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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生命是什麼?生命其實本來就什麼也不是。它根本不是從你誕生那一刻開始的,它是從你發現這世上居然還有另一個人完全了解你的孤寂那一刻,才突然開始的。人類的個體如此渺小,如此缺乏必然性;如果個體在無數降生與消亡之間還真有什麼值得留存的,那就是愛而已。」──伊格言《零度分離》
世界其實很小──互不認識的兩人之間,只需不超過六段連結,就能建立關係──這是出自196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並隨社群網站時代重新為人熟知的「六度分離理論」。反過來說,相互獨立的個體之間,無論如何也隔著一度分離。
那便是小說《零度分離》的起點──二十三世紀的未來,對生物意識活動有突破性認識的人類,依然無以迴避、降生即命定的絕對孤獨:無論此生背負多少苦難、品嘗過何等幸福愛戀,我們的痛苦與歡愉終究源於意識,源於中樞神經系統獨一無二的電位活動──生理構造截然不同的他人,無論交換過多少晝夜的鼻息與秘密,又如何能共量乃至共享、我們的生命?人類受困各自的心物二元扞格,註定獨自面對降生後、往往苦多於樂的多舛命運,「此身之牢籠,亦即此心之牢籠,亦即此生之牢籠。」
難道沒有救贖餘地──銘刻於基因之上的決定論是否可能顛覆?個體是否可能在維持自身個殊性的同時,消弭彼此間無可共量的壁障?兩相合一卻又不為對方吞噬的「零度分離」,到底如何可能?
整本《零度分離》,便是以此探問為核心進行追索的「深度調查/訪談」。此一文體的選擇,讓科幻背景的《零度分離》讀來格外親切:(硬)科幻作品最令人聞風喪膽的世界觀設定,得以在訪談人物的登台退場、舉手投足間無痛鋪陳。AI叛變事件、虛擬偶像詐欺案、人造夢境中的罪行──讀者跟隨訪談人,在零碎證據與歷史煙塵中,拼湊出重大事件塵埃落定後、徒留幽魂般的身影:背離人群獨行的受訪者們,無不是在拋出質疑或尋求救贖,對著時代的弔詭與命運的凶暴;而訪談人又為何執著於這些離經叛道?這與圍繞她的神祕色彩是否有關──受訪者與訪談人之間的張力,因而成為反覆映出小說主題的稜鏡,以及推動劇情的動力。
「命運的凶暴」、對真相之執著──貫穿整本小說、乃至全人類歷史的追索,或許不過關乎這兩者。《零度分離》無非一本「受苦者群像」:紀錄人類如何降生於孤獨,隻身面對存在之隨機,並著迷於尋找因果的徒勞。
孤獨──經歷鏡像階段拼裝完成的、人類的自我意識,不過一個個肉塊與神經元各自獨立的牢籠。而後還有語言的斷裂:「說話對人很重要嗎?愛或親密,對人類而言很重要嗎?人們持續在索求著的,究竟是什麼呢?」語言讓人類進入得以在社會立足的象徵秩序,卻也武斷地化約了我們意識與經驗的廣闊:只有人類語言的「我愛你」,才能傳達深埋心底的愛意嗎?在前語言階段、神話之範疇,是否存有一原初的完整、「一可與時空共振、與萬物交融之廣袤他方」?
