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物】前幾天,Roger偶遇一位朋友,她在《號外》雜誌第一個訪問就是這個2014年鍾氏兄弟訪問,她竟然還記得!以下是這個專訪的transcript!五年多後再看,很有趣!
《號外》2014年7月份的專訪
Emily:這次訪問鍾氏兄弟,是因為你們將會有新碟推出。以前你們一直都是以福音歌手作為你們的定位,但現在轉向了比較社會性的面向,主要是甚麼原因驅使這個改變?
Roger: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己定位為福音歌手,是其他人為我們定的,然後又被標籤為社會歌手。但對我們來說,這沒有甚麼分別,我們不會刻意地去區分這些。例如Stevie Wonder是福音歌手,但他也有說愛的歌、說社會的歌,我們又不會這樣去標籤他。可能因為香港的圈子、市場比較小,這樣標籤能更容易把歌手區分。但我們做創作的時候,並不會這樣區分。
Henry:如果你聽一下我們以前的歌曲,很多都是有關社會的歌。例如第一首歌《鐘聲》,不會有教會的詞彙在裏面,是有關於關心社會的。《夢想有一天》,靈感來自於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上一隻碟的《行公義好憐憫》、《無言者》都是與社會有關的歌曲,只不過當時可能大家認為福音的元素比較突出,這一次社會元素比較突出。我們做音樂始終要回歸到音樂的本質,是一項藝術。我們都是從“我們是一個聽眾”的角度,用“我們(聽眾)想聽到一首甚麼樣的歌”的心態去創作。
Emily:你們提到外國如Stevie Wonder不會被歸類、標籤,你們是否想改變香港標籤歌手的現象?
Roger:我們改變不了這個現象,但我們不會刻意地去想這個問題。回歸藝術的角度,我們寫歌、創作的時候,會從社會、生活上發生的事情得到靈感,因此去寫這樣的一些議題的歌,並不會特意去想這事與宗教有關與否。
Henry:宗教所說的很多觀念都是一些普世性的觀念,無論有宗教信仰與否的人都會認為是對的事。
Roger:例如公義,香港人現在常說的公義、愛等等,雖然是聖經上的一個quote,但皆具有普世性的。很多不同職業的人在生活上都很需要有一顆憐憫的心,例如醫生、社工。公義,社會上每個香港人都希望看見有公平。所以我們並不需要刻意地標籤它們。
Henry:我們的新碟《極》除了有社會性的歌曲以外,也有包含關於愛的歌,關於如何回復精緻文化的歌,例如有關聽黑膠碟、懷舊的《黑膠人生》等等。其實我們有加入很多不同元素在裏面,所以我們希望聽眾聽歌的時候放下以往既定的框架、標籤,從聽音樂的角度去欣賞我們的歌,這是聽歌最好的方法。
Emily:剛才Henry 說到懷舊的元素,我留意到你們之前已經很喜歡與一些香港以前的音樂人合作,這是否也是你們的理念之一?
Henry:對。因為他們除了是以前的音樂人以外,他們也是現在的音樂人。
Roger:可能因為我們聽外國的歌曲比較多,雖然我們也是聽廣東話流行音樂長大的,但有一段時間在美國。我很欣賞外國的歌手會與以前年代的歌手合作的精神,每一次聽那些歌,都像是被帶到那個年代,或者能做到reintroduce一些我並不認識、以前的一些歌手。你會發現原來有些現在在做的事情,他們在他們的年代已經有在做,你就會有種尋根、薪火相傳的感覺。我們喜歡尋根,例如原來大L那時候已經在唱Joe Cocker。
Henry:對。他們已經在唱那時候俗稱的“市井歌曲”,或許《時代的顛覆者》就是現年代的市井歌曲。所以我們只不過是跟隨源頭,去做我們believe in的音樂。
Roger:比如說發現外國有Stevie Wonder, Ray Charles, 我們香港有梁球。香港失明歌手不多,或許只有他一個,更是創作型的歌手。這就是我覺得身為一個聽眾,當我們放下我們一些既定的包袱去聽歌的時候,同時可以學習欣賞一些前輩所做的事情。我們就是想讓聽眾重拾“以前有的東西,不一定是out的“這個想法,甚至可能是溫故知新。
Emily:會不會加了一些本土性的元素到歌詞、音樂裏面?
