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介紹一位美國總統,就是美國的第30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有的人可能對他不太熟悉,讀完這封信之後,你也許會對這位低調的總統留下不一樣的印象。
如果要問美國最好的時代是什麼時候,美國人通常會給出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離我們比較近,就是克林頓當政時期。那時冷戰剛剛結束,又趕上互聯網產業起步,美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都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代。
第二個時期很多人就沒那麼熟悉了,就是史稱「柯立芝繁榮」的柯立芝當政時期。雖然距離我們比較遠,但從經濟指標來看,柯立芝繁榮甚至超過了克林頓時期,柯立芝這位總統的很多做法也成為了後世學習的樣板。這封信我們就來瞭解一下,柯立芝是如何締造了美國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柯立芝是一個怎樣的總統?
柯立芝最初其實是從副總統位置接任總統職位的。他原本是第29任總統沃倫·哈定的副總統,1920年和哈定一起在大選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1923年哈定因為突發心臟病身亡,柯立芝就接任了總統之位。柯立芝做副總統時十分低調,他剛接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第二年就是新一屆大選了,柯立芝肯定會被選下去。結果柯立芝上台後一掃之前哈定內閣醜聞的陰霾,成功恢復了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在1924年大選中又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並且在接下來四年中開創了「柯立芝繁榮」的局面。
柯立芝並不貪戀權力,儘管他的支持率極高,但他仍然決定不再參加1928年大選。他說:「如果我再任職一個總統任期,就會在白宮待到1933年……十年,比任何一個當過總統的人都長——太長了!」離任後,他和妻子回到了老家北安普頓,開始寫作。根據傳記作家唐納德·麥考伊在《柯立芝傳》中的描寫,當時美國民眾希望柯立芝再乾一屆的熱情堪比當年輓留國父傑斐遜。
柯立芝治理國家的理念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不妨聽聽他自己是怎麼講的。成為總統之前,柯立芝曾經在馬薩諸塞州擔任州長,在就職演說中,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馬薩諸塞州是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它的一分子。弱者的福祉和強者的福祉密不可分。如果勞工憔悴,工業也不會繁榮;製造業衰退,運輸業也不會興隆。任何單方的行動,都不足以提供普遍福祉。但也要記住,一個人的利益也是所有人的利益,忽視一個人就是對所有人的忽視。暫停一個人的股息,也意味著停掉另一個人的薪水。」
這段話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說出來的呢?當時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很多人都認為資本家太富有了,應該限制他們的利益。瞭解了這一點你就能體會到,柯立芝其實是在強調每個人的合法利益都應該得到正當的保護。後世的歷史學家也認為,柯立芝是一位典型的秉持古典自由主義理念的總統。
為什麼柯立芝堅持保護有產者的利益?
柯立芝自己是這樣詮釋這一理念的。首先他講,美國人一直追求的自由,就是建立在尊重個人財產的前提之上。如果可以隨意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就相當於可以隨意剝奪他的權利和自由,這樣的做法必然會傷害社會的正義。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享有自己的財產乃是人的天然權利。說到底,財產權和個人權利是一回事,一方遭到侵犯,另一方也難以苟全。就在柯立芝這番講話的20多年後,大西洋彼岸的歐洲,納粹政府開始剝奪公民的財產,社會的自由也就此喪失了。
第二,柯立芝強調,政府不能解脫人們的辛勞。柯立芝講,政府的作用是照顧社會中的弱者,比如殘障者等等;同時,政府也可以表彰那些傑出的人士。但是政府不是保姆,它的職責不是供養所有人的生活。人仍然需要自立,要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取得成就。弱者需要保護,但這並不意味著打擊強者。
第三,柯立芝講,應該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平等的機會,也只有這樣,現在的弱者和窮人才有可能在未來變得富裕;如果要剝奪富人的財富,窮人也會失去富裕的機會。這很好理解,如果一個人變得富裕,財富就會被拿走,那麼人也就不會有動力追求富裕了。
歷史學家克勞德·費斯評論說:柯立芝體現了中產階級的精神與希望,他能解讀中產階級的期待,表達中產階級的意見。你可能會覺得柯立芝好像是站在富人一邊,其實只有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富人的權利,人們才會有動力去奮鬥。如果個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社會也就失去了走向繁榮的驅動力。
在自由市場的作用下,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是不可能完全平均的,如果要強行拉平,就像非要把生長速度不一樣的樹木剪成一樣高,違背了自然的屬性。財富從被創造出來,到惠及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總是有一個傳遞的過程。知識也是如此,人類發現了新知,總是從那些最前沿的研究機構和大學慢慢傳播到普通學校、再普及到中小學之中。
我們不會因為大學的知識密度比小學高,就廢除掉大學,把大學的研究資料平均分給一百所小學,因為這樣不會促進科研的進步。同樣的道理,柯立芝認為,應當保護那些通過奮鬥獲得了大規模財富的人和機構,因為這最終會有助於社會的整體繁榮。簡單來說,柯立芝主張通過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來解決貧困問題,而不是平均主義。
柯立芝取得了怎樣的成就?