確立了意識後,人類接著面對的,是存在,及其虛無──人類意識的侷限,讓我們難免成為互相傷害的傲慢物種。存在於世的地獄,既來自他人,也來自每個區隔出他人的自我。於是,在「被拋擲於世只為受苦」的無意義將生命零件完全磨損之前,足夠幸運的人毅然展開豪賭:將生命的意義勇敢錨定於愛情、或其他小小的替代物之上,將獨立的自我拆解、交予陌生他者手中。此一「在他人身上尋得完整」的賭局,卻也註定一敗塗地:我們交付出的自我、以及做為回饋收到的完滿,隨時會隨生命的易逝與無常破滅。命運的凶暴。「真正活著的僅是沙漠本身。」
難道我們的存在,僅是為了孤獨地受苦──人類的歷史,便是嘗試回答此一難題的歷史。即使去到了《零度分離》的未來,人類依然是著迷於尋找因果關係的物種,彷彿銘刻於基因的律令──從圖騰信仰到教會與聖經,乃至現代性以降的科學/技術理性──我們執著於找出一切現象的解釋,包括為何降生而面對命運之凶暴。是,人類當然是對神蹟成癮的生物:對解釋的渴望與相應的盲目愚信,成雙成對鑲嵌在我們的染色體上──孿生的祝福與詛咒:一如細胞核中A、T、C、G寥寥數種鹼基,竟能排列組合出「生命本身」的萬千燦爛;而與此祝福相伴的,卻是銘刻於基因上,人類註定孤獨面對命運、徒勞找尋因果的詛咒。
如果人類的祝福與詛咒早已銘刻於基因之上,受苦的人們又該如何跳脫此一遠古的決定論、此一「神意秩序」?《零度分離》至此迎來了類似韋勒貝克《無愛繁殖》式的結尾:如果人類的悲劇根源於基因,那麼社會制度與左右派等意識形態的變革,終究無從拯救我們;唯有徹底改寫基因層面的規則,才可能「突破人類文明之天花板」──「於神意之外造史。」
如果人類的孤獨早已刻寫於基因之上,你是否願意為了得到真正的自由,為了真正與他人連結,而消亡自我──這是《零度分離》、但想必不會是作者伊格言,最後向讀者拋出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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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卡繆及其「人本主義」下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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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必須對您說:這一切無關英雄主義,是關係到正直。我的想法或許令您發笑,但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就是正直。』
『正直是什麼?』藍柏突然神情嚴肅地問。
『我不知道一般的定義是什麼,但對我來說,它的定義就是做好我的工作本分。』」──Albert Camus《瘟疫》
1947年出版的小說《瘟疫》,是一份大疫年代的圍城紀事。卡繆既描寫疫情封城下具體的個人生活,同時細膩捕捉在一視同仁的疾病面前,集體的人性如何應對。瘟疫為全人類揭櫫的共同命運,便是死亡與面對死亡──我們又該如何回應,生而為「瘟疫患者」的命運?
試圖看清問題的本質,往往是回應難題的第一步。在各種面對瘟疫的人性反應中,不乏有人將瘟疫視為天主為了懲罰罪人,而降下的旨意。但瘟疫畢竟一視同仁:當年幼的孩子飽受折磨後死去,醫生不禁怒喊:難道這孩子也是罪人嗎?苦難到底毫無意義,如同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洞見:瘟疫不是神罰,疾病毫無意義、更無需隱喻。
──瘟疫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瘟疫的人們有。如同小說開頭,貫穿整份紀事的醫生李厄如此自白:確實,我們降生的這個世界,會讓無辜的孩子在苦難中死去;而厭倦這般世界的李厄,依然出於對人類集體的關懷,決定貫徹一種正直、一種唯一能夠對抗瘟疫的方式──站在受害者那一方,反對不公與妥協;與所有受苦的人一同身處圍城之中,「一起愛或一起死,別無他途。」整本小說李厄穿梭瘟疫的身影,化為他回應記者藍柏與摯友塔盧的字句──要對抗瘟疫,只能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或是努力「當一個人」。
──這就是卡繆的「人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ism)的目空一切不同,「人本主義」恰恰關乎睜眼看清:我們首先是人,並終究要以這個身分共同生活。唯有認清生而為人無從逃避的苦難和命運,我們才能真正地反抗,並從中尋得「真正的良善與崇高的愛」;否則一切將只是過度膨脹的英雄主義,與自認能夠為此殺人的盲目正義。
但反抗何其困難。瘟疫一如人生,無非「一場永無止盡的挫敗。」所有的勝利都只是暫時的;如果對抗苦難是場漫長的戰役,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該渴望和平──和平不過是戰敗後,由死亡帶來最終的寂靜。無論醫者多麼盡力反抗,曾在眼前的一切有天終成回憶;薛西弗斯們又為何要繼續他們的苦行?
