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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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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前年邀請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到午餐會演講，擔任主持的時任FCC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其後申請工作簽證及入境被拒，港府當時僅強調入境事務是香港「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範圍，時任入境處處長曾國衛是按法律和個案作決定。特首林鄭月娥今早出席行會前被問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昨日形容馬凱邀請陳浩天公開「播毒」，是否代表拒絕馬凱入境是由於中央指示。

林鄭回應說，入境事務處是特區政府轄下部門，而她本人同時對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負責，當事件符合國家利益，她不需要其他人指示或指導去做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確事（where things are in a national interest, I do not need to be instructed or told to do what is right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interest）。

#852郵報 #民族黨餘波 #馬凱 #林鄭月娥

【張曉明：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6月8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舉辦了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張曉明副主任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了題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的主題演講。講話全文如下。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10天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是香港回歸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裡程碑。我曾經與許多朋友說過，香港國家安全法一日不立，就不能說基本法得到全面實施。在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之際，我們終於欣慰地看到，這一缺失正開始以另一種立法方式得以彌補。我想，這也是我們對那些為香港回歸祖國和香港基本法起草作出歷史性貢獻的先輩們最好的告慰。

作為本屆全國人大2975名代表之一，我有幸參與和見證了這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決定」的全過程。王晨副委員長對「決定」作說明和「決定」草案最後獲高票通過時人民大會堂內經久不息的雷鳴般掌聲震撼了我——那是一種只有壓抑很久或者期待已久才會爆發出的掌聲，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心聲！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香港社會對「決定」的各種反應，歡欣鼓舞者有之，抹黑攻擊者有之，疑惑憂慮者有之。支持「決定」的市民認為，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保障，「中央出手，香港有救」；反對「決定」的人聲稱「香港已沒有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一國一制』已經來臨」；對「決定」抱有疑惑的人主要擔憂「決定」和有關立法會不會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和終審權，會不會影響到人權和自由。總的看，各方面關注都比較多地指向「決定」和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對「一國兩制」的影響。這也充分說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香港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那麼，究竟該怎麼看中央這一舉措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帶來的影響呢？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的一點看法是：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要說明白這個問題，先要想清楚幾個「為什麼」。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大家知道，「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為什麼針對台灣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解決方案？為了實現祖國統一。後來由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條件比較成熟，「一國兩制」首先被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在基本法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對於後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講了不少。他在1984年7月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裡·豪時說：「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他還說，如果不采取「一國兩制」方式，香港會出現混亂局面，「即使不發生武力衝突，香港也將成為一個蕭條的香港，後遺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們所希望的香港。」這是體現實事求是精神的戰略考量。但是，相比之下，對前一點考慮，鄧小平先生更為強調。

大家都很熟悉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時那篇堪稱經典的談話。鄧小平先生一開談就對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作了明確而清晰的概括：「一個是主權問題；再一個問題，是一九九七年後中國采取什麼方式來管治香港，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和英國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在這裡，鄧小平先生把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作了層次區分，主權問題排在第一位。他還斬釘截鐵地告訴撒切爾夫人，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可見，鄧小平先生在構思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時，從一開始就把主權問題放在「置頂」位置。

針對當時香港社會的憂慮，鄧小平先生還多次談到了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乃至回歸後可能出現的動亂和干預問題。1984年10月3日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他說：「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又就此講了很長的一番話。他說：「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我想，在座各位今天與我一起重溫鄧公這些講話，都會對這位偉大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凡洞察力和預見力、對他的先見之明欽佩之至！我記得，1993年9月23日，也就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三違反」政改方案、迫使中央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之後，中央決定公開發表鄧小平先生會見撒切爾夫人的上述談話，當時特別強調這篇講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今時今日，再次重溫這些談話，更是讓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尤其是鄧小平先生關於切不要以為香港沒有破壞力量、中央必須保持某些權力、必要時非干預不行的諄諄告誡，作為「一國兩制」思想的原創性內涵，具有「警世恆言」意義，是需要我們深刻領悟的。

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始終堅持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處理香港事務，從未動搖過。大家一定注意到，習近平主席關於香港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全面准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習近平主席還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決不能允許的。」這些重要論述都是針對香港回歸後特別是近些年來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的放矢提出來的，是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回顧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准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古人講，「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用這句話來形容這次中央出手是很恰當的。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鄧小平先生所講的「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既是勢在必行，也是理所當然。