柯立芝的這一套想法是1913年他擔任麻省參議員的時候提出的,十年之後,他成為了美國總統,有機會將他的理念付諸實踐。那麼他的成績如何呢?
柯立芝剛上台時,美國剛剛結束一戰後的經濟危機,由於戰爭帶來的巨大開支,美國政府當時是債台高築,雖然比歐洲的情況還是略好一些。1923年夏天柯立芝上台之後,到1929年1月柯立芝離任,這期間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增長了近一倍,佔到了當時全世界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同時,美國的技術革新、設備更新和企業生產管理的科學化,也使得它在全世界的競爭力迅速提升。
柯立芝保護有產者的理念並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平等,而是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3%~4%,是歷史最低點,美國失業率再次接近這個水平是疫情之前特朗普當政時期。柯立芝在任期間,中等家庭年均儲蓄額以每年8%的速度上漲。到他離任時,美國的汽車產量比一戰後漲了3倍,平均每五個家庭就擁有一輛汽車。1921年剛剛被推向市場的電冰箱,到了1929年已經成為了美國中產家庭中的常見電器。柯立芝自己也在演講中說,美國人民的生活達到了「此前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柯立芝繁榮的說法也由此而生。
另一方面,柯立芝的減稅政策並沒有產生財政赤字,而且由於削減不必要的政府開支,柯立芝當政期間第一次做到了使政府債務大幅減少。美國20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兩個總統做到了這一點,另一個就是克林頓。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說來簡單,雖然減稅了,但由於經濟繁榮,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總量增加,因此稅收總額並沒有什麼減少。
柯立芝在經濟上成功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視科技的作用,發展新工業。柯立芝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孩子,但是他從來不主張通過補貼的方式促進農業發展。一戰後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麥克納利-豪根農田救濟法案,就是由聯邦政府出面來購買農產品,幫助美國農民和歐洲農業競爭。柯立芝否決了這個法案,他講,農業也必須「立足於一個獨立的商業基礎之上」。相比之下,柯立芝更支持通過實現農業現代化來增加農民的收益。
有人評價柯立芝是一個「無為而治」的總統,其實柯立芝當然做了很多實事,包括大力支持美國民用航空業發展、推動航空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技術革新等等。不過,也可以講柯立芝的政治理念和「無為而治」有相通之處,就是政府做的事情越少越好,相信社會自我發展的能力,相信商業社會和企業的效率。
類似地,在法律方面,柯立芝也認為「人無法制定法律,我們只能發現法律」。柯立芝講,社會中存在著一些有利於社會的習慣、規則和文化,立法機構的職責是去發現它們,將它們提煉成法律,而不是基於主觀意見閉門造車,制定不合民情的僵硬的法條。
另外,柯立芝重視法律的權威,警惕多數人的暴政。他講,政治運動不能代替法律,如果審判可以在法庭之外進行,法制也就壽終正寢了。今天互聯網上有一些所謂「鍵盤俠」的做法,就像是要在法庭之外進行審判,這就不符合法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柯立芝的一句話讓我很有感觸。他說:「我們要廣泛地、堅定地、深刻地相信人民,相信人民渴望做正確之事……國家才會長存。」
小結
柯立芝於1929年卸任之後,美國發生了大蕭條事件,有的人就認為,是不是柯立芝的一些做法讓經濟過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發生?這也是之前一種流行的觀點。不過上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發現導致大蕭條的原因非常多,結束大蕭條的原因也非常多,很難在柯立芝的政策和後來的危機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繫。同樣的道理,也很難把克林頓的政策和2001年的股災直接聯繫起來。
總的來講,柯立芝確實創造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黃金時期。他言行合一,用實踐向人們展示了保護個人財產和個人權利的重要性,降低稅率對刺激經濟的重要性,以及以技術發展驅動產業更新的重要性。」
同時也有10000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910的網紅コバにゃんチャンネル,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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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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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榮 麻 護 薪水 在 麻的法課 - 邱豑慶醫師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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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ociety_2008041845505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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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話:「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昨天(8/3),恆春旅遊醫院新的醫療大樓動土。陳時中部長和潘孟安縣長都提到:「百廢待舉,硬體的建設只是第一步,後續不管是軟體、設備、醫護人員招募,都還有很長的路要努力。」
但總是有左膠故意忽略內容出來咆哮:「只蓋大樓有什麼用?醫師沒有增加。」、「假日三個醫師輪流把三家醫院撐起來,那表示都沒有增加醫師啊。」
坐在鍵盤前打打字、上鏡頭咆哮:「政府都不用負責嗎?」如果你怕濕鞋,而站在田邊講空話,這其實很容易,但我更歡迎你們這些人,捲起袖子,親自下來做做看。
現實擺在這,大家捫心自問,先別說如果來偏鄉工作,薪水只有都市的2/3,甚至更低,就算是跟都市領一樣的酬勞,你要不要來?犧牲家庭、生活、小孩求學、照顧長輩,離鄉背井,你要不要?左膠講得很輕鬆,加錢嘛。但,偏鄉人口就這樣,錢從哪裡來?加了錢,前面遇到的種種家庭上、生活上的困難,就真的消失了?
