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 與拉票的距離:#公關操盤 和政治時局如何影響小金人得主?
第92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將於台灣時間2/10周一早上舉行。最近大家應該有看到全球各家媒體及影評人紛紛公佈自己的預測名單,這樣「共襄盛舉」的熱鬧現象,顯示這場屬於影壇的年度最大盛會已超越國籍、跨越語言;而不論眾家版本的得獎名單命中率是高還低,都展現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奧斯卡的給獎是具有可預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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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參考指標多樣且有跡可循,儼然自成一套邏輯學,被譽為電影最高榮譽的影藝學院獎,除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之外,它所代表的娛樂話題性和政治煙硝味,遠較一般觀眾以為的更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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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傳要獲得一座奧斯卡最佳影片小金人,光是宣傳費用就最多可達近3000萬美元,有些電影的公關活動花費,甚至比拍片本身的預算還高出許多。本次受到邀稿,將從「公關操盤」及「社會時局」的角度切入,與大家一同探查這場奧妙的心理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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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傳造勢之所以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受奧斯卡的投票制度很大影響,影藝學院目前有超過九千位會員,他們很多時候必須在尚未看過所有符合競爭資格影片的前提下,依名次填寫名單;在入圍公布後的最終投票階段,分會會員還能跨專業領域為全部24個獎項投票。也因此,外來的「聲音」就很重要,這些風吹草動往往影響會員們的選擇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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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了電影從業人員何以使盡渾身解數,甚至走火入魔地運用各式手段,養成「#拉票文化」的陋習。談及過去最著名的爭議案例之一,必是2009年的《危機倒數》,當時製作人尼可拉斯夏爾提耶(Nicolas Chartier)於投票期間寄送拉票電郵給相關人員,強調應讓「獨立製片」的電影得獎,不要支持「五億美金預算」的大製作,訊息中雖未明文寫出對手片名,但明顯指稱《阿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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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尼可拉斯夏爾提耶雖被影藝學院勒令不可參加頒獎典禮,事後也公開致歉,但《#危機倒數》仍擊敗《#阿凡達》獲得該屆最佳影片,也引發後續討論。到了2012年,學院針對奧斯卡的規章進行修訂,進一步明確禁止各種干擾投票的公關手段,希望可阻卻抹黑、惡意攻擊等事件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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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論及將公關宣傳的重要性大幅提升,甚至型塑出一套操盤指南的幕後推手,#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可說是最爐火純青的玩家。