中央出手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且，有關活動及其危害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去年6月「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一些人持續進行各種暴力活動，阻塞交通，毀壞地鐵，圍堵機場，四處縱火，打砸商鋪，用殺傷性凶器襲擊警察，對普通市民擅用「私刑」，甚至當街潑油點燃，制造「火燒活人」的慘劇。他們還私藏和制造槍械彈藥，囤積烈性炸藥，在公眾場所放置爆炸裝置，表現出明顯的恐怖主義犯罪傾向。性質更為嚴重的是，一些組織和人員明目張膽地鼓吹「港獨」「自決」等言論，並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和香港立法會等政權機構，甚至叫囂「武裝建國」「廣場立憲」。一些外國勢力和台灣勢力更是赤裸裸地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為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撐腰打氣，提供資金、物資、培訓和保護。美國還制定《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直接以國內法方式把對港干預制度化、常態化。這些活動不僅嚴重危害香港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公共安全，而且突破了「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我國家安全，使香港出現了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也有人說是香港歷史上最長的動亂。正如劉兆佳教授所說：「這次大規模風波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政治鬥爭的最大分別，是它對國家主權和安全的悍然挑戰和衝擊，而更為嚴重的則是美國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介入」。面對這樣的情勢，能設想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坐視不理或者束手無策嗎？有不少朋友說，中央這次出手是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我一定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他們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克制忍讓當作軟弱可欺，做得太過分了！

當然，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自行完成有關立法，堵塞有關法律漏洞，健全有關執法機制，有效打擊有關犯罪，自然無需中央出手。但連國歌法案在立法會通過都那麼艱難，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更是「天方夜譚」。中央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溯一下「港獨」活動在香港冒起的軌跡。如果說，在香港回歸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港獨」還「見不得光」，還要借「本土」之名包裝兜售的話，2012年反「國教」得手之後，有關活動逐漸公開化。起初市面上流傳一些「明獨」或者「暗獨」出版物時，有人說，這是言論自由，政府不能干預。之後一些校園的學生組織公開提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有人又說這是學術自由，是一些不懂事的年輕人隨便說說而已，要多點「包容」。到了2015年1月，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施政報告》中針對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志發表「港獨」主張提出嚴正警告，一些人說他小題大做。2016年2月8日發生「旺角暴亂」，那些人已不再滿足於言論表達，而是付諸街頭抗爭了。2月28日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主張「港獨」的候選人獲得高票，令他們食髓知味，要循體制內選舉奪取政權。3月28日，第一個公開主張「港獨」的所謂政黨「香港民族黨」宣布成立，該組織的綱領寫明要「建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並開始籌集資金、招募會員、出版刊物和布置參選活動。我記得，4月1日我在香港接受鳳凰衛視采訪時，專門對此講了一番我至今仍然認為是義正詞嚴的話。我說：有人公開成立以「港獨」為宗旨的政黨，容不得我的回應有半點含糊，我們不能因為這些人的主觀意圖不可能得逞或者說不可能成事就姑息，在這些大是大非原則問題上，一定要講是非、講原則、講底線，絕不能養癰遺患，必須防微杜漸，露頭就打，窮追不舍！當時也有人說我「言重」了，甚至說這樣反而會抬高這幫年輕人。後來，我們看到的情形是：多名主張「港獨」「本土」的新人進入立法會，並上演了一幕幕就職宣誓鬧劇；「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居然成為「外國記者會」(FCC)的座上賓，邀請他公開「播毒」。有人說，人大釋法導致宣誓違規的6名議員的資格被取消，特區政府拒絕為FCC負責人、英國《金融時報》記者馬凱續辦在港工作簽證，是中央收緊對港控制的標志性事件。但他們為什麼不去想想，導致這些「後果」的「前因」是什麼？為什麼不去想想「港獨」活動何以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痛定思痛，意識到「港獨」是「政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如果任其傳播肆虐，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所以，必須「零容忍」。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方面都會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這幾條放之四海而皆准，無論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的國家都是如此。美國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斷制定的大量法律和堪稱「銅牆鐵壁」的執法體系、西班牙政府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獨立派領導人的嚴刑重判、俄羅斯對付車臣武裝的鐵血手腕，都足以說明問題。港人所熟知的FBI、CIA和MI5、MI6，也都是由聯邦或中央政府統一掌控的國家安全機構。需要說明的是，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立法禁止七類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雖然是「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安排，是中央在國家安全立法方面作出的部分授權，但這並不改變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的基本屬性。中央對維護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的國家安全負有最大的和最終的責任，有憲制權力也有憲制責任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廣泛領域、根據形勢發展變化需要進行各種必需的立法，包括繼續建構滿足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需要的有關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原有法律規定基礎上進行有關立法，是其行使主權權力、履行憲制責任的體現，與憲法第31條「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規定和第6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第13項「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的規定，也是一致的。