Henry:我們大部份的歌都是用廣東話,用廣東話就是本土性的象徵。
Roger:我們作曲是沒有特意去想是否本土,我想我們日常遇見的事情、社會發生的事情很難不是本土,但我們沒有刻意“為本土而本土”。我相信只要你關心這個社會,你就會想去探討這些事情,於是我們希望能在新專輯《極》裏反映我們所觀察到的事情、生態、社會的變遷等。我們不會給大家一個absolute answer,只是跟大家探討究竟我們這個社會未來的路向會是怎樣的。
Emily:你們這些日常的觀察與你們本身的生活、職業有關嗎?Henry是律師,Roger是大學助理教授。
Henry:絕對有關係,我的職業就是與社會不同階層的人溝通,他們會向我反映他們對社會的想法。我能透過跟他們的第一身的接觸,得知他們對社會有甚麼不滿,有甚麼意見希望表達。
Roger:我也有的。很多時候我跟學生接觸,聊起他們對未來的發展、前景,他們很多都不知道自己想幹甚麼的,很迷失。這能在我們歌詞裏面看到,例如《時代的顛覆者》裏有我寫的一句“我也不斷尋求,始終找不到”,就是想著我的學生想出來的,就是說現在的社會能否指引他們這一代人一條出路。這些都是他們日常會面對的問題,我也是經常聽他們說、跟他們探討、指導他們,雖然我覺得我也還在尋求。所以說我們的歌詞很多時候都反映了我們工作遇到的事情。
Emily: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你們是歌手,但同時有自己真實的職業和生活,與樂壇很不一樣,為甚麼你們會選擇以這種方式存在的呢?
Henry:我想我們是獨立的音樂人。
Roger:我想這不是一個選擇,我們沒有特意去選要到主流那邊或獨立那邊。在05、06年,我們從美國回來,我們創作了一些歌,並贏了一些獎項,發現自己也許在這一方面有天份。我們在美國的時候有夾band,一直熱愛音樂,與音樂建立了不解之緣。我們很喜歡聽歌、jam歌、喜歡玩、唱、吹口琴。到了天腳底,也要找到人一起jam歌,例如到黑人區。所以回到香港,我們只不過是繼續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香港沒有黑人區可以去,我們只是換了一個方式玩音樂而已,就是多寫點歌。我們的歌的根始終是在教會,一開始寫歌是為一些教會機構的作曲、作詞比賽,主要以鼓勵年輕人為主。
Emily:是否因此被定位為福音歌手?
Henry:福音歌手是我們的根源,這是一定要acknowledge的。始終無所謂被定位、標籤為甚麼,(Roger:對。有好多標籤,如藍調兄弟、爵士兄弟、靚聲兄弟。)只要認得是我們就可以了,是榮幸來的。福音音樂有很多很好的元素,有藍調、爵士、Rock’nRoll,我們只希望把這些與香港的福音音樂、香港的樂壇接軌。
Roger:因為Henry是一名藍調的口琴手,其實藍調Blues本身與Gospel出自同一個家庭,因為第一個作Gospel music的人本身是一位Blues musician,我們很想以我們的歌曲帶出這些歷史。其實根本不用怎樣區分,就算一些人說他們是“Rock友”的時候,其實追溯到Rock’nRoll歷史根源,Elvis Presley, Jerry Lee Lewis都是運用很多Gospel音樂的元素去玩音樂的人。當時美國的Gospel musi-cian更指Rock’nRoll的人偷了他們的音樂音樂,變了靈音樂、Rock’nRoll。很多時候音樂的種類只是人區分的,其實最後音樂就是音樂,用音符去表達。
Emily:你們會不會嘗試用不同的音樂風格?
