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香港抗爭，北京可能的反撲會是……】
香港區議會選舉，非建制派大勝、親北京派大敗，對於各個博弈方來算，都是一個不約而同的減壓閥。自覺大勝的非建制選民，誠然都不認為任務已經達成，但客觀上是持續了半年的高強度動員，平時不涉政治的善男順女，也不知不覺感到走完了一個理程碑，心理和肉體的疲勞也正式浮現。
前線抗爭者的壯烈折損
至於主力與軍警對抗的前線抗爭者，也是被迫進入休整，在區選之後變得低調。在選舉之前，因為大學生周梓樂在警察鎮壓行動中離奇死亡，示威者遂在網上號召「大三罷」（罷工、罷課、罷市），之後演變成堵塞交通。很快他們就發現，香港有幾間大學掌握交通要道，於是示威者和同樣洞察這點的港警，就開始在大學校園進行攻防。
港警很快就開始圍困大學，並圍點打援，即一邊圍困校園的示威者，一邊鎮壓前來救援的市民。特別是理工大學的圍城戰，對香港既有的抗爭力量來說，是極大的折損。不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是浴血的畫面和人道危機，導致一度滯留美國參議院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突然加速通過。到了區議會之後的遊行，前線抗爭者已經數量大減，因為在理工大學圍城戰，港警進行了一場戰爭。港警並不准許校園內的人離開，將所有出口封鎖，用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招呼想逃出的人；實際交手的時候，港警也不是以制伏並拘捕的「執法」標準，而是以致傷致殘的方法「對敵」。對警察來說，前線抗爭者有一個固定數量，只要打傷打殘，就可以慢慢折損整個反抗力量。
在理工大學一役，被捕而必須進入官司糾纏的人很多，受傷的人也很多，在大學校園裡面曾經出現一個戰地救傷站。而很多人在僥倖離開後，還要繼續治療。但因為他們信不過公立醫院，只能找有醫療背景的其他港人接受灰色的「無牌治療」，所以到了區議會選舉之後，高強度的衝突在香港街頭暫時熄滅，但港警還是干預了上星期在尖沙咀舉行的「勿忘初心」集會遊行，照樣全副武裝和發射催淚彈，推跌老婦的畫面仍然發生。
反中運動的心理學轉折
《送中條例》是特首林鄭月娥力推，民意反感的政治結果，最後則由親北京派承受，她自然要承受本地親北政黨的怨天尤人。但對林鄭來說，選舉成功舉行，仍然是一個政治減壓閥，代表廣義的「特區憲制」仍然運作。對於外界觀感來說，區議會「如常舉行」的意義弔詭而雙面，對於支持反送中的香港人來說，是反政府民意的宣示，但同時代表香港政治生活仍然如常。在區議會結果出來之後的香港，與半年前滿城沸騰的狂境，已不可同日而語。
這亦可歸結於經歷半年來的集體創傷，香港人的情緒正進入無法自我言說的麻痺。半年間，有不尋常而高於一般情況的「自殺」數字、有新屋嶺拘留所的強姦虐打事件，近來更發展到有傳聞說示威者被捕後被火車載到中國審問虐待。對香港人來說，已是情緒疲勞，認識上，知道每一宗都是血深深仇，但暫時又無計可施，也沒有主權或者法定權力，可以獨立調查和追究。人到了這種狀況，就會刻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等於有些人壓力大的時候，就在深夜做家務一樣。
區選的投票率和票數背後也是這樣一種源於抑壓的能量。而當做完家務之後，就得到一種暫時的鎮靜。雖然個人認為香港人的集體心理結構已有頗大改變，港府非民選，欠缺主權，必須依附中國的全國大戰略因而「一國兩制」必定牴觸本地人意志，此類結構性問題不改變，強烈的抗爭隨時都會重新爆發。
但短期來說，非建制政治力量回到體制內爭取休息，或者建立本土民主經濟圈之類，與武裝衝擊相比，難言何者比較有效，但客觀來說必然成為很多人延續鬥爭的手段。因為香港人評估自己的武裝力量不能永遠維持高強度。
而事實上香港的前線抗爭者仍然宅心仁厚，面對戰爭心態的軍警，手段仍然是「抗爭標準」，磚頭、燃燒彈不斷擲出，但目標很少是軍警本身，只是擲在路中心形成火路障，令敵我雙方維持空間。沒有多少人真是想殺掉軍警。這半年來，最強的一次武力展示，其實是使用中世紀冷兵器。有擅長弓藝的抗爭者射出一箭，也只是插在一名警察的小腿，比起抗爭者整體受到的傷害、槍擊、強姦，完全是九牛一毛了。