還應看到，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3年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已把「一國兩制」確定為14項治國基本方略之一。去年秋天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這一課題和任務。中國共產黨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黨的中央全會作出的統一部署必須得到切實執行。所以，我前面講到只是「部分認同中央出手是反對派和激進分離勢力逼出來」的說法，因為中央早已從全局和戰略高度對有關工作作出部署，只不過因為「修例風波」凸顯了國家安全風險，使這一舉措更顯緊迫，刻不容緩。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理性是迷茫時的光亮，是衝動時的清醒劑。做到理性思考，才能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惑。這在當下的香港極為重要。

「兩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時都表示，這次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針對的只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行為和活動，針對的是「港獨」、「黑暴」、「攬炒」勢力。韓正副總理幾天前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對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見時，又進一步明確表示，有關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明，我們可以對這些講話信息作以下通俗解讀：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而且，也會體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上述4種犯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風險點。至於其它一般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睡。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上述4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尊重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

之所以強調理性思考，是因為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眾，制造恐慌。「修例風波」中，一句「修例通過後人人都會被移交內地受審坐牢」的謠言，不知讓多少人走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一定會故伎重演。最近我已聽到一些謠言，特別是針對中央駐港國家安全機構的說法比較多，比如說它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人送到內地受審，等等。這些其實都不值一駁。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呢？

毋庸諱言，這裡還涉及一個深層次問題，就是香港一些市民對國家的了解和信任問題，特別是對內地法治狀況缺乏了解和信任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超過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國內地作為永居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好幾位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告訴我，其實內地與香港差不太多。內地辦案時也堅持正當程序原則，堅持罪刑法定、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罪刑相適應原則，堅持無罪推定、疑罪從無原則，嚴格遵循非法證據排除原則，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檢控方承擔，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內地各級各類法院所有裁判文書都要上網，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多位香港大法官參觀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庫信息系統後，對此都贊不絕口。

第四，辯證思維，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

以50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都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什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這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准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像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像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各種負面報道，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勢力蓄意制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5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復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采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2047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下，香港拿什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有人說這次中央采取的是霹靂手段，用力很猛，擔心國家安全立法會不會把香港管死，「一國兩制」空間會不會因此而壓縮。如前所說，我認為，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辯證關系的話，那麼應該是：國家安全的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的空間愈大。從經濟領域看，可以預見，立法出台後，香港社會恢復安定，營商環境、投資環境會改善，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力度肯定會更大，包括大家關心的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央也會不遺余力地支持。上個月，林鄭特首剛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這方面的建議報告，已得到韓正副總理和中央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最近香港金融界的一位朋友還與我們談到一個看法：全球幾大國際金融中心的GDP與上市公司總市值的比例基本上都是1:1，只有香港是1:14。香港比其它金融中心多出來的13塊錢，是中國的錢、世界的錢。香港資本市場根本不是香港的市場，而是中國的、國際的市場。因此，只要中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只要中央政府繼續高度重視香港的特殊地位，繼續看重世界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系人角色和轉換器功能，只要中央在國際經濟環境困難的時候繼續力挺香港，還有什麼理由擔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呢？從民生領域看，住房、就業、貧困等問題單靠香港自身條件解決，確實難度很大，但以國家之大，推出任何一項重大政策支持，都可能產生不可低估的效應。從自由人權保障來說，除了極少數作奸犯科、與國家「死磕」的人可能心有恐懼外，對於廣大市民來說，立法更多地意味著是對他們的有力保護。他們從此有了免於黑暴恐懼的自由，有了安心乘地鐵、逛商場的自由，有了在街上講幾句實話而不被「私了」的自由。特別是我們不用再為還未成年的孩子們擔驚受怕，不用擔心他們被「洗腦」，不用為他們一時衝動留下犯罪案底，毀掉一生而痛心疾首，香港的未來還有希望。這不正是香港走出困境、變亂為治的轉機嗎？歸結起來說，國家安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前不久，我看電視時見到一位香港女市民在記者問她是否擔心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的問題時，一口氣反問了5個問題：「全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有這樣的立法，香港為什麼不能有？香港自己立不了，國家為什麼不能立？如果沒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你怕什麼？如果你犯了罪，為什麼就可以不接受懲罰？你是誰，為什麼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我欽佩這位女士獨立思考和邏輯思辨能力，幾句話簡潔有力，講出了淺顯而深刻的道理。