為什麼不增人?人從哪裡來?要多少人就有多少人,除非是紙紮的金童玉女啦!
我有一點感觸想聊一下。講道理不需要咆哮,數字會說話,全台灣的麻醉專科醫師有1,271人,其中醫學中心佔了493人,區域醫院佔了570人,地區醫院87人,這些人大部分都在北部,都在醫學中心和區域醫院,而每年只會新增訓練63個容額。
全台灣的復健專科醫師總共1,225人,每年新增訓練容額40人。
全台灣的胸腔外科醫師加上心臟外科醫師才637人,而且每年訓練容額都招不滿,常常都只有十幾個人。
再來,恆春真的沒有新增醫師嗎?先不要講我自己從高雄來到恆春。恆春半島上個月開始有了屏南唯一一個胸腔外科醫師林聿騰醫師;我同學詹育叡醫師,復健專科編號978。他們兩位都是捨掉北部的工作,而下來恆春服務。
以麻醉科來說,現在也多了署屏的李醫師、旗山的張簡醫師、洪醫師也都一起來支援人力的缺口。外科有高雄榮總、高醫的醫師來恆春支援。心外有枋寮的康醫師來支援恆春旅遊醫院和南門醫院。人力從來不像鍵盤前的嘴砲高手,能夠無中生有,尤其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醫護人力。
結果,有這麼多人願意跳下來支援,除了要感謝願意來支援的學長們以外,這是縣府、屏東衛生局、還有三家醫院大家努力的成果。到了咆哮左膠口中,卻變成「只蓋大樓,不徵醫師?」呵呵,我笑到想哭。
七月份,我們完成了兩個胸腔外科的氣血胸手術。一個是北部人跑到恆春來自殘,把利器戳進左胸。一個是工作時突發胸痛呼吸困難的自發性氣胸。在以前,這些人只能坐著救護車,經過漫長的屏鵝公路,轉送到100km里外的醫院。
上個月,我太太在恆春市場買菜,聽到賣菜的大姐在跟其它客人說,手麻手痛要去恆春旅遊醫院掛復健科,她自己去過超有效。
我到恆春幾年來,一次自費都沒收過,甚至我和詹醫師都是中西醫師,我們幫病人做針灸治療,連健保都沒申報,完全是做服務的。在都市,疼痛治療都是按照部位收取自費,我和詹醫師都是做服務的。在健保制度下,這些都沒有辦法量化成薪水。
我不想講什麼犧牲奉獻,太矯情。願意離開都市來到這裡的人,絕對有他們自己的抱負。犧牲這兩個字由別人來要求實在太沉重,如果自己都做不到的人,去要求別人的話,那叫做偽善。
你說我付出很多嗎?在我看來,在恆春,那些感謝和鼓勵的小卡片,收到的水果零食蛋糕,比起我微薄的付出,我其實收穫的更多。
我們為什麼願意離鄉背井到恆春來?這些圖就是回答。對我來說,這些善的聚集,我能回報的就是善的十倍振興。
力所能及的範圍,雖然金額不大,但我自己帶頭捐款。我聯繫了一家鮮奶廠商,他們願意捐恆春偏鄉的小學一學期的鮮奶。我聯繫了三家出版社,第四家還在談,他們要捐一批新的童書到屏南的鄉鎮圖書館。
以上,是我能力範圍內,願意盡自己的一些心力,不為了什麼,但憑本心去做而已。
有人質疑我做這些事是為了聲量?為了選票?
好笑,我沒有要選舉,這輩子都沒有,我從不打算從政,因為我想保有「弱問不平事,許看三尺劍」的自由。(白話文的意思是看不順眼的骯髒事,我可以任意的指著鼻子罵娘,不用考慮政治關係、考慮選票、考慮支持度)
至於那些能講出這種話「#我選不上是因為恆春選民素質不夠高,#他們沒福氣,#才會不投我」的,也難怪只能在鍵盤前面關心恆春吧。
「To say is one thing, and to do is another. 」
用台語諺語來解釋這句話,就是不要成為「死道友,毋通死貧道」這樣的人,共勉之。
誰真心愛這片土地,人們心中自會有一把尺,看官們自有公論。
#編輯刪掉了我原稿內幾百句的髒話吧
只好再放一次原文連結:
https://www.taisounds.com/w/TaiSounds/society_20080418455056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