哈維與其兄弟鮑伯溫斯坦(Bob Weinstein)成立於1979年、並於1993年被迪士尼併購的發行商「米拉麥克斯影業」(Miramax Films),在奧斯卡獎項幾乎掌握於大製片公司手中的時代,靠著積極且出奇制勝的公關宣傳攻勢,將獨立電影的競爭戰力大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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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從1990年的《我的左腳》加入戰局,經過1994年最為人熟知的《黑色追緝令》,此片先在坎城大鳴大放,讓當年還很稚嫩的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抱回最高榮譽金棕櫚,更以850萬美金的成本,創下全球兩億多美元的票房表現,並一舉入圍七項奧斯卡獎,最終昆汀塔倫提諾也順利抱回生涯第一座小金人,獲得最佳原創劇本獎。在2005年,溫斯坦兄弟離開米拉麥克斯去自創新公司以前,旗下發行的電影總計囊括超過30座奧斯卡獎,當中還包括《英倫情人》、《莎翁情史》和《芝加哥》三部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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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有爭議的一役,非第71屆以《#莎翁情史》打敗當年最被看好的《#搶救雷恩大兵》莫屬。米拉麥克斯投下大筆重金做廣告宣傳,破了當年獨立製片的紀錄;並以「歡迎來到美國」的名目,為該片的英國導演約翰麥登(John Madden)舉辦盛大派對;也使出見面三分情的美人計,派女主角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與會員們握手拜票;更佐以長輩招數,針對投票會員高齡化的趨勢,製造《搶救雷恩大兵》過度暴力的負面耳語。這種種挑釁學院規章的操作手段,最終成功拽下最佳影片獎座,簡直將奧斯卡催化成如同政治選舉一般,高度仰賴金錢和公關手腕。只要談論公關操作,《莎翁情史》跟《搶救雷恩大兵》的愛恨情仇絕對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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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宣傳造勢和時局風氣對奧斯卡結果的變因進行大致分類,絕對少不了影展操作的 #北美獎季巡迴,首先,若對電影本身的品質信心頗高,於影展首映亮相,打響初波聲量是常見套路。以本屆奧斯卡入圍選手來看,《#婚姻故事》自威尼斯影展便爆出絕佳口碑,關注度一路延燒至Netflix上線;《#小丑》更奪得最高榮譽金獅獎,給漫改作品衝奧打了一劑強心針。《#茱蒂》和《#賽道狂人》則選擇特柳賴德影展初試啼聲,看重美國境內戰略地位的優勢。而多倫多影展的觀眾票選獎,不僅直接反映出觀眾的喜好,近年更被視為奧斯卡獎的入場券,2019年的《#兔嘲男孩》也應證了此項重要指標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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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主創團隊的 #人物形象,隨著社群媒體的快速傳播,重要性無疑與日俱增,成為能左右投票風向的憑藉。近年來不乏相關案例,2017年 #詹姆斯法蘭科(James Franco)以影史奇觀《房間》為文本,自導自演的《大災難家》廣受好評,甚至被譽為「把爛片拍成神片」,在獲得金球獎最佳音樂及喜劇類影帝後,卻因為推特上接連被爆出的性醜聞,一夕之間從奧斯卡熱門選手,淪為僅入圍改編劇本獎的陪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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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威廉達佛(Willem Dafoe)憑著《歡迎光臨奇幻城堡》旅館經理一角,以北美四大影評人協會大滿貫之姿,強勢問鼎奧斯卡男配角獎。在形勢水到渠成之時,卻因該片製作人安德魯當肯(Andrew Duncan)陷入性騷擾醜聞,連帶拖累了威廉達佛,硬生生地與小金人失之交臂,實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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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電影本身的議題與當下 #社會風向 的交互作用,也至關重要。而第78屆的最佳影片得主《#衝擊效應》就是絕佳例證,當年脫口秀天后歐普拉(Oprah Winfrey)於節目中疾呼該片所代表的文化重要性,加上片方對外狂送十幾萬張DVD,風向開始逆轉。