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一談「徒弟」和「老師」或「師父」之間的互動,不是從理論的闡述,而是傾向於故事的模式談一談我的感受。
話說當年我前去香港修行,那時跟的師父,嚴格來說,我們每天同門與師父都沒有交流的,我們全部人的近乎沒有互動,我吃過早餐後(後來在在佛堂吃早午餐了),上到佛堂,在自己的位置不是念咒就是靜坐,整個佛堂雖然至有僅僅3-6人常來,不過全程我們都不交流的,也沒什麼談話,因爲一交談就會被訓話。
所以我們這幾位都是到了之後,就在自己的位置打坐唸咒,佛堂沒書,要看書回家看,這裏都是打坐唸咒的。
我傾向於打坐比較多,累了就做大禮拜,然後唸咒一陣,就繼續打坐。
如果要我每半年做一次總結的話,我不懂自己的「氣習」,「脾氣」,「性格」有沒有改變,人事問題有沒有長進(懂得處理人事與否,或者懂得與人相處否),我是全然不知道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的,如果說修儒家,中庸中庸,你的中和功夫用在怎樣的關係就會展現怎樣的變化,如用在父子關係上,互動時的靜時致中動時致和,能不能用到仁孝,有互動 情緒纔會變,沒互動,大家都不交流,我無法判斷……
唯一問的是,僅僅限於我的心會不會靜下來,有沒有入定這個身心問題罷了。
當然,這樣全天候磨練,坐得比較久的功夫,那時候還是鍛鍊回來的,譬如當年的高峯期,我是可以雙盤三個小時的,呵呵不是指入定三個小時,包括雙盤看書看電影是可以耐得住三個小時。
這個耐力是有的。
至於說,我的見地智慧有沒有提升呢?
用今天的角度來判斷,我是沒有任何長進的,意思就是三年是有盤腿坐得久,但是見地是完全沒有提升,智慧是沒有提升的。
怎樣提升呢?
師父不太鼓勵多閱讀,有時候我在家閱讀時間太久了,耽擱了,回到佛堂也會被罵。
我們唯一有談話比較多的,就是去到師公哪裏,在哪裏也不會像跟博學和尚相處一樣,會有腦洞大開的體驗,意思就是說,每隔兩個月相見,我都沒有因爲見面而增值腦袋,因爲我們見面都是僅僅談論是非,如盧勝彥找他,送了一疊美金給他,然後就拿那疊美金給我們看,如是云云。
話說有一次在佛堂,有一位師兄問起靜坐某些境界的問題,當「師父」回答了,那位徒弟再問下去,我的記憶是隻要一旦問了兩個問題,就會開始被罵,然後下一句就是你懂不懂得敬師重法實修?
那段時間,老實說,真有不太敢問的心裏反應,因爲你不懂自己問了之後會不會被罵,然後很自然想將自己的問題暫時給牙下去,什麼都不問是最安全,然後再給自己一個合理化的解釋,還是敬師重法實修最重要。
寫到這裏,我必須要說一說,當年南懷瑾先生寫了一首詩,給了馬一浮和袁煥仙看,袁老就罵說:這種還叫做寫詩嗎?
一直以來,南懷瑾老先生都有說過自己少年是很「自信」的,結果袁老當衆說他,這樣還是寫詩嗎?
要求南老回去讀一百次《伯夷叔齊列傳》,這文章南老說自己在小時候就讀過了,心裏雖然不服氣,不過還是回去被逼翻閱重讀,重讀之後,發現了,以前沒有發現奧祕的地方,現在發現了許多奧祕和厲害的地方。
對我來說,只要學過權謀心戰狼性,能多讀六家評述和伯夷叔齊,你會看到很多銷售和說話的藝術含金量在裏面的。
南老先生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的老師是有一邊修改他的氣習,同時又提升他見地的兩把刷子,一刀下去,兩邊修改和提升都做到了。
我不是說要像袁老這樣當衆罵學生那個學生就能提升,我們可以從維摩叢書看到袁老寫給他學生每一封信看到徒弟的習性的。
當衆罵不是重點,關鍵時刻是師父推一下,然後拉一把的提升法,如果把會罵和教訓,那根本不是好老師。
切勿把手指當明月。
一個眼明手快的好師父,即便你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跟你丟了一些勁爆的資訊給你,或者平平無奇的資訊給你,他就是有辦法從你看到這個資訊的迴應和提問當中,看到「你到了哪裏」,然後決定用拉一把,或者推一下,才能做到提升的。
不過,這種提升,還得做徒弟的看得懂,然後接得到。
用南老做例子,如果袁老罵了之後,南老沒有回去再翻閱的話,南老也未必發現其中奧祕——再說,南老雖然不服氣,不過肯翻閱 也算得上是接得住,他是先接得住(肯去接),然後纔看得懂。
至於很多人,他會罵,但是未必會給你一個方向的,如果沒有給任何方向,被罵的人一定是糊糊塗塗的。
即便我跟博學和尚,博學和尚是不會怎麼罵人的,但是,博學和尚也是會先推薦你讀一本書,然後什麼都不說破,就看你給出什麼迴應,他是可以從你的迴應當中,馬上知道該推你入更深一點的水,還是拉你去更高的地方。
我在教李小魔方塊時,每次李小都會問很多爲什麼,她學魔方塊的個性是跟李子完全不一樣的,李小偶爾會挑出一兩個爲什麼我不可以這樣對著這一面執行這個步驟方程式來做呢?
我是被問到沒有話好說的,當然,我曾經試過想說:「學魔方塊,你不必問這麼多爲什麼,直接跟着方程式模仿就對了」
我是想過這樣來教訓李小的,但是我還是忍住了,我是這樣說的,你等等,將魔方塊交給爸爸,爸爸試一試不對着這個面向來做一個方程式,直到我自己也用李小想對著的面向去做,成功做到了,我才教李小。
我可以選擇罵李小,只要跟着做就對了,問題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李子學,他可以用這個模式學會六面六方塊,我逼李小用相同的面向他就未必學得好。
有時候我們得想想,做教的那位,或者想教的那位,難道就只有一個板斧?
或者罵的方式 或者施壓的方向是,你跟着做就對了嗎?
師父關心的應該不是逼和聽不聽話,更多的時候是你知道什麼時候用推一把,什麼時候拉一把嗎?
徒弟有時候又得更關心,我有沒有好好接得住呢?
照片的牢騷是如下:
#人都在銳變之中
#一個樂高背後隱藏了李子許多故事和想象力
#我問李子爲什麼這個樂高是這樣不那樣
#李子總說得出一個道理
伯夷叔齊意思 在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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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齊意思 在 李怡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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