以上我講了4個「為什麼」，也鬥膽講了許多直言不諱的話。為節省時間，我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就是：誰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著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等著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線」的那些人嗎？......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鍵選擇的時刻，我們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去年11月，正當「修例風波」風高浪急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就香港局勢講了三句話：「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這三句話句句擲地有聲，力發千鈞。香港局勢正在發生積極而微妙的變化，我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地實施。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謝謝大家！

所謂「劣質管治」，是指香港特區政府，近幾年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各方面管治差劣。眾所周知，最近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對於香港作成一個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提出質疑，認為香港很多做法與內地普通城市冇咩區別，所以提出取消區別對待。由此對於香港既一國兩制無疑構成一個重大打撃，為什麼會導致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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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值得大家，包括從中央到特區政府領導人以及我們700萬香港市民認真思考，其實如果與之相比，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首職位是相當難做的。美國紐約市、日本東京都、印尼耶加達市；紐約市長、東京都知事、耶加達市長...這些都比較好做，因為他們的老闆只有一個，就是選民。反過來內地北京市長、上海市長、天津市長、重慶市長...這些直轄市長都好做，因為他們都只有一個老闆，就是中央。唯獨香港特首卻是兩個老闆，一個就是中央，另一個就是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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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中央的價值觀，有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香港的價值觀是資本主義，所以往往都夾在中央與港人兩個不同價值觀當中，香港特首往往豬八戒照鏡子－裡裡外外不是人，又或者順得哥情失嫂意，這些我們都明白，作為香港特首，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應該要嚴格遵從，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按照這宗旨去做，這就會少一些行差踏錯。但你看看我批評的劣質管治，就以最近一段時間搞得滿城風雨，成為國際事件的
陳浩天在FCC外國記者俱樂部內演講這件事來計，我就覺得特區政府進退失據，不著邊際，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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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至今時今日，發表演講的陳浩天未曾被警察拘捕過，未曾被法庭審過，亦未有被法庭定過罪，直至今時今日都是這樣。你可以扣上政治帽子，說他是港獨份子去批判他、去斥責他，但從法律上，今時今日警察無拘捕過他、無檢控過他任何罪名，所以他仍然是一個公民身份，但就是他到現在什麼事都沒有，未有過任何法律行動對付過他。但就作為那次主持陳浩天演講的FCC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馬凱就被吊銷工作簽證，不得延續，及後馬凱想以遊客身份重遊香港都被拒絕入境，搞得在國際上，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受到衝擊以及削弱，懷疑香港是否淪為內地的普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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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批評管治的低劣，這件事處理的手法相當差勁，例如...