媒體方面,BBC電視台將《衝擊效應》定義為美國未來的寓言;政治背景層面,總統布希的伊拉克政策助長第三世界受長久迫害,造成好萊塢反彈,片中也反映出白人恐慌,破除了加州種族熔爐的美好幻影;更有人說勁敵《#斷背山》輸在當時影藝學院對性向的保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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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社會風氣的影響因素,確實是眾人心照不宣的關鍵點。眾多案例當然不僅於此,第88屆與種族有關的「奧斯卡好白」(#OscarSoWhite)風波、第90屆圍繞於反性騷擾運動的「#MeToo」、「Time’s Up」性平提倡,都在影史上刻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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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間接影響了第91屆奧斯卡最佳導演的入圍組成新氣象,五位當中有三位來自 #非英語系國家,分別是《羅馬》的墨西哥導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沒有煙硝的愛情》的波蘭導演帕威帕利科斯基(Paweł Pawlikowski),和《真寵》的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另外,也直接促成了2019年影藝學院新成員的多元性,這842位新血來自59個不同國家,包含50%的女性、29%的有色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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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獎和世界上許多藝術領域的競賽一樣,評審結果往往傳達的是公眾意見的「妥協」成果,獎季紀錄、人物形象、社會風氣、政治態度、公關手段,皆參與其中,大膽一點說,有時候真的並非單純就片論片,因此,永遠沒有最好的決定,只有最剛好的緣分。而影人與小金人的距離,時而撲朔迷離、時而呼之欲出,就在有和沒有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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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尼斯 費 恩 伯 格」的推薦目錄:
肯 尼斯 費 恩 伯 格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漫威電影不是電影】
前陣子著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受訪時,說出「漫威電影不是電影」這樣的話。一時引起熱烈討論。
最近他為此特別寫了一篇文章,來闡述他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說法。
從漫威電影宇宙出現之後,這種強大IP塑造的商業模式,已經大大改變了好萊塢電影的生態。
一起來看看他對這個現象的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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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電影不是電影 / 馬丁·史柯西斯
十月初,我在英國接受了《帝國》雜誌採訪,被問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漫威電影的。我回答了。我當時說:我試著去看了幾部漫威電影,但它們不適合我,它們在我看來似乎和主題公園更為接近,而非我這一生所熟知和熱愛的電影(movie),最後我說我不認為它們是電影(cinema,指電影、電影工業和製作電影的各種藝術、技巧,定義和最寬泛的movie有不同)。
一些人似乎關注到了我答案中的最後一句話,認為這句話是侮辱,或者作為我仇恨漫威的證據。如果任何人想要把我的話這麼去理解,我沒有任何辦法去阻止他們這麼想。
很多系列電影都是由非常有才華和藝術造詣的人們打造的。這一點你可以在大銀幕上看出來的。這些電影提不起我的興趣,是因個人喜好和性情所致。我知道如果我年輕一些,如果我更晚一些成年,我可能會為這些電影所興奮,甚至可能想要自己去拍一部。但我就是在我所處的那個年代長大成人,並發展了一套我自己對電影的認知——關於電影是什麼,以及可以做到什麼樣子。而我認知的電影和漫威宇宙的距離,就好比我們地球到天上的半人馬座阿爾法星那樣遠。
對我,對我喜愛和尊敬的電影人們,以及對和我大約同期開始拍電影的朋友們來說,電影(cinema)講的是「啟示」——美學、情感和精神上的啟示;講的是「角色」——人的複雜性和他們充滿反差、有時甚至自相矛盾的本性,他們能彼此傷害、彼此相愛,又能突然直面自我的那種方式。
