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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嬌狩獵靜物畫】

法國靜物畫和風俗畫流派向來以夏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1699-1779）最為著名，然而在夏丹之前，還有一位前輩-亞歷山大･法蘭索瓦･德斯波特斯（Alexandre-François Desportes，1661-1743年）也曾創作出精彩詳實的成果。

比起夏丹溫潤樸實的樣貌，德斯波特斯下筆顯然細節更為講究，風格更加華麗。換句話說，若是夏丹的作品屬於平實動人一流，那麼德斯波特斯則是貴氣逼人光芒四射。

從《有精心裝扮的獵物、肉類和水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Dressed Game, Meat, and Fruit，1734），就可以見到德斯波特斯有多大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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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除了藉由靜物畫渲染色彩、表現物體質感，藉以展現自己技藝多高超，比起ㄧ般靜物畫，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狩獵靜物畫（hunting still-life genre）則更強調貴族的傲嬌品味與階級優越感。

說來都跟狩獵這項〝高尚運動〞有關。

進行狩獵活動需要結合技能、人力和運動等元素，相對成本高昂，非尋常百姓所能負擔。在歐洲百千年來的傳統裡，狩獵都是權貴專屬，無論配備器具、坐騎僕傭，或是狩獵後的餐宴擺設，都各有講究自有規矩，絕不像一般村野人家捕捉獵物之後，吃乾抹盡飽腹一頓便了事那樣隨便。

因此狩獵靜物畫不僅用來滿足上層階級男性征服野生動物的自嗨自滿，更象徵其專有的特權。更何況對於野禽滋味的偏好，最早自古埃及直到羅馬時期，便已經深植於上層階級的飲食文化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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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樂享受的古羅馬對於禽鳥類的美味甚為執著，就連孔雀🦚也列入食用之類。但是羅馬人偏愛柔軟口感，因此肉類多先進行水煮再炙烤，然後使用香料調味。中世紀的封建領主餐桌上也要有禽鳥如鵝肉和其他肉類撐場面，此時料理方式則採燒烤為主。

待到文藝復興時期，葡萄牙人從非洲進口珠雞，以及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火雞🦃也來到歐洲，都讓歐洲人又多出些選擇。尤其18世紀啟蒙時代時，人工圈養的雞或鵝，正如野外捕獲的雉雞和山鶉一樣受到歡迎，再加上園藝技術提升、海外貿易發達，餐桌上菜色已經熱鬧許多。

然而光吃喝不警世就不是凡事都要有宗教寓意的基督教世界了。在宗教圖像學裡，禽鳥普遍象徵耶穌為人類所做出的犧牲。因此品嘗時要懷抱虔誠感恩的心情，但若是已經醉得一蹋糊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千百年來，上層階級男性依舊無法捨棄狩獵所帶來的樂趣和成就感，尤其做為展現個人地位的附加價值，當然要好好發揮高人一等的機會。直到近代因為環保意識抬頭，才或多或少壓抑了這股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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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斯波特斯的精工細描來看，確實是將狩獵活動的階級區別展現得淋漓盡致。

尤其他年輕時師從法蘭德斯傳統，更是以描繪細節見長，使得德斯波特斯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兩任國王的宮廷中，成為最受歡迎的靜物畫家。甚至有幸陪伴國王狩獵，過程中隨時用素描本畫下獵物，事後再由國王欽點，要讓哪些獵物上場，放入畫面組合成完整的作品。

《有精心裝扮的獵物、肉類和水果的靜物》也是如此而來，以宏偉浮誇方式展現獵物和精製餐具的組合，也成功營造皇家尊貴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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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心裝扮的獵物、肉類和水果的靜物》畫面裡，木桌邊緣放了把短刀，一籃橘子連著枝葉橙中帶綠🍊，下方有個紅銅鍋，盛裝野禽的大銅盤也是精心製作。