苦難沒有意義,但起身對抗苦難的人們有──降生於苦難與相應的荒謬之中的我們,反抗成了唯一證明生命價值的方式。然而,反抗依舊困難;卡繆沒有忽略,無論多麼正直的反抗者,「總有一刻人是懦弱的」。而他對此的回應是,我們仍應心懷憧憬──我們不能放棄渴望愛、渴望「人類的柔情」。
「一個沒有愛的世界就像一個死寂的世界」──或許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瘟疫》早已預示:在經歷直面生命荒謬本質的第一階段,以及決意起身反抗的第二階段後,卡繆創作生涯未盡的第三階段──「愛的哲學」。苦難與荒謬無從逃避,我們也不可能時刻正直堅強,只能切記不能麻木,因為「習慣於絕望比絕望本身更糟糕。」而儘管推動我們向前的,僅僅是「人和人那卑微又偉大的愛」,也因為這樣的愛不假外求,終究成了「人本主義」反抗者最好的動力。
卑微而偉大──如同厭惡這個世界、但關懷人類命運的李厄,在小說末尾下的註腳──
「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比應受蔑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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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我又想到美,想到某些東西被獵,只因人們覺得它美。如果說相較地球的歷史,人生只是一瞬,那麼即便我們從出生便燦爛,一直到死,那燦爛也極為短暫……我想起那次與崔佛坐在工具棚屋頂看夕陽西下。我一點也不訝異它的威力,在壓縮的幾分鐘內,它改變我們眼中的世界,就連我們看自己,也不一樣了。我訝異的是自己竟然目睹了它的威力。因為落日就像存活,存在於消逝前。想要燦爛,首先你要被看見,被看見,就是容許自己成為獵物。」──王鷗行《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
詩人王鷗行(Ocean Vuong)的第一本小說《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關乎的到底是這個問題:以廢墟書寫廢墟,該如何可能?
「廢墟」與「自由」──這封詩人為母親也為自己而寫的信,終究圍繞這兩組概念。首先自然是無以迴避的、生命的廢墟:從戰場到街頭,暴力始終巨大而荒謬──詩人與母親,越戰後流離的終點,卻是當初讓無數人民失根的美國;在那裡母親看著美國大兵成了兒子手上的玩具,因為學不好「敵人」的語言而被羞辱。而戰爭或許從未結束:長大的詩人看著身旁愛人一一死於處方藥濫用,以不同名目與同等龐大的利益,帝國不曾停下向全球部署它的勢力。
──上述每個難題,另闢多少本書或許都無法談盡。而幸好詩人發現了詩、發現了書寫和語言,讓我們終於能從國際權力關係以外的視角,講述這些故事──然而,語言、書寫與詩,有時不啻另一座廢墟。
語言的廢墟──我們如何書寫、何以溝通,終究要回溯到母語、母親的血肉(mother tongue):「何謂作者,就是握玩母親身體的人,透過此,方能彰顯它,修飾它。」如果溝通始於胎盤,語言確是透過身為照顧者的母親,銘刻進我們的身體。而對詩人來說更是如此:在一個父親們因暴力而缺席的國度,母親成了語言唯一的養份,儘管她們也背負巨大的斷裂:被殖民者的困境,看不懂英文更使不上越語的母親,詩人的這封信又該如何下筆──以廢墟書寫廢墟,到底如何可能?
語言如此破碎,我們為何仍執意攫抓?詩人終於明白書寫無非關於成為獵物:書寫是為了理解,理解纏結於母親與自己身上龐大的苦難;而理解,必定得先將自己暴露在能被觀看勾勒的位置──獵物的位置。如同詩人的愛戀:隱形的黃種移民,終於在戀人的指尖視線,以及筆下的文字中,長出歪斜但實在的身體:可被愛欲與傷害、因而實在的身體。
於是書寫與成為獵物,終究關乎自由──「自由不過是獵人與獵物間的距離。」自由始終是相對的:正是因為知悉自己與柵欄、獵人之間的距離,我們才能在其中奮力奔跑。書寫因此更接近一種姿態的展現:我們到底無法徹底擺脫囹圄,但在掙扎與振臂之間,有種燦爛已然出現──如何以廢墟書寫廢墟,這是詩人找到的答案。
立足廢墟之中、巨大的苦難之後,寫詩或許可以不是野蠻的──熔岩燒過之後、孤存的綠意:倖存而後書寫,以廢墟回應廢墟,是我眼中最人類(humane)的舉止。正是因為降生於世無以迴避的苦難與消逝,我們動身尋求意義,尋求那短暫的、生而為人的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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