Roger:已經很多了。被人說過有太多風格,像吃自助餐似的。我們其實一定離不開有藍調、爵士、靈的元素,這此的新碟我們有了更多的嘗試,例如古典和Rap的Fusion,5、60年代比較懷舊、retro的編曲,更有美國70年代Philadelphia靈的聲音,我們這次為了真切地將那個聲音表達出來,我們因此特意飛到美國錄製一部分地歌曲,找了一班很出色、首屈一指的LA音樂人與我們一起玩音樂,亦有與第七屆格林美得主歌手Andrae Crouch合作,他多次為Michael Jackson作和音的。
Emily:你們希望聽眾接收到你們的甚麼?
Roger:其實沒有所謂。我最希望人們不要犯我小時候的錯誤,只認為自己覺得好的東西才是好,應該放下聽音樂的包袱和偏見,嘗試從欣賞的角度接觸從未聽過、不熟悉的音樂。因為這隻新碟裏的歌曲風格都是香港比較少見的,但這正正是我們想做的事,若不,根本不需要有我們鍾氏兄弟了。
Henry:對。我們最希望大家with an open mind,打開懷抱去聽。無所謂大家標籤我們爵士、藍調、福音,但如果大家聽得出來我們有這些元素當然是好的。
Emily:聽得出來你們對音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坊間比較少說你們的音樂,例如《時代的顛覆者》人們比較多說你們歌曲的社會性,以前則看重你們的福音元素。你們對這些image蓋過你們的音樂,有甚麼看法?
Roger:我又不這麼認為。若我們不這麼認真地去做我們的音樂,就不會有人理會我們了。很多時候訪問我們的人都會跟我們聊音樂的。音樂是一種表達,始終無所謂別人的標籤。我可能就是希望人們回歸音樂,音樂本身就是我們有話要說,我們的曲、詞、如何鋪排歌曲,我們的每一張碟都是一個concept album,你們會聽見我們的概念。所以,我很希望聽眾買我們這張碟,現在越來越少人買碟,在music is free年代,其實我覺得買碟是很“型”的行為,就好像買書一樣,用手機、pad來看與買一本書來看是很不同的,是一個有態度的行為。
Henry:是尊重作品、art的行為,我們小時候王傑出cassette帶是一件盛事,當時還沒有連鎖的店,人人到小店排隊,那天售罄以後第二天又再去排。我們希望我們現在出碟,會讓人重拾買碟的樂趣。
Roger:撇除consumerism來說,我去旅行的時候總會逛逛當地的唱片鋪,有一次到台灣,看見他們有一個架子,寫著“你還記得他們的第一次嗎?”。不論這是marketing strategy與否,你都會發現他們是很“有心”地找一個角度去尊重這一班歌手的歷史、第一張碟。我覺得這很值得我們學習,會感覺你做完一件事後,會得到別人的尊重。尊重很重要,我自己也是做研究的人,我發現當你尊重文化的同時,自然地你也會對自己身份、自己地方文化、發生的事情感興趣,這些都是很自然地走在一起的。特別在香港這個社會,尋找一個路向是很重要的。
Emily:為甚麼會用《時代的顛覆者》為歌名,“顛覆”二字在香港比較敏感。
Henry:這名字並不是我們定的,當初是一個機構讓我們寫一首主題曲。這歌名是他們給的其中一個要求,另外亦要求歌曲具有顛覆性。
Roger:顛覆性的意思就是,很多地方的人都有自己既定的生活模式,我們能否創新,重新想像未來的路。《時代的顛覆者》就是說很多人會標簽了一些希望改變的人作顛覆者,因為有一部分人並不想變,他們便立刻成為了對立。但其實顛覆一些不好、舊的東西,翻新並令社會進步的,是一件好事來的。
Henry:我們說顛覆其實首先是由顛覆自己開始,自己一些既定的思維、概念,你要先改變自己的想法才能改變自己的生活,從而改變這個社會。那個機構要我們寫這首歌,但聽到作出來以後結局有點太悲了,不適合作為主題曲、大合唱。於是,我們再作了令一首給他們,名字是“重新想像”。但我們很喜歡《時代的顛覆者》,填詞的時候已經很想邀請大L和梁球,他們在他們範疇裏的顛覆者。在70年代的時候,當所有人都在唱英文歌的時候,大L是第一個唱市井廣東話的流行曲。梁球是一名失明人士,他在爭取失明人士福利方面是一位顛覆者,甚至在樂壇也是,他是第一位失明的歌手。我們當時期望我們三個年代的人合作會有一些化學作用,亦令聽的人感覺他們唱的時候會很有力量。
Roger:不只是80後,是不同年代的人在說同樣的事情。
Emily:有沒有想過會得到如此大的迴響?
