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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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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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3萬的網紅苗博雅,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昨天的市政會議,社會局報告自焚致死案時,柯文哲市長竟做出「自焚為何會變成一種流行呢?西藏的喇嘛有一陣子流行自焚,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以前沒有自焚,現在為何跑出這種不是很好的自殺方式?」等評論。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藏人的自焚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自殺議題。而是政治受難者用最無可奈何、最沈痛的方式,...
中國文化常識讀後感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符號中國與現實中國 | 盧斯達 on Patreon】
政策文件雖然枯燥,但仍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2019 年之後,香港有兩種社會已經習以為常的事情開始被改造,第一是愛國不愛黨思想,第二是香港和中華民國的複雜關係,這是構成香港以前那個社會的兩大主流支柱。
「愛國不愛黨」是政治界前輩們教養這一代的主旨。雖然不會有人手把手地教,但上一個時代的主流始終認為,這是在香港從事各種工作的定海神針,只要宣稱自己也是愛國,很多事情也有得談,可以避開很多危險。這是 Jimmy 仔在中國說出的「我也可以談,我也可以愛國」。
在早前關於「愛國者治港」的討論之中,有報道引述香港官員的講法:中國容許不同的政見,但紅線是絕不能允許作出損害中國共產黨帶領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行為,因此不可能聲稱愛國,但不愛或不尊重共產黨的領導,濃縮標題為:愛國不愛黨「講唔過去」。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改變,至少在之前很多年來,都不會有檯面人物正面給出「答案」。
愛國愛黨的問題在前十年、二十年,在香港都是刻意曖昧,充滿詮釋自由。直至香港人自己不太願意留意的中國法學家強世功在《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2014) 這樣說:
//香港雖然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回歸祖國,可這個「一國」概念在他們心目中,僅僅是一個空洞的符號,缺乏實質的政治內容。所以,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 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老一輩香港民主人士的常識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 2014 年開始被講了明白——雖然這在香港民主圈子中並不受注意。他們的確表示自己愛國,愛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愛十三億人民。 14 年以來的轉變,就是一場圍繞這個觀念的作戰:香港人整體認同作為「符號」還是「實質」的「中國」?
在保安局和支聯會鄒幸彤的書信往還之中,我們看見他們「討論」的其中一個重點,是關於對六四事件的定性問題。
報道中見發給支聯會的文件這樣說:「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意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暴亂……」,很多香港人對六四的定性,既有自己的意見,也可說是對「符號中國」的認同。所以 89 年之後,感情受創的香港人仍然切肉不離皮,華東水災的時候大家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因為雖然對「現實中國」失望,但仍有「符號中國」作為替代。而如果你是當年的中國,看到這樣的香港人,雖然知道思想和立場有距離,但這些來自香港的仍然是「愛國同胞」。
在某個時空容許香港人愛國不愛黨,雖然可能是一個妥協做法,但無疑也令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沒有完全離開「中國」的範疇。2010 年代香港分裂為加速派和穩重派。加速派不知為何極為苦大仇深,穩重派也不知為何過度樂觀。以今天的後見之明來事後總結,穩重派當時不覺得有大問題,主要是創世之初,當時的安排雖然沒有香港人在檯面上參與,但明顯照顧了在香港的大多數港英遺民。
香港歷史複雜,180 年來三次易手,所以民眾的背景和思想都很複雜。而 97 年的安排,安了老外商界的心、照顧了原居民陣營、民主派可以用「愛國民主派」的立場來參與遊戲、親北京派更可以成為政府伙伴……就算是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也擁有自己的空間,因為就像愛國不愛黨,「九二一中」曾幾何時也是通關密語。支持中華民國,也是支持中國認同 (符號) 中國,政治沒有不正確。這是開局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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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慢改變的是「香港和中華民國」那一塊。雖然中華民國沒有實質管治過香港,但香港和民國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談到這個,有網友談到:
//「香港一兩代人是讀南來文人的書長大。本地精英泰半受教於「暴大」(中文大學)。還有市井間的老式人情味、工商創業,不就是民國政治專制、但社會散漫自由的遺緒?這些都藏在我們的肌理,與親不親國民黨、慶不慶祝雙十無關。」//
