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意日期：係１９８３年文章，只係寫去報紙的讀者來信，時編輯應係林行止本人，當年的民主派一如２０１４年，切割低調不理，營劉會只係他朋友，甘浩望神父同托派，我並不是，睇唔過眼寫文撐，當時係房署主任公務員，公然寫政治文章係我先敢。文章剪報我已遣失，再讀況如隔世。
簽署協議後，請釋放劉山青
黄覺岸 信報 1983年12月23日
近日番閱一些舊書籍雜誌及剪報，無意間重温了劉山青事件，事件已經過去兩年，似乎港人已經將這件事淡忘，無人願意提起。可憐的劉山青， 尚有八年靜默的時間等待着他，他有口難言，人生最光輝的青年時間，就此虛渡，雖與他素昧平，亦難免為他難過，更對中國新近建立起來的法治，感到失望。在這香港面臨大變動的時刻，不少年青才俊正積極準備投身在香港這一塊可能是中國的民主綠洲的地方，作出貢獻，一方面固然佩服，另一方面亦難免為他們担心。
最害怕的是反革命罪
於中國刑法，筆者最不明白，最害怕，亦是最不滿意的，就是七九年通過的刑法第九十條到一百零四條的反革命罪，所謂反革命的行為，包括有策動叛亂、叛變，聚聚劫獄、越獄、間諜活動、組織或領導反革命集團等等。這些行為當然都是嚴重的，但這些行為都應有一個目的，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劉山青所犯的，相信是第一百零二條，就是「煽動羣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法令的實施」。這一條最高的刑期只是五年，但劉山青是被判十年，那是被當作首要分子或者罪惡重大來處理了。
從法理的角度來說，劉案有兩點是特別令人失望的。第一是劉山青的行為是否真正符合所觸犯的法例，這一點我們亦定明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不應用西方的司法標準去衡量中國的所謂反革命罪是不合理。但是單就刑法的字面定義上看，筆者實無法相信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有胆量及能力去推翻中國政府。或許劉君的某些行為，可以解釋為煽動眾抗拒，破壞國家法律，但由於本案的審訊沒有公開，筆者不應作沒有根據的猜度。不過，假如事實正是如大多數人所講的一樣，劉君的行為只是探望和同情一些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而其行為却可以作為上述刑事條例的司法解釋的話，這將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件案例。
其次是刑事程序的問題。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條為「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事控告時，有權享受獨立無私法庭之絕對平等不偏且公開之聽審」。法庭的審訊應該公開，以讓人民可以直接監察司法公正性，已經是世界公認的司法標準。中國在八二年通過的憲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亦定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所謂法律規定不公開的案件。是指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七條。即指國家機密、個人陰私、和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外，一律公開進行。劉案為何不公開，難道這案是涉及國家機密?筆者覺得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畢竟八年後劉君獲釋之時，我們就知道真相。
還有就是劉君是否得到足夠的法律辯護?他的家人在他被捕後三個月，還未獲通知他被捕，違反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令中國領導人的法治諾言，變成神話。
話又說回來，如果我們認為劉君的被捕及判刑，是一件政治事件，那麼上文所作的法理分析，就變得沒有意義。
如果純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那麼在中英簽署收回香港的時刻，釋放來自香港的劉山青，是絕對符合國家利益的。首先中國的民運早就已經潰不成軍，而國家正努力建立開放親民和實事求是的形象，又何妨釋放一兩個作用不大的角色，故作大方以減少西方國家對中國踐踏人權的指責呢?特别是劉君是來自香港，試想中國在過去多年時間，花在建立港人信心的氣力用了多大?輕輕的把劉君一放，港人對祖國的信心馬上番幾番，本小利大，何樂而不為呢?
釋放劉山青本小利大
鄧小平一手推動改變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架構，帶引中國走上富强之路，更一手由殖民者手中收回香港，還有可能在有生之年收回台灣，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在史學家的筆下，必然記上大大光輝的一筆。只是因為劉山青、魏京生、王希哲等數人的事故，史學家在讚美鄧公之餘，亦難免留下一定的批評，一定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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