從這些器物和充滿整個畫面的豐沛食材，就可以看出背景絕非尋常百姓家，而是一派富貴。

已經被拔除羽毛的野禽，被成片豬油包裹著置放於一塊白布上，野禽身上的雞皮疙瘩和沒拔乾淨的殘毛也被仔細描繪；上方懸掛的羊肋排和羊腿部分帶著內臟，羊肉的半透明質感對照出骨頭的堅硬實在。前方的梨子同時以形狀和色彩呼應後方的橘子，讓構圖更完整。

不同於羅馬人主要食用橄欖油，豬油和奶油則是北方民族的最愛。

若是拿豬油和奶油相較，中世紀的富貴人家首選豬油，而貧苦人家才食用奶油。豬油出現在宗教畫或道德寓意畫裡，通常與豬肉的涵義相同，都代表貪食和罪惡🐖。不過這類狩獵靜物畫主要是為了彰顯地位和財富，警世內涵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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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波特斯以近乎外科醫師鑽研解剖學的精準要求，完美呈現諸多細節與物體的不同質感，也讓畫中各式靜物精緻耀眼不同凡響。

能夠把獵物屍體畫得這般富麗華美，完全發揮狩獵靜物畫必需滿足權貴虛榮心與優越感的傲嬌審美功能，難怪德斯波特斯可以在法國宮廷大受歡迎。畢竟我們老百姓眼中的狩獵大餐從來不只是大餐，而是貴族們用來炫富炫血統的工具之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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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古羅馬、中世紀或文藝復興時期，烹調食物時總是豪不客氣加入大量香料，如荳蔻、肉桂、胡椒和丁香等，一來香料價高，大量使用才能顯擺主人家的資產雄厚，二來古時食材保鮮不易，香料正好可以掩蓋某些不夠宜人的氣味。

另外一直要到18世紀，歐洲各國在新大陸殖民地的蔗糖產量才會來到高點，在此之前，無論糖或是另一種甜味劑-蜂蜜都要價不斐。為了有意無意強調身分，導致許多菜餚，尤其是宴會餐點，都得加入甜味聊表心意，包含各式肉類。

17世紀中，法國出版了第一本具備現代意義的食譜《法國廚師》（Le Cuisinier françois，1651）。隨著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統治之下國勢擴張，法國烹飪的改革力道與影響也逐步拓展至全歐洲。

新式法菜裡捨棄東方情調香料，只留下胡椒和巴西利（parsley）、百里香（thyme）、蝦夷蔥（chives）等歐洲本土香料；自古羅馬時興的甜鹹混雜風味不再，而是以鹽和胡椒為主導，甜味則純然安放於主餐之後。然後，奶油終於壓過豬油，扮演起重要角色。這才是我們熟悉的法式料理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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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波特斯繪製《有精心裝扮的獵物、肉類和水果的靜物》時，為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統治期間，法國烹飪早已發展得如火如荼，在歐洲居於領導地位。

我們可以想像，此時國王的御廚不再撒上大把香料和蜂蜜為畫面裡的羊肋排和禽鳥類調味，而是使用奶油、鹽和黑胡椒創造出一道道佳餚。這些濃郁豐厚滋味，與如今嘗到的模樣已經相去不遠。

這麼說起來，即使是18世紀初期的狩獵靜物畫，其實跟現代生活也會有所聯結。

要是德斯波特斯把國王餐桌上的菜色如此認真仔細畫下來，那就更好了（擦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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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年初一，齋主以這篇文向酸齋所有齋友拜年。也同時期許眾齋友，今年能替自己留下更多閒暇餘裕，偷得浮生半日閒。

《文明帝國》作為一款策略遊戲，提供玩家扮演執政官，帶領一個文明從原始蠻荒時代，進步到如今的網路時代。過程中玩家有機會建造那些偉大的建築物，如金字塔、空中花園、萬里長城、亞歷山大圖書館、大教堂等壯闊無比的大型建物，或者蓋個小公園。公園當然不比那些偉大建築，非但沒有精緻的建築造型，連替整體國力增加的幅度也有限，那回過頭來一問「公園」到底有何作用?