所謂「劣質管治」，是指香港特區政府，近幾年對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各方面管治差劣。眾所周知，最近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對於香港作成一個獨立關稅地區的地位提出質疑，認為香港很多做法與內地普通城市冇咩區別，所以提出取消區別對待。由此對於香港既一國兩制無疑構成一個重大打撃，為什麼會導致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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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值得大家，包括從中央到特區政府領導人以及我們700萬香港市民認真思考，其實如果與之相比，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首職位是相當難做的。美國紐約市、日本東京都、印尼耶加達市；紐約市長、東京都知事、耶加達市長...這些都比較好做，因為他們的老闆只有一個，就是選民。反過來內地北京市長、上海市長、天津市長、重慶市長...這些直轄市長都好做，因為他們都只有一個老闆，就是中央。唯獨香港特首卻是兩個老闆，一個就是中央，另一個就是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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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中央的價值觀，有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香港的價值觀是資本主義，所以往往都夾在中央與港人兩個不同價值觀當中，香港特首往往豬八戒照鏡子－裡裡外外不是人，又或者順得哥情失嫂意，這些我們都明白，作為香港特首，對香港特區的管治應該要嚴格遵從，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按照這宗旨去做，這就會少一些行差踏錯。但你看看我批評的劣質管治，就以最近一段時間搞得滿城風雨，成為國際事件的
陳浩天在FCC外國記者俱樂部內演講這件事來計，我就覺得特區政府進退失據，不著邊際，為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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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至今時今日，發表演講的陳浩天未曾被警察拘捕過，未曾被法庭審過，亦未有被法庭定過罪，直至今時今日都是這樣。你可以扣上政治帽子，說他是港獨份子去批判他、去斥責他，但從法律上，今時今日警察無拘捕過他、無檢控過他任何罪名，所以他仍然是一個公民身份，但就是他到現在什麼事都沒有，未有過任何法律行動對付過他。但就作為那次主持陳浩天演講的FCC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馬凱就被吊銷工作簽證，不得延續，及後馬凱想以遊客身份重遊香港都被拒絕入境，搞得在國際上，香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受到衝擊以及削弱，懷疑香港是否淪為內地的普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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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批評管治的低劣，這件事處理的手法相當差勁，例如...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香港在大躍進！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新聞、創作、言論自由，一夜消失，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完全不知情。「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填海。
#東涌淪陷 #明日大嶼 #廿三條 #外國記者會 #香港儲備 #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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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港珠澳大橋通車，東涌淪陷。

香港在大躍進！

林鄭政府高舉三面紅旗。

除了港珠澳，今年還有高鐵香港段通車，和萬億大嶼填海造地計劃。

六十年前，1958年，戊戌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近代史上悲慘的一頁開始，導致大陸餓死四千萬人。

中國人以天干地支紀時，十個天干，配合十二個地支，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所以共有六十個組合，人稱「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一個循環，1958年是戊戌年，今年也是戊戌年，再上一個戊戌年，已是1898年，著名的「戊戌維新」，光緒圖強，變法失敗，六君子斬殺於菜市口。

六十年一甲子，是一個循環，像我們現在習慣的七日一個星期，逢星期二我會做「易經講堂」節目。

林鄭政府在今年有無數大動作，她用的字眼是「紅線」，她為香港訂定了無數紅線。

新聞、言論、創作自由，一夜間消失。

《金融時報》的編輯馬凱，香港FCC的第一副主席，因為主持過嘉賓陳浩天的午餐會，被政府取消香港的工作簽證，他以旅客身份來港被拒，港府要他絕足香港。

流亡作家馬建的新書，用了《中國夢》作名字，演講場地一波三折。

流亡藝術家巴丟草的畫展被取消。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開放城市的身份，正式落幕。

與此同時，西環中聯辦，可以無視《駐軍法》隨便調派「解放軍駐港部隊」，離營到郊野公園做義工，港府事前可以完全不知情。

解放軍可以去郊野公園，就可以入大學，電視台，或你工作的編輯部和你家做義工，你是否應該報警，警方又是否受理？

香港人對這事反應不大，香港遠離戰事太多年，我們都在和平法治的環境長大。

我們馴服如羔羊。

很多人都說，是因為幾千年的儒家思想影響，要我們「愚忠愚孝」，奴性入骨入血，所以接受不幸，任由強人擺佈，受權威指揮。

孔子做大事業，一生寂寞，知音是五百年後，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史記》說他功業：
刪詩書，定禮樂，繫易辭，著春秋。

他的《春秋》：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一字史筆，令有權勢的亂臣賊子懼。

只見他不畏權勢，那裡出現過「愚孝愚忠」？

至於孟子，更將孔門理念具體化。

他說：
責難於君為之恭，
陳善閉邪為之敬，
吾君不能為之賊。

一生的政治信念，是「民貴君輕」。

《孟子七篇》那裡記載「愚忠愚孝」的想法？

奴性基因，罪名一直歸咎儒家君臣父子之說。因為「階級鮮明，強調絕對服從云」。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語出顏淵篇。

一般人怎樣誤會這句說話我不知道，一直以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第一個字是名詞，第二個字是動詞。