Roger:沒有,甚至在我們選歌的時候,我們很驚訝選歌組的人員選擇這一首。
Emily:這首歌現在都被很多人作政治解讀,你們會否害怕被列入政治歌手?有否想過下一次邀請政界人士合作,例如在MV裏出現?
Henry:我想沒有這個需要。
Roger:我們寫歌的時候其實想表達很多想法,不只是社會或其他被標籤的東西。
Henry:我們新碟有一首歌是關於愛的,希望大家聽完標籤我們為愛的歌手、世界大同的歌手。
Emily:說起世界大同,我們有聽到《One World》這首歌,你們怎樣看世界大同和本土的關係?
Roger:有很大的關係。比如說一幅漂亮的畫,色彩繽紛的一幅畫,如果只有一個顏色,它成不了一幅畫。我正正覺得如果一幅畫裏的一個顏色沒有發揮自身顏色的作用,紅色不是紅色,是做不出一幅漂亮的畫出來的。世界大同就是這樣,你一定要有你自己本土的元素,如果非洲人不是非洲人就不行了。你必須有自己獨特之處,本土也好、本地也好,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文化,才能談得上面向世界。紮根本土是很重要的。若不,其他人不知道該從甚麼角度欣賞你的文化。
Henry:這首是我們新碟中最後的一首歌來的,算是一個小小的總結,當我們欣賞其他地方的文化時,應該向該地方好的方面學習,每個地方都有好的東西,例如我們聽印度人唱歌,他們有一套獨特玩音樂的方式,有不同的樂器等等。香港也有很吸引的地方,例如盧冠廷,我們就是嘗試用這個方式把好的東西呈現出來。其實我們這個MV不是MV來的,我們採用了現場錄音錄像同步,不是“咪嘴”的,這在香港是很罕見的,甚至不知道是否未曾發生過。我希望大家聽這些歌的時候,除了聽別人的好東西,也要珍惜自己的好東西。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元素、人才、音樂人。其實我們也做了一點小動作,大部分人雖然是外國人,但大部份的景都是在香港拍的。我們就是希望表達如何與世界連接,我認為當我們說紮根本土的時候,不是指我們要關上自己的門,自己顧自己。
Emily:我們也聽了另外一首《麻醉式快樂》,為何MV會用動畫的呢?
Roger:因為Henry很喜歡Kill Bill。
Henry:其實因為若大家有一直留意我們鍾氏兄弟的MV,會發現我們MV的製作是一直在進步的,從不懂怎麼拍開始,到現在我們越來越多自己意見的參與在裏面,希望能增加趣味和吸引人注意。在music is free的時代,很多人都是用眼睛去看音樂,多於用耳朵去聽。我們很榮幸人們繼續看《時代的顛覆者》,因為導演是很用心地把它拍得很好的。當然我們希望推出新歌的時候,大家的眼球會繼續注意我們的音樂。所以我就想了這個方式,我本身很欣賞這位動畫大師麥少峰,他已經製作過很多動畫,也贏過一些獎項。我覺得他是香港一個很好的人才,符合我們紮根本土的意念,我們當然要善用香港優良的人才。《麻醉式快樂》這首歌比較有傻豹,適合用比較鬼馬的方式表達。他聽完這首歌,立刻就有了一個story board,他的想像力令我們的歌更加昇華。
Roger:他用一個超現實的動畫,表達我們比較現實主義的歌詞。讓人自然地想,究竟這首歌在表達些甚麼?因為很多時候,一些很現實主義的歌會令人卻步。這是一個有趣的手法,借超現實、假的世界來諷刺現今的世界。我還想說其實我們是許氏兄弟的粉絲,在《天才與白癡》電影的開場就是用了動畫手法,這首歌可以說是我們鍾氏兄弟向許氏兄弟的致敬。我向許冠文本人說過為何我們的名字是鍾氏兄弟,雖然不是我們改的,是Uncle Ray改的,但其實也是想向許氏兄弟致敬,因為他們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Henry:他們是香港的流行文化裏不可或缺的,影響了一代的人。
Emily:你們的歌有沒有受許氏兄弟影響?