而前線也會考慮，一旦展示更高強度的武力，整體的反政府群眾會否反感而「割席」。雖然「不割席」的民意工程暫時仍然維持，但沒人想試探保守派的底線。當一般群眾看到既然武力無法升級，也未必能帶來奇效，他們就必然走向柔性向建設。先是投票，之後是繼續希望進攻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乃至影響特首選舉。
大部分示威者其實也知道，近乎全普選的區議會的成功經驗，未必可以套用到更高層更受控制的中層和深層，但壓力大的時候就深宵做家務，這是人性。而這對於特區政府和北京也是見獵心喜的機會。
柔的反撲：拉攏溫和派，挑起內戰
北京在國際形勢下可以做的不多。例如美國立「新疆法」或「香港法」，客觀而言就是對一間餐廳（中國的一國兩制）寫個人食評，中國能夠傷到美國的反制方法其實不多。北京只能在香港本地花功夫。例如在群眾間製造割席意識，例如強調泛民保守派當抗爭者是選舉工具，利用泛民本身的出錯和落後心態挑起內戰，最後用區議會和立法會兩個建制，慢慢將入局的老泛民或青年議員拉過去，孤立真正威脅「北京大局」的激進抗爭者。
在抗爭者休整的時候，巨大的法律成本，可能令法律界和政權成為不神聖同盟。政權希望將爭取普世人權的群眾以至整個運動一律打為暴民作亂，而法律界多數懂法律多過政治，轉而要求被捕者認罪，只為減少法律程序和花費；或者要求「暴動罪」減刑，反而坐實了政府對反政府抗爭的「暴動定性」，民主運動的同情者可能不知不覺加入到政權對異己的規訓和「矯正」當中。
這些才是香港抗爭者真正面對的危機和陰影。美國的介入堅不可摧，可以鬆動的就只有香港內部。軍警硬也只能硬到這個地步，已經開槍想殺人了，亂事仍然不止。北京一度以為在2016年的旺角騷亂，已經用梁天琦等領袖的折磨、剝奪參政權和長期監禁，嚇怕了一整代人，但他們沒想到這大力打壓，迫出了3年後的更大規模叛亂。
在香港國族利益來看，從來不怕外來政權用硬，因為這只會製造更多後來者，痛苦會啟蒙更多人，只怕軟。例如別有用心的社會賢達的輿論：主張事情應該回到「日常」或「建制」中解決、看看如何「修補一國兩制」、同情青年反抗者但最後還是用法治來規訓矯正他們；政府也可能拋出一些不情不願的讓步，不是真讓步，但旨在反政府群眾中的分化原則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例如人民要求有法定懲治能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林鄭就說會成立自己掌控的「獨立檢討委員會」，表面絕不清算警察。要還是不要，如何拒絕，非建制派的代表少一點政治敏感度都會引起陣營分化。
泛民保守派政客雖然大致掌握「不切割」的共同體禮儀，而北京認知中的「溫和派」也大大減少，但一些「高危人士」肉體和靈魂定型已久，內心還是希望亂事快點結束，這涉及他們的政治存在感問題，也是結構問題。香港的花瓶代議政制由盤古初開到2014年左右，「泛民」都是忠誠反對黨，跟政府官員和親北京派是「同事」關係，老一代政客經常有「幫政府解決問題」的錯誤共同體意識。由於北京的一邊倒政策，才使人心丕變，政客也要跟著變。
香港國族，怕軟不怕硬
在暫時減壓的情況下，親北京派out of game，老民主派則可能重新面對統戰的誘惑，北京若果看得通，就知道「止暴制亂」要靠溫和派社會賢達切割、醜化和施壓抗爭。
對政客而言，跟政府成為共同體，還是跟人民成為共同體，這是一個真理時刻，是為了仕途和安穩而回到花瓶議員的本份，還是超越職位，由臣民轉為國民，為香港共同體作出公開或私下反叛殖民者的貢獻，這是他們的難題。
對長期被殖民的香港，也是自我完成的最後一課。除此之外，萬事俱備。冷酷地說，對一個正在轉正的新生民族，從來不怕打壓，反而是良師益友，痛苦地睜眼好過在煤氣房安祥地死。1997年至2010年前後，香港是在煤氣房，之後是痛苦地睜眼。宏觀而言，睜開眼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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