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領導人，做好他的本份和責任，有他的道德要求。

這個前提成立，在下邊的人，臣，才會做好他的角色和工作。

這個邏輯次序不能弄錯，主導責任在執掌權力的一方。

政府施政，令到人人安居樂業，民眾有責任交稅守法。

這就是君君臣臣。

如果政府貪污腐化，大白象工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惡法欺凌，議會不公……

民眾自然不願交稅，利用各式方法避稅逃稅；惡法遍佈，法院不公，民眾自然有法不依，公民抗命。

因為君不君，自然臣不臣。

君不君是因，臣不臣是果。

不能倒果為因，因為責任在上位者，在權力者，在手扼公權力的人。

政府怪責臣不臣的時候，先要檢討自己是否君不君？社會動盪，是由君——象徵擁有權力的領導人製造出來的。

這句說話，絕對沒有任何「愚忠」的含意。

至於「父父子子」道理也是一樣。

父親要做好父親的角色，背負起父親的責任，子女自然會盡其孝道。

但當父不父的時候，結果便是子不子了。

孔孟學說，不斷強調，責任在上面一方，《春秋》才會：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

幾千年來，儒家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倫常文化的基礎上，責任是由上，影響到下面的。

儒家對「君」，領導人有要求，對知識份子，「士」，也有要求。

曾子曾參臨死前，對門人弟子，一口氣說了五段說話，第五段作為總結。他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死前最後一番話：
讀書人，知識份子，是有其時代責任的。他對他的門人弟子說，是對他們有這樣的期盼。

首先要弘。弘是大，弘大。胸襟大，氣度大，眼光大。不是躲在大學，安安全全，騙兩餐飯，搞人事，倚權勢，終日想住賺多些錢這些。

然後是毅。毅是剛毅，決斷，對事情有睇法，對黑白有標準，有一套獨立的見解。

將眼光和見解，加上決心，果斷。就是弘毅。

一個士，讀書人，知識份子，要養成弘和毅。這兩個基本條件。

因為要為社會，群眾挑起很重的責任，擔子很重，歷史的道路很遠。

因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仁，就是他的責任。

這個責任，挑到什麼時候呢？一直到死為止，走這樣遠的路，必須養成偉大的胸襟，要有弘毅的精神。

這是曾子死前的自述，也是他對弟子的反覆叮嚀。

對於林鄭的大躍進，萬億填海造地，香港的知識份子是這樣反應的。

三十八名經濟學者，聯名支持林鄭的做法。雖然沒有具體數字，政府亦未公佈細節，但他們傾力支持，因為：「填海一定沒有錯，造地一定賺錢」。

奴性之因不在儒家，在聰明人身上。

讀多了書，知道靠攏權力有好處，六十年前大陸的知識份子也支持老毛的三面紅旗，只是他們沒有好結果。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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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FCC馬凱七日旅遊簽證，彭斯討共檄文，北京反文明十大罪狀，老毛回魂，習總上身，范冰冰陰陽合同案港星顫慄，消滅廣東話，普教中之後簡體字，香港國際城市地位危。

消滅廣東話的用心，終於放上桌面。消滅香港，先要消滅廣東話。教育局長話，全世界只有香港，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令我們失去優勢。

這位局長，用廣東話發言，卻質疑廣東話的價值。

廣東話是香港的母語，要香港人不說廣東話是沒有可能的。

但可以用行政權力，要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禁止學生在校內用廣東話交談。

廣東話留在市井巷里之間，和公公婆婆交流時才使用。一如今日的台山話潮州話，只在街市鄰里之間聽到。

務使將來受過教育的人，出席社會正式場合，公務往來，都只會說普通話。

廣東話留在基層，只說家常，不會有人用廣東話念《兵車行》，一如今日無人用台山話朗讀《禮運大同篇》。

普通話教中文之後，簡體字就來了。

董建華推母語教學的時候，教育局說：
「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

當年包藏禍心，騙香港的父母，母語教學有利子女學習，不要英語授課。其實，當年老董說的母語，是普通話。

消滅香港，要從言語開始。

台灣人用的國語，有別於大陸的普通話。台灣人從沒有人會說，台灣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相對於大陸十四億人和全世界外國人學中文都用普通話，會落後於形勢，不如將台灣國語調到大陸口音，這有利於子女將來發展。

台灣沒有人說這些鬼話，因為騙不了人。台灣國語，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是台灣人的根，台灣人愛台灣，中共動不了台灣一條毛。

香港特區官員，已經完全喪失了個人獨立思考，只能盲目執行北京政策，一地兩檢，大陸官員在港執法之後，普通話成為法定語言這一項，已經等得不耐煩。

香港的廣東話是雅言，不是圍頭話客家話這些地方方言。它經過長期學養浸淫的。

在網上可以收聽到廣州的粵語廣播頻道，試聽聽他們的節目，每個字你都聽得懂，但內容令你不舒服不自然的。內容低俗，價值停留生物本能層次，都是假大空的流毒，沒有高層次的訴求。