比起建築物、軍力和整體經濟實力，《文明帝國》更重視偉人的誕生，特別是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此類的偉人，不但能瞬間提升國家影響力，甚至能開啟屬於文明的黃金時代。要誕生這類偉人自然不易，最佳的方式就是蓋些讓人民能放鬆生活、娛樂、休憩的場所，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普設公園。大量的公園建設，能提升人民的幸福度，而公園這類無壓力的公共設施，雖然沒有任何實質經濟產出，卻能增加人民的創造力，進而誕生出偉人。

這套論點早不稀奇了，甚至齋主我也早談過多次。但直到最近，才從安德魯斯馬特的《閒散的藝術與科學》一書中，找到相關的腦神經研究論證。書中內容多為談論腦部於放鬆狀態時的驚人創造力。書中寫道，即便我們處於再放鬆的狀態，腦部所損耗的能量並不會因此減少，但在我們並未「有意識」的使用大腦下，大腦依舊會持續不斷的運作。而在這種「無意識」的使用狀態下，許多過去「有意識」下無法連結的資訊和知識反而得以相互接續，進而產生許多靈光一閃，這就是「創意」。

公園是富庶社會的「餘裕」。經濟不夠富庶的都市，執政者不會將資源放在公園建設上，畢竟比起基礎的水電、管道、交通、招商等建設來說，公園實在太無實質效益了。相對來說，不只是執政者不願意花費資源心力在公園，經濟不夠富有的民眾也未必能妥善使用公園，盜取公物、破壞環境或寵物隨地大小便，甚至是遊民住在公園廁所都是有可能發生的狀況。甚至進一步的說，當社會不夠富庶，治安不夠良好，公園也只是另一個治安死角罷了。因此從方方面面切入，都市要擁有一座好公園，除了政府要悉心養護之外，社會也要有足夠高的道德共識。這些就是社會富庶的「餘裕」。

由韓國建築學者俞炫準所著的文集《我們該住在哪裡》，其第二章《挑高式辦公建築》中，談論了韓國社會因應高速現代化，所產生的質變。他回憶起兒時生活，因為法規的不健全，以及社會處於進步中的狀態。生活區域中有著許多能讓兒童自由發揮的玩耍空間，不管是空地、建築之間的小縫隙或者坑洞等，孩子最後都順利將這些大人無暇定義的空間，以孩童群體喜歡的方式重新使用。此類定義界線上的模糊，給予人們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但隨著現代化的進程，私有產權被逐一明確的定義，不只是空間，連同時間也因應社會變遷，閒暇模糊的時間也慢慢消失，任何空間和時間都變得要有其目的性，留給我們閒暇發呆的時間和空間也越來越少。

我記得台灣每隔幾年，便會有教育界人士提出教改戰略。每次的內容也相差無幾，無非就是希望能減少孩童的負擔，像是減少授課時數，增加戶外和藝文課程，以及希望晚點上課或早點下課。最早這類訴求還有些版面，經過幾次後大概連新聞記者也覺得無趣了，因為每每最後的結果就是甚麼也沒改變。

其實也不光是教育制度，這套分秒必爭的文化是沿襲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型態。19世紀工業革命後，由於工廠機器每分每秒都能生產商品，分秒必爭的文化開始興起。當時市民普遍對於時間沒概念，光是連準時上班都是問題，因而興起了許多工業城市於市中心豎立大型鐘樓，如倫敦大笨鐘即為服務市民準時上班而生。

隨著時代前進，機器及科技為人類帶來的福祉也越來越大。全球文明不斷提升，經濟產能也逐步增加。在這樣的改變下，按理說，人類會擁有更多不管是用於思考或發呆的時間，但實際卻不然。我們減少了的工時，被想要賺取更多錢財的慾望給填滿，最後又重新轉化成新的工時。每天填滿工作時數，變成一種社會的常態。資本主義順利運作。