它講的是在銀幕上遭遇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來自被它所戲劇化進行詮釋的現實生活,並進一步拓寬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可能性。
這對我們來說是關鍵所在:它是一種藝術形式。關於這個問題過去曾有過爭論,我們出力去支持電影(cinema),認為其和文學、音樂和舞蹈是平等的。我們也逐漸明白,這種藝術可以存在於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樣式——
撒母耳·富勒的《鋼盔》、英格瑪伯格曼的《假面》、斯坦利·多南和吉恩·凱利的《好天氣》,肯尼士·安格的《天蠍星升起》、讓-呂克·戈達爾的《隨心所欲》,以及唐·希格爾的《財色驚魂》,它們都是。
又或者是阿爾弗雷德·希區考克的電影——我想你可以說,希區考克他自成一套「系列電影(franchise,即如今的漫威電影宇宙等規模廣大的系列電影)」。或者說,那時候他就是我們的「系列電影」。每部新的希區考克電影都是一部「大事件電影(event film,如今指能造成很大影響的大片)」。
在一家老戲院中擠得滿滿當當的房間裡看《後窗》,那是一場非凡的體驗,是觀眾和電影之間的化學反應催生的一出大事件,一場石火電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某些希區考克電影也像主題公園,我想到的是《火車怪客》,這部電影的高潮就發生在一座真正的遊樂園的旋轉木馬上。還有《驚魂記》,我是在首映當天的午夜場看的,那次體驗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人們去看這場電影,是想要得到驚嚇/驚喜,得到刺激,他們也並沒有失望。
六七十年後,我們依舊在看這些電影,並為之驚歎。但我們一遍一遍回頭去重看的,是那些刺激、那些驚嚇嗎?我想不是。《西北偏北》的經典段落固然絕妙,但少了故事核心中那些讓人心痛的情感,或者加里·格蘭特角色絕對的失落感,它們不過是一系列充滿動感的、優美的鏡頭組合和剪切。
《火車怪客》的高潮也是技藝高超的,但讓現在的觀眾產生共鳴的是兩位主角的互動和互相作用,以及羅伯特·沃克那讓人深深不安的演繹。
有人說希區考克的電影也有點千篇一律,或許真的是這樣——希區考克自己都好奇過這個問題。但是當下那些大系列電影的「千篇一律」又是另一回事了。很多在我看來定義電影(cinema)的元素在漫威電影中都能找到。但它們沒有「啟示」,沒有懸疑(mystery),沒有真正的情感上的危險感。沒有任何風險。製作這些電影,是為了滿足一些特定的需求,它們被設計為有限的幾個主題的各種變體。
它們名義上是續集,但在內核上更像是翻拍,電影中的一切都需要片方批准,它其實不能走到任何另外的方向。這就是當代電影系列的本質:經過市場調研、觀眾檢驗、審查、修改、再審查、再修改,直到它們可以投入消費。
換一種說法是,它們,和保羅·湯瑪斯·安德森、克雷爾·德尼、斯派克·李、阿里·艾斯特、凱薩琳·畢格羅,或者韋斯·安德森的電影完全*不同*。當我在看這些導演的電影時,我知道我將會看到一些絕對新鮮的東西,會經歷意想不到、甚至無以名狀的體驗。我對「用移動的畫面和聲音講故事的可能性」的認知會被拓寬。
因此,你可能會問我,我到底要幹嘛?為什麼就不能不去打擾超級英雄電影和其他大系列電影?原因很簡單。在這個國家和全球的很多地方,如果你想要在大銀幕上看點什麼,大系列電影目前是你最主要的選擇。
現在,電影放映業處在危機之中,如今的獨立影院是史上最少。公式已被反轉,流媒體已變成了當下最主要的輸送系統。但,我認識的電影人中,依舊是每一個人都想為大銀幕設計自己的電影,都想在電影院放映給觀眾看。
這包括我自己。而且我是以「一個剛剛為Netflix完成了一部電影的人」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話。網飛,也僅僅只有網飛,允許我們按照我們需要的方式去拍《愛爾蘭人》,因為這個原因,我對他們永遠心存感恩。我們這部電影有院線放映視窗期,這很棒。
而我想要讓它在更多的大銀幕上放映更長的時間嗎(網飛的電影院線上映規模相對小,視窗期時間也短)?我當然想。但是不管你和誰一起拍電影,現實都是:大多數影院的銀幕上充斥的都是大系列電影。
如果你要跟我說,這不過是簡單的供需問題,只是給予人們他們想要的東西。我不同意。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如果人們只是被給予一種東西,並持續不斷地被兜售這一種東西,他們當然會想要更多的同一種東西。
但你可能會爭論,他們就不能直接回家,在Netflix或者iTunes或Hulu上看其他東西嗎?當然可以——但是那些都是在大銀幕之外,而大銀幕,是電影人們想要自己的作品被看到的地方。
眾所周知,過去的20多年,電影行業在各個領域都發生了變化。但它們中最壞的一個變化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悄進行的:一點一點、持續地消除風險。當下的很多電影變成了用於快速消費的完美產品,它們中的很多也都是一群很有才華的人所完成的。