97 之後,關於中華民國和清末革命歷史的紀念活動並沒有停止。人們去孫文傳說曾開過會的「青山紅樓」紀念、紀念抗日活動、紀念雙十「國慶」都可以。以前在各大小遊行,都會見到堅定的民國派去舉青天白日旗。文化上,很多上一代是在南來文人的小說、電影劇集之中長大;知識上,新儒家在香港有她的重鎮,很多學者都奉中國為正朔。晚至 7、80年代,香港還有很多報紙甚至電視台使用耶誕與民國紀元並行。
(使用民國紀年的《工商日報》在得知香港將在 97 年回歸中國之後,於1984 年 11 月宣佈結業)
消息引述保安局長鄧炳強在《星島日報》的訪問,其表示:
//「特別關注雙十節可能出現嚴重違法,稱根據中國憲法,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任何人意圖、鼓勵或煽動他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屬違法,必然會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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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的開局,覺得「未盡完善」的人,其實最終都不會太不滿意,因為新制度確實為重要的人留了寬容,所以才無意中製造了 97 後的兩個階級,也就是比較滿意和比較不滿意。前者對後者的苦大仇深並不理解,後者也 get 不到前者總是老神在在,又是在怎樣的歷史經歷中養成。他們總是說,無論甚麼,一國兩制還是最重要。
我們一直認為香港的紛雜處是一個對任何國家都有利的生機。
這一兩年來,最不覺得有甚麼變動的,是在 97 年也沒有變動的那一撮人群。可能是一班來到香港但不是因為逃避政治運動的人,他們在觀念上不紛雜,所以不需要改造,也會很容易適應。至於上一波的菁英也可以移民,他們精神家園的遺跡會在香港被抹除,但可以整套 intact 地帶到其他地方。因為機緣巧合而長出的之異色花朵,究竟是要培養下去還是要將之掐死,在這裡和其他可以存留甚麼,又要用一代人甚更長的時間,用試的方式來解答。
中國文化常識讀後感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失敗者回憶錄0915)
由非常跌入反常
1967年10月港英搞「香港週」以穩定人心,11月無線電視啟播,12月,一夜之間,街頭的真假炸彈突然無影無踪,「反英抗暴」不動聲色地收攤。香港大多數市民發現「粉碎港英殖民統治」原來是虛張聲勢,而港英的堅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受威嚇,也使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是個可以久居和值得珍惜的地方。過客的心理,經六七暴動而有所消減。
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63)
圖1,1967年《人民畫報》的《紅燈記》劇照——角色都是非常人;
圖2,攝於1968年的照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中國文化常識讀後感 在 苗博雅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昨天的市政會議,社會局報告自焚致死案時,柯文哲市長竟做出「自焚為何會變成一種流行呢?西藏的喇嘛有一陣子流行自焚,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以前沒有自焚,現在為何跑出這種不是很好的自殺方式?」等評論。
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藏人的自焚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自殺議題。而是政治受難者用最無可奈何、最沈痛的方式,表達自己訴求的方式。
自從中共片面撕毀和平協議後,共軍坦克車開進西藏,藏人血流成河。文化、宗教、藝術、語言被全面打壓,中共幾乎是以種族清洗的作為對待藏人。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無法尋求正義,只好用生命向國際社會表達最嚴肅的抗議。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160位藏人為抗議中共暴政壓迫而自焚。
2011年,流亡藏人ཤེས་རབ་ཚེ་རྡོར། Sherab Tsedor
「我們在死亡,對於熱愛自由的人們而言,聲援我們是道德責任。我請求國際上的領袖們和熱愛和平的人們,幫助解決西藏問題!」
2012年熱貢牧民སྙིང་དཀར་བཀྲ་ཤིས། Nyingkar Tashi
「致嘉瓦仁波切和班禪仁波切以及六百萬藏人:西藏要自由、要獨立。釋放班禪仁波切,讓嘉瓦仁波切返回家園!我自焚抗議中國政府!父親扎西南傑為主的人,不要為我悲痛,隨佛法,行善事,我的希望是,六百萬藏人要學習母語、講母語,穿藏服,團結一致。」
在這個脈絡之下,說「藏人自焚造成中共很大的困擾」,就跟講「鄭南榕自焚,造成國民黨政府很大的困擾」一樣,都是漠視受難者的苦痛、貶低受難者的訴求,同時,是為獨裁者擦脂抹粉的修辭。
柯市長不是一個外科醫生,也不是在公園下棋聊天泡茶的阿伯。他是代表台北市的首長。
就算欠缺人文常識、輕賤他人感受的惡習難改,就算完全不顧及民主、人權的價值,至少也該顧及全民共同努力長年累積的民主自由人權成果。
西藏議題是國際社會相當關切的人權議題。西藏人權議題的國際關注度,甚至比台灣海峽兩岸問題還要高。
這樣的發言,發生在我們的市政會議上,如果有任何一個外國媒體將這段發言翻譯成英文,登在國際各大媒體上,必定是國際醜聞。臺灣多年來努力形塑的自由民主多元國際形象,必定會因為台北市長隨便練痟話(liān-siáu-uē),受到重傷害。
我身為台北市議員,有責任在議會殿堂公開反對柯市長的不當發言,避免國際社會產生誤解。
在此,我要重申,我和許多台北市民,和柯市長不同,我們共同持守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我們都願與正在受苦的藏人站在同一陣線。
【延伸閱讀參考資料】
部分自焚藏人遺言:https://pse.is/LHB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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