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那個時代（李怡）
「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恒。」邱吉爾的話，是我寫《失敗者回憶錄》的主旨。
我不是以有勇氣而自豪，相反地常以沒有足夠的勇氣而自責。在前述的生活遭到強權的重擊之下，我仍然留在左派的圈子，就是在生活和事業的壓力下缺乏勇氣擺脫桎梏的軟弱表現。軟弱的另一面，就是沒有勇氣否定自己的過去，沒有勇氣深刻檢討長期形成的思想和價值觀是否有問題。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事，需要很大的勇氣。
現在的中青年人，多不理解老一輩人為甚麼會如此執着於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何以在共產黨暴露出極權面目之後，還不離開它的權力範圍？實際上，只要想想中共為甚麼會成功？國民黨政權為甚麼會在大陸潰敗？為甚麼當時絕大部份頂尖的知識人和作家會在內戰期間支持中共，反對國民黨政權？為甚麼國民黨之外的中國大部份政黨都投共？為甚麼許多海外知識人投奔中共國，睿智如陳寅恪來了香港還會再回大陸？想想這些問題就大體明白當時的社會狀況。
相對於那時代的人，我是晚一輩了。但那時代的社會意識在我成長期中還沒有變，我仍然深受其影響。那時候多數人的親共，不是因為可以得到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不是為了攀附名利，而是有社會政治意識的根源。中共建政之初，許多人看到中共國的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大陸許多知識人都滿懷希望地想建設新中國；香港左派也甘願在社會邊緣為「愛國事業」打拼，甘願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懷抱着「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理想。
中國在滿清末期，就開始從西學中引進了自由、法治、民主、科學的啟蒙思想，但啟蒙還在萌芽階段，就被外侮激起的民族主義救亡意識蓋過。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是救亡壓倒了啟蒙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崛起，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風行一時，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不但呼應了中國古哲的大同理想，更被進步人士認為將古哲理想變成可行的現實。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邀請了蘇聯顧問，並將三民主義變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予以實踐。當時的知識人，鮮有不沾染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哪一個知識人認為：人應該不平等，應該有貧富差異，應該容許人剝削人。以社會主義去救中國，是那時代的社會思潮。
將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理想，變成似乎可行的現實，俄國依靠的是列寧式政黨的領導。所謂列寧式政黨，就是黨中央由少數的職業革命家，組成緊密的小組織。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意思就是中央願意傾聽黨員及大眾的意見，這就是所謂「民主」；但是統一由中央發佈各項命令，全黨無條件服從，此之謂「集中」。入黨需經嚴格審查，入黨後，下級服從上級，沒有個人意志，是鐵律。列寧式政黨另一個特徵，是崇尚暴力的強制性，以黨領軍、以黨領政以及一黨專政。
國民黨按照蘇共模式，改造成非完善的列寧式政黨，中共則完全繼承列寧式政黨組織，1923年國共合作，北伐推翻了自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最能體現法治、自由和小政府的北洋政權，然後國共兩黨開展了數十年的聯合、鬥爭。最後國民黨政權潰敗遷台，形成台海兩岸對立的局面。
救亡至上，救亡壓倒啟蒙，平等至上，平等壓倒自由，是那時代進步人士普遍的民族意識。也是中共1949年建政的社會意識根基。我在成長過程中，從現實，從書本，也不斷積累這種意識。可說已深植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