襟，加上教席因戰亂難以穩定、不夠理想，有人上詩詞課大談古董，有人上易經教算命，有人教文學史講好幾堂拔牙齒，更多的是教思想史專書的，若不是嬉笑怒罵、就是翻譯解釋，原諒我不是刻意臧否師長，這真的是「小學而大遺，吾未知其可也」。

年少太輕狂，秉持著「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信念，也去修習他系的課，如朱師叫好又叫座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滿清毓老「孔孟荀哲學」等，讓我視界擴大，後來歷史系的課吸引我逐漸淡出號稱國學的系，我先後上了杜師和閻師的「史學方法」，尤其杜師讓我體會做一個史家的不容易，學養豐富之外，還要何等的虛心，清儒章學誠提出的「史才、史德、史學、史識」兼備談何容易；杜師不輕易就事論人，但我心中對某些人事物已有定見，謝謝杜師。

方法學的重要又在「史料導讀」的課程中得到驗證，不要人云亦云、道聽途說，以免貽笑大方，國學中以傳解經常誤解原義，注疏不論矣！

東引役畢，回到台北，那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對黨國的反抗已把「傳統下的獨白」、「醜陋的中國人」著作拋遠了，因緣際會「中壢事件」時我坐車去警分局，看到熊熊烈火，後來才知道，那是不長進的黨，派人放來栽贓的，我知道多行不義會自斃的。
改變我最大的，是就讀歷史研究所，我還是第一屆研究生，歷史之神真會作弄黨國，當時研究所設立的用意，是要多培養黨的化妝師，為黨漂白粉飾，可以繼續萬年執政，黨用心良苦，可惜事與願違，我或許就是一個例子。

閻所長為了使我們多瞭解，國共鬥爭中為何共產黨獲勝，找來國共兩黨黨史的專家都在課堂授業解惑，當時我「患在好為人師」，求知心比以往更熾熱，雖不能說「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亦不遠矣！黨國教授中規中矩的引導我們，只是白色恐怖使他們不敢面對黨國陰暗面，無法為我們解太多疑惑。我記得我提問「藍衣社」問題時，教授堅決說沒有這個機構，反而曾經是共產黨出身的郭教授（曾當過調查局副局長）與任教授，對學子說出較多的往事秘辛。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輩子讓我終生有孺慕之情的莫過於李定一教授了，他教授我們中國近代史，也教近代史料導讀，他是我真正啟蒙恩師，尤其他要大家好好研讀「中國近代史論叢」，要我們體會什麼叫經典作品，何為爛文章，何為歷史的分析。後來我認真拜讀後，才知道古人說的「讀破萬卷書，下筆如有神」，好像不是真的，因為皓首窮經，才覺得眼高而手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反而更不敢貽笑方家。

最讓我震懾的是李師當著黨國學生，批判起孫文「這個小癟三」何等的誤國，黨團何等的糟蹋人，課後我們到教授家談古論今，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那是我求學最愉悅的時光，更使我瞭然人世間的真假與虛幻，年幼時的偶像經過爬疏後竟如此不堪，今宵酒醒何處，不該是曉風殘月吧！

中國古儒常說「讀萬卷書要行萬里路」，說「汲山水以澡心，擷山雲以練性」，我束髮以來即喜歡旅遊，那一年和研究所同學自助旅行到神遊多年的「故國」長沙，走遊馬王堆、愛晚亭、嶽麓書院、湘江賓館、魯肅墓等，在岳陽國校聽了當地一群耄耋勇敢臭罵國共兩黨做了多少慘絕人寰的往事，我終於知道往事真的如煙了；最後到了「小范老子」（原諒我用這名字）筆下傳誦多年的岳陽樓，我想吟詠「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那種氣象萬千的時節，才發覺騷人墨客時常會引發人有「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禪境，但那不是南島語族的後裔該追求的，我不要追尋天邊美麗但虛幻的彩虹，我要好好擁抱腳邊真實可愛的玫瑰，雖然玫瑰多刺。

現在的台灣常有人說「台灣中國、一邊一國」，脫離中國建立台灣國，是大多數正常台灣人的願景，「風和日暖」不是一蹴可幾的，教育子民保鄉愛國不懼怕的情操何等重要，當年美國獨立時潘恩寫成《常識》，德國統一運動時費希特「告德意志同胞書」，發揮了相當大的功能，台灣要建立正常的國家，深耕才是正道，有人說「如今台灣教育界、政治界、媒體界等最缺少自由思想、獨立人格」，不是嗎？不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嗎？或許媒體改造較容易，新聞不要每天都在報導凶殺案、車禍、災難等負面消息，台灣媒體界病得不輕，請多報國際新聞與台灣的良善故事，多報導好山好水的旅遊景點也不錯，事在人為，看主政者魄力了。

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歷史可以帶給人借鏡或教訓，可惜就像我欣賞的俾斯麥說的：「聰明的人以別人的經驗為經驗，傻瓜的人以自己的經驗為經驗」，歷史的可貴在「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民主社會與帝王時代當然不同，可是領導人物豈能不懂引領民意的方法？只懂權謀或利益分配是不夠的。看到總統下台馬上身陷囹圄，情治首長一換人，他就莫名奇妙被起訴，真為台灣人悲哀。領導人或許可以從中國的「貞觀政要」或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君王論》作品中得到一些啟示吧！我服膺馬基維利的那段話：「領導者要像獅子那麼凶猛，要像狐狸那麼狡猾」，善用公權力，塑造公信力吧！謙卑、謙卑、再謙卑，說說就好了！

天佑我永遠的故鄉——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