都是廣東話，和香港人說的就是不一樣。

其實香港的廣東話，母語，多得金文泰港督時大力推行古文教育。

當時因為抗衡共產中國的原故，亦因為中原變色，大批學者南下避秦。古文教育得大量人才來港配合，順水推舟，各種鄉音的教授老師在大中小學校任教。

當時，學生用廣東話學中文，不同老師用不同的鄉音教授，毫無衝突，毫無突兀，師生融洽。老師有時代使命，中原文化之根被共產斬斷，他們在海島為往聖繼絕學。香港的學生，接觸中華文化，抱負大了，眼界開了，知道愛國必須反共。

神州風雨後，仙島畫霞煙。

今日香港的廣東話，已是香港人的根，香港文化的一部份。消滅廣東話，是斬斷香港人的根，這樣才能將香港融入大灣區，和江門、佛山、東莞同等。

特區官僚當然要推行北京政策，但能否如願，還要看香港的父母。當年金文泰總督好嘢，用中國古文對付共產毒害，是一救命靈丹。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岌岌可危。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太區編輯馬凱，因為主持過陳浩天午餐會，港府竟拒絕他在香港的工作簽證。世界譁然，歐盟正式敦促港府澄清，拒發簽證的理由。

所謂國際城市，因為香港有無數的外國機構在這裡作辦事處，派員在這裡工作。

發不發簽證，當然是政府的權力，像北韓，不歡迎外國人在那裡有辦公室。

但香港，一直有特殊的中西交流的位置優勢。他們在香港設亞洲辦事處，北可以上大陸，四面處理日本、東南亞的事務。

可靠的法庭，人才的匯萃，良好的治安，還有美食天堂。

新加坡一直想取代香港的位置，但他們的法庭不可靠，始終無法取代香港成為亞洲落腳的首選。

今日特區政府，沒有一個放得上檯面的理由，就拒向一個外國記者發簽證，全世界的機構、全世界的新聞界都看在眼裡，我們還是不是一個國際城市？還有沒有維持一個國際城市的決心？

九七之後，香港仍然和大陸不同。

看看今次的貿易戰！

香港能夠置身事外，不被美國制裁，因為香港不只是一個國際城市，美國有一條「香港法」，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

美國最近和加拿大、墨西哥組成聯合陣線，就是對付大陸走捷徑，將貨品在美國南北兩邊落貨，避過懲罰性關稅，再由加墨兩地偷運入美境的機會。

看到美國這次的決心，在文明世界組成一個大聯盟，圍剿中共，密不透風。

有「香港法」保護的香港，其實是圍剿中共大鐵桶的一大漏洞，美國未對香港出手，只是顧慮到美國在港的利益，但特區政府的一連串舉措，不斷證明自己與國內城市無異，那美國為什麼還要保留「香港法」，給香港特權？

老毛回魂，習總上身。

北京政策愈來愈左，美國副總統彭斯，上周發表洋洋萬言「討共檄文」，力數中共罪狀：
打壓宗教信仰
迫害少數民族
剝削個人自主
破壞學術自由
盜竊別人技術
無視知識產權
挑釁南海和平
侵犯外國主權
影響美國選舉
債務陷阱外交

彭斯的檄文，簡單的總結：中共與整個文明世界價值為敵。

這樣的內容，特朗普說不出，但共和黨不只特朗普，還有其他菁英。對付中共，不是特朗普個人一時興起，是共和黨的共識，和長期部署。

貿易戰爆發至今，中共仍心存僥倖，希望特朗普選舉失利，換人之後，一切回復過往關係。

但此檄文顯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付中共一役，已得共識，即使政黨輪替，北京仍是華府頭號敵人。

美國長年部署，對付的，不是習近平，是中共。習近平一人獨大，習一倒下，中共也完了。

北京內憂外患，范冰冰人間蒸發一百日，寫了悔過書，交出八億八，重回人間。

那戰狼、葉問，一眾愛國的香港藝人，交足了稅款沒有？你們有沒有陰陽合同？

#貿易戰 #廣東話 #廿三條立法 #大灣區

2018年10月9日星期二下午5:00
你的收看、訂閱、讚好便是對「易經講堂」的支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