共通的一點是,它們缺少cinema最關鍵的東西:一個獨立個體的藝術家的統一視野。原因當然是:獨立藝術家是最具風險的因素。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電影應該成為一種被資助的藝術形式,或者它們曾經是這樣。在好萊塢製片廠系統還運行良好的時候,藝術家和生意人們之間的對立是持續且緊張的,但那是一種能有所產出的對立,催生了一些影史最偉大的電影們——用鮑勃狄倫的話來說,這些電影中的佼佼者「是英雄一般,並富有遠見的」。
現在,這種對立已經沒有了。這個行業裡有些人對藝術毫不關心,對電影的歷史既不屑一顧,又覺得它是自己的所有物——這是一個非常致命的組合。讓人悲哀的是,現在的境況是我們有兩塊完全不相干的土地:一是全球性的視聽娛樂產品,二是電影(cinema)。這兩者偶爾還會發生重疊,但已越來越少。我害怕的是:兩者之一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正被用來邊緣化甚至貶低另一方的存在。
對任何夢想拍電影或剛剛起步在做電影的人來說,當下的狀況是殘酷、不利於藝術的。僅僅是寫下如上這些言語,已讓我心甚哀之。
肯 尼斯 費 恩 伯 格 在 許榮哲 × 小說課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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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著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受訪時,說出「漫威電影不是電影」這樣的話。一時引起熱烈討論。
最近他為此特別寫了一篇文章,來闡述他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說法。
從漫威電影宇宙出現之後,這種強大IP塑造的商業模式,已經大大改變了好萊塢電影的生態。
一起來看看他對這個現象的反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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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威電影不是電影 / 馬丁·史柯西斯
十月初,我在英國接受了《帝國》雜誌採訪,被問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漫威電影的。我回答了。我當時說:我試著去看了幾部漫威電影,但它們不適合我,它們在我看來似乎和主題公園更為接近,而非我這一生所熟知和熱愛的電影(movie),最後我說我不認為它們是電影(cinema,指電影、電影工業和製作電影的各種藝術、技巧,定義和最寬泛的movie有不同)。
一些人似乎關注到了我答案中的最後一句話,認為這句話是侮辱,或者作為我仇恨漫威的證據。如果任何人想要把我的話這麼去理解,我沒有任何辦法去阻止他們這麼想。
很多系列電影都是由非常有才華和藝術造詣的人們打造的。這一點你可以在大銀幕上看出來的。這些電影提不起我的興趣,是因個人喜好和性情所致。我知道如果我年輕一些,如果我更晚一些成年,我可能會為這些電影所興奮,甚至可能想要自己去拍一部。但我就是在我所處的那個年代長大成人,並發展了一套我自己對電影的認知——關於電影是什麼,以及可以做到什麼樣子。而我認知的電影和漫威宇宙的距離,就好比我們地球到天上的半人馬座阿爾法星那樣遠。
對我,對我喜愛和尊敬的電影人們,以及對和我大約同期開始拍電影的朋友們來說,電影(cinema)講的是「啟示」——美學、情感和精神上的啟示;講的是「角色」——人的複雜性和他們充滿反差、有時甚至自相矛盾的本性,他們能彼此傷害、彼此相愛,又能突然直面自我的那種方式。
它講的是在銀幕上遭遇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來自被它所戲劇化進行詮釋的現實生活,並進一步拓寬電影這種藝術形式的可能性。
這對我們來說是關鍵所在:它是一種藝術形式。關於這個問題過去曾有過爭論,我們出力去支持電影(cinema),認為其和文學、音樂和舞蹈是平等的。我們也逐漸明白,這種藝術可以存在於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樣式——
撒母耳·富勒的《鋼盔》、英格瑪伯格曼的《假面》、斯坦利·多南和吉恩·凱利的《好天氣》,肯尼士·安格的《天蠍星升起》、讓-呂克·戈達爾的《隨心所欲》,以及唐·希格爾的《財色驚魂》,它們都是。
又或者是阿爾弗雷德·希區考克的電影——我想你可以說,希區考克他自成一套「系列電影(franchise,即如今的漫威電影宇宙等規模廣大的系列電影)」。或者說,那時候他就是我們的「系列電影」。每部新的希區考克電影都是一部「大事件電影(event film,如今指能造成很大影響的大片)」。