不只教育制度和資本主義如此，這套分秒必爭的文化，甚至融入到許多當代人的生活型態中，齋主有幾位朋友尤其如此。每每與它們相約敘舊，他們定然沒餘下太多時間，光是下午就排了三到四個行程，且都非是甚麼工作或合作上的相聚，每個約都是單純的朋友相約。整天下來，在台北市內四處趕時間遊蕩，一會兒捷運公車，一會兒計程車，且不意外的每個行程都肯定耽誤到他人時間，舊雖敘了，但情卻反而疏了。更讓我感到疑惑的是，這類朋友還有沒有安靜獨處的時間呢? 如果答案為否，那他辛勤工作所積累的「餘裕」，又為何而存?

記得前些日子，有個朋友向齋主聊起房價問題，我們談到如今建商及代銷公司最愛用的詞彙「坪效」。因為房價越來越高，民眾能買到的「坪數」越來越小，於是商人們便發明了「坪效」一詞以代替使用，例如小坪數高坪效等用法。坪效一詞聽來抽象，但其實即為建商將家中每個區域的功能都分配得淋漓盡致，過去保留作為空間的區域不復存在，主打高坪效的房子，肯定都是趨近於正方形的格局，並盡可能不保留走廊或彈性區域，以達到「空間效益」最高的成績。此後，家中空間便少了些「餘裕」。

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那些新創科技公司或設計公司，總要在內部營造舒服的工作環境，不但有眾多娛樂的公共區域，連休息的沙發或臥榻都有，飲料零食也一應俱全。其原因在於此類工作非是機械式的要求員工按部就班作業，而是鼓勵員工發揮創意。創意無法靠著壓榨腦力而產出，必須在身體放鬆、精神愉快的狀態下，靈光和創意才會出現。

我相信這些年來，台灣人對於矽谷名人們的創業故事都有所耳聞。很多人都將矽谷之所以能出這麼多科技人才，是因為美國家家的車庫空間大，許多創業者能在車庫中做小型實驗，甚至年紀更小之時，車庫就是他們的秘密基地，不管是搞些惡作劇玩具，還是當個小生意的倉庫等等。而也有人指出當代台灣之所以創業能量不足，即是少了這種能夠運用的灰色空間。

台灣這數十年的變遷不可謂小。台北市傳統住宅從巷弄中的步登公寓，經歷困難重重的都更後，緩慢改變為保留大量公共空間的大樓住宅。走訪台北市車流量較少的老社區巷弄，不時猶可見孩童在街頭巷尾嬉戲玩耍。相對造訪居住於大樓的朋友家中，卻從未見過朋友使用過大樓所附的公設。這些大樓住宅日久，住戶便開始對公設過高的養護費用不滿，逐年累月下來，游泳池沒水、噴水池生苔、外牆髒亂、庭園植栽無人照料。公設的出現，初衷為提供住戶生活上的餘裕空間，但最後本應作為放鬆身心的大樓公設，最後反而變成見之生厭的嫌惡騙錢行當。

「Time is money.」是當代每個人都琅琅上口的名言。這句話最常聽到的解釋，就是分分秒秒都是金錢，因光陰似箭，需時刻把握時間，才能不浪費一分一毛錢，人生不致後悔。

這幾年有位朋友，時刻向齋主囑咐，說我擁有最重要的資源是「時間」，別浪費時間在短期利益的事情上。如果金錢能買到更多用於思考和消化的時間，那這錢就值得。我心想這是「Time is money.」的另解。我們若只知道用時間換取金錢，則永遠無法理解背後另一層意義，用金錢換取時間。這也是為什麼那些售價較高的服務會存在的理由。快速的交通工具讓人省下更多時間，舒服而又隱私的艙位讓乘客得以擁有獨處的時間，平均售價較高的商店讓顧客省下了路程和挑選的麻煩，更高的交易費用省下了大量的付費仲介平台。而這些省下的時間，都將成為生命的「餘裕」，滋養著我們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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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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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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