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我不曾參與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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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那些年那些人的青春歲月
#這一年沒有民進黨也沒有選舉
近日，韓國瑜接受韓天假新聞台訪問時表示：「我這一輩子第一次投票，我才22歲，我投的是民進黨欸。」這席謊話，很快就被拆穿，韓國瑜22歲時，沒有民進黨，更沒有選舉可投。
然而，韓國瑜22歲的那一年，1979年，確實對台灣、對高雄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在四十年後的今天，或許當事人的印象已經薄弱，或許已從有志青年搖身一變成說謊大王，我們要從幾個人的生命故事，帶大家回到關鍵的那一年。
#那一年我只是個正常倫
這年六月才滿18歲的立倫，是建中高三的考生，忙於準備聯考的他，對於國內外風起雲湧的局勢，大概沒心思認真注意。他的父親是五十多歲的退伍上校，在立倫聯考這年，已經是事業有成的在地建商。立倫在夏天的大考也沒漏氣，順利考上台大商學院。
今天，說到立倫的家族，大家往往會想到他曾任省議長、台南縣長的丈人高育仁。然而，卻往往忽略了他的父親也是擔任三屆縣議員和第二屆國大的政壇老鳥。
和立倫一樣，他們父子都有挑老婆的眼光，娶得與板橋林家同族，桃園林家的大小姐，家族有礦山、茶園、商號，還有幾位當鎮長、議員的男丁，對於立倫回憶中「俸祿不多」的父親退伍從商，母親這邊給了不少幫助。
1979年，距離父親從政選上議員還有三年，在殷實的家族支持下，立倫開始了新鮮人的生活，政治對他來說，還不是這麼急迫的事情。
#那一年我以為我會是個學者
和立倫生命軌跡最接近的，其實是他的老對手英文。
1979這年，她已經從台大法律系畢業，負笈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法律碩士，據她所說，選擇來到位在紐約的康乃爾大學，是為了過「革命性的生活」。然而，在平靜的小城綺色佳，蔡英文大多過著認真唸書的日子，兩年取得碩士，隔年考到美國律師執照，接著跨洋到倫敦三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學位。幾乎都按著事業有成的父親期待而行。
1979年，在新英格蘭寒冷的冬天裡，蔡英文得知了美麗島事件的消息。已經習慣英美人權觀點的蔡英文，所受的衝擊，和現在一樣，深深的埋在心中。
#那一年我站上台灣學子之巔
身為竹中第一名畢業生的文哲，在家族的期望下，心中只有一間學校、一個志願可念。
然而，前一年的聯考數學特別難，文哲第一題不會寫，緊張起來，竟然導致大失常，最後，只考上第二志願陽明醫學系。當時，陽明只成立3年，連圖書館都還沒蓋好。初次來到這所唭哩岸山坡的學校，文哲搭計程車時，司機居然不知道路，讓文哲大嘆這學校「無名」。
每天看著山下台北的燈火，讓文哲鬱悶的心情無處發洩，雖然家人安慰他讀哪所學校以後都一樣是醫生，但他暗暗燃起再次挑戰的念頭。這年，弟弟聯考，他也堅持一起報名，而且志願卡只填一格。
終於，1979年9月，文哲踏進了羅斯福路上的大門，他，終於站上台灣學子之巔了！ 時隔30年，文哲還會做聯考失利的惡夢，1979那年，對他的記憶而言，應該僅有失利後甜美的勝利。
#那一年大家已經叫我郭董
1979年，鴻海工業仍然是家位在板橋中山路上，生產各種電視塑膠零組件的小企業，然而，幾十位員工口中的「郭董」，已經頗具老闆的氣勢，跑業務、收貨款、跑三點半，忙得不可開交。隨著事業漸上軌道，這位老闆的第二位孩子也已滿週歲。
對於這位五專時就加入中國國民黨的郭董而言，拼經濟，搞好政商關係最重要，民主不能當飯吃，有事找得到長官、委員幫忙就好，其餘的，他忙著想錢的事，沒有管太多。
#那一年愛交朋友的上尉
1979年開春，軍中的氣氛，比起學界、商界都還要緊張一點，前一年底，美國宣布與共匪建交，1979年1月1日，正式與中華民國斷交，也終止軍事合作關係，這對日漸孤立的反共基地，當然不是好消息。前一年的立委增額選舉，被緊急中斷，而1979年，自然也沒有任何票可投。
所幸，當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保障軍售等對台關係，也成了往後四十年台美互動的基礎。
面對風雨飄搖的局勢，這時在軍中官拜上尉的國瑜，倒還算自在，根據他的回憶，他在軍中積極和各行各業的人來往，也努力尋找退伍後的發展方向。終於，兩年後，靠著退伍軍人加分福利，這位過去逃學翹課、打撞球、打架樣樣來的上尉考上了東吳大學。
根據好友描述，剛回到校園的國瑜給人「油條」、「男性荷爾蒙過剩」的感覺，這和他後來自己回憶的「叛逆不拘」形象，似乎有點描述角度上的差異。
無論如何，國瑜的人生中，從始至終，都很難專心做ㄧ件事超過兩三年，1979年，無論有沒有票可以投，確實來到他人生中又一個轉捩點。
#1979年的高雄
1979年的高雄，是仍在快速擴張中的城市。
一輕、二輕、三輕，以及仁武、大社、大發、林園工業區.....已經從南到北，包圍起高雄市區，成為塑膠王國台灣的生產後盾。然而同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四輕延後投產，石化業是否繼續擴張，在一些官僚心中，已有不同想法。
當年，在出口導向工業和重工業的帶動下，高雄市人口已在兩年前就突破百萬。1979年7月一日，正式合併設有機場與臨海工業區的小港鄉，升格為院轄市。
然而，和首善之都台北相比，高雄的基礎建設落後甚多，升格之初，連一所國立綜合大學也沒有，文教、金融商貿等機能均遠遜台北。同時，新竹科學園區已在興建，隔年開始投產，高雄繁榮的表象以外，卻有看得到的嚴重污染與看不到的無數隱憂。
在經濟發展之外，高雄的政治意識也逐漸成長。1979年1月，當時的前高雄縣長余登發與其子余瑞言被政府指稱涉及「匪諜吳泰安事件」遭情治單位逮捕，重判八年。實則是打擊黨外人士串連的手法。於是黨外人士在橋頭發起抗爭，是戒嚴時期台灣第一次街頭遊行。但遊行後中國黨政府將參與的桃園縣長許信良解職，也引發又一波民主抗爭，成了美麗島事件爆發原因之一。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社在大統百貨對面的扶輪（中央）公園，預計舉辦「慶祝世界人權日三十一週年」活動，但得知消息的中國黨政府，緊急舉行「冬令宵禁演習」，調派鎮暴部隊進駐，在「未暴先鎮」下，挑起美麗島事件。
事件後，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均在國際矚目的大審中被判重刑，林義雄的家人更是在審判中，在特務監視下，被不明凶嫌殘忍殺害。前面這五位日子相對平靜的年輕人，均是從間接資訊了解這些事件，看黨國媒體的三位至今仍是堅貞黨員，自稱最「叛逆」的那位，也只覺得林義雄可憐，絲毫沒有反省黨國惡行。心中只有考試那位，對這些事件越來越無感。反倒是，看美國報導的那位接下了民主運動的衣缽。
事件過後的高雄，大家繼續過生活，然而，一種無形的恐懼，瀰漫在經歷事件後的那輩人身上（當今55歲以上者），而1980年代的高雄，黨政體系對經濟的介入（石化等）也擴大，政府也減緩了對南部轉型發展的投資。這些，留待我們之後再完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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