在一家老戲院中擠得滿滿當當的房間裡看《後窗》,那是一場非凡的體驗,是觀眾和電影之間的化學反應催生的一出大事件,一場石火電光。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某些希區考克電影也像主題公園,我想到的是《火車怪客》,這部電影的高潮就發生在一座真正的遊樂園的旋轉木馬上。還有《驚魂記》,我是在首映當天的午夜場看的,那次體驗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人們去看這場電影,是想要得到驚嚇/驚喜,得到刺激,他們也並沒有失望。
六七十年後,我們依舊在看這些電影,並為之驚歎。但我們一遍一遍回頭去重看的,是那些刺激、那些驚嚇嗎?我想不是。《西北偏北》的經典段落固然絕妙,但少了故事核心中那些讓人心痛的情感,或者加里·格蘭特角色絕對的失落感,它們不過是一系列充滿動感的、優美的鏡頭組合和剪切。
《火車怪客》的高潮也是技藝高超的,但讓現在的觀眾產生共鳴的是兩位主角的互動和互相作用,以及羅伯特·沃克那讓人深深不安的演繹。
有人說希區考克的電影也有點千篇一律,或許真的是這樣——希區考克自己都好奇過這個問題。但是當下那些大系列電影的「千篇一律」又是另一回事了。很多在我看來定義電影(cinema)的元素在漫威電影中都能找到。但它們沒有「啟示」,沒有懸疑(mystery),沒有真正的情感上的危險感。沒有任何風險。製作這些電影,是為了滿足一些特定的需求,它們被設計為有限的幾個主題的各種變體。
它們名義上是續集,但在內核上更像是翻拍,電影中的一切都需要片方批准,它其實不能走到任何另外的方向。這就是當代電影系列的本質:經過市場調研、觀眾檢驗、審查、修改、再審查、再修改,直到它們可以投入消費。
換一種說法是,它們,和保羅·湯瑪斯·安德森、克雷爾·德尼、斯派克·李、阿里·艾斯特、凱薩琳·畢格羅,或者韋斯·安德森的電影完全*不同*。當我在看這些導演的電影時,我知道我將會看到一些絕對新鮮的東西,會經歷意想不到、甚至無以名狀的體驗。我對「用移動的畫面和聲音講故事的可能性」的認知會被拓寬。
因此,你可能會問我,我到底要幹嘛?為什麼就不能不去打擾超級英雄電影和其他大系列電影?原因很簡單。在這個國家和全球的很多地方,如果你想要在大銀幕上看點什麼,大系列電影目前是你最主要的選擇。
現在,電影放映業處在危機之中,如今的獨立影院是史上最少。公式已被反轉,流媒體已變成了當下最主要的輸送系統。但,我認識的電影人中,依舊是每一個人都想為大銀幕設計自己的電影,都想在電影院放映給觀眾看。
這包括我自己。而且我是以「一個剛剛為Netflix完成了一部電影的人」的立場來說這樣的話。網飛,也僅僅只有網飛,允許我們按照我們需要的方式去拍《愛爾蘭人》,因為這個原因,我對他們永遠心存感恩。我們這部電影有院線放映視窗期,這很棒。
而我想要讓它在更多的大銀幕上放映更長的時間嗎(網飛的電影院線上映規模相對小,視窗期時間也短)?我當然想。但是不管你和誰一起拍電影,現實都是:大多數影院的銀幕上充斥的都是大系列電影。
如果你要跟我說,這不過是簡單的供需問題,只是給予人們他們想要的東西。我不同意。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如果人們只是被給予一種東西,並持續不斷地被兜售這一種東西,他們當然會想要更多的同一種東西。
但你可能會爭論,他們就不能直接回家,在Netflix或者iTunes或Hulu上看其他東西嗎?當然可以——但是那些都是在大銀幕之外,而大銀幕,是電影人們想要自己的作品被看到的地方。
眾所周知,過去的20多年,電影行業在各個領域都發生了變化。但它們中最壞的一個變化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悄悄進行的:一點一點、持續地消除風險。當下的很多電影變成了用於快速消費的完美產品,它們中的很多也都是一群很有才華的人所完成的。
共通的一點是,它們缺少cinema最關鍵的東西:一個獨立個體的藝術家的統一視野。原因當然是:獨立藝術家是最具風險的因素。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電影應該成為一種被資助的藝術形式,或者它們曾經是這樣。在好萊塢製片廠系統還運行良好的時候,藝術家和生意人們之間的對立是持續且緊張的,但那是一種能有所產出的對立,催生了一些影史最偉大的電影們——用鮑勃狄倫的話來說,這些電影中的佼佼者「是英雄一般,並富有遠見的」。
現在,這種對立已經沒有了。這個行業裡有些人對藝術毫不關心,對電影的歷史既不屑一顧,又覺得它是自己的所有物——這是一個非常致命的組合。讓人悲哀的是,現在的境況是我們有兩塊完全不相干的土地:一是全球性的視聽娛樂產品,二是電影(cinema)。這兩者偶爾還會發生重疊,但已越來越少。我害怕的是:兩者之一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正被用來邊緣化甚至貶低另一方的存在。
對任何夢想拍電影或剛剛起步在做電影的人來說,當下的狀況是殘酷、不利於藝術的。僅僅是寫下如上這些言語,已讓我心甚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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