Henry:這一首《麻醉式快樂》絕對是的。許冠傑很多的歌都是在觀察到社會上某一類人,例如《學生哥》、《尖沙嘴sushi》、《傀儡》、《人版》、《封佢做偶像》等等。我們也是觀察到社會上有一些人會沉醉在麻醉式快樂裏,有的時候自己也變成了這一種人。我們就是想用歌讓人反思自己是否這一類人,但歌詞裏面沒有說做這類人是對是錯。其實這只是自己一個道德的判斷,有些人甘於做這一類人,因此活得很快樂的,這是沒有問題的。
Roger:我們不會判斷任何人,但這個動畫弔詭之處就是如果有人看完以後問我:「Roger,點解你個MV咁暴力?」我會回答他說:「我捻你都未醒!」
Emily:MV的結局要點悲慘,但會不會是一個預言呢?
Roger:我想應該交給觀眾去解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解讀,我和導演討論這MV內容的時候,我們都有不同的解讀。究竟是否只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當了社會的木偶,另一條就是跌至頭崩額裂,但會否有第三條路呢?我們會否可以轉身面向那個黑影呢?那個黑影又是甚麼?我希望觀眾去想想。
Emily:是否你們不會放太多value judgement在你們對社會的觀察裏?
Roger:每個人都有value的,我們只是不想去作道德的判斷,因為有時候在你作道德判斷的同時,你是在說你自己。但有時候判斷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但始終每個人在社會上做了一些事,皆有他們的原因,我當然會為自己作判斷、提點自己,但不會要求、批評別人。
Henry:我們用歌曲去表達,就是用一種較soft的手法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我想音樂很容易進入人的心,音樂奧妙之處就是聽我們歌的人所領悟到的都不盡相同。
Emily:有否想跟隨哪些role model,例如Bob Dylan?
Henry:Bob Dylan 當然好了。 Stevie Wonder,許冠傑,Beyond等等都是。新碟裏與我們合作的的都是,例如梁球、夏韶聲、盧冠廷等都帶給我們很多的靈感。
Roger:Beyond的《光輝歲月》講Mandela,我們也有《夢想有一天》講馬丁路德金,這些都是一直以來對我們的影響。這些都是一些普世的想法,是影響我們寫歌的題材。
Canaan:在新歌《瑪門》裏你們引用了聖經,你們指出金錢與道德是對立的,亦指出人們希望表面神聖,但內在保留惡魔的慾望。是否想透過這歌改變社會的想法??
Henry:我們並不是想改變人們的想法,有些人會選擇瑪門,我們不是判斷他們的道德,只是說他們不能兩邊都要,不可以“神又是你,鬼又是你”。你一定要選一條路,你選了道德的路,不代表你會飛黃騰達、一帆風順,可能會像《麻醉式快樂》裏那樣跌得頭破血流。其實音樂是我們令聽眾反思自己價值觀的工具,我尤其希望《瑪門》這首歌能“到肉”地令聽眾反思。我們不會為聽眾選擇,只會把選擇交給聽眾。
Roger:最重要他們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負擔其帶來的後果。所以我們的新碟名叫《極》,「極」有很多的解釋,我希望人們想想是否身處於一個兩極的社會,又能否在極的當中顛覆自己的極。「極」的解法超越了宗教,很多宗教都採用這個字,裏面說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極(極限),但我們能否顛覆我們的極限。我們很多的歌曲都是說人們如何去選擇,選擇自己走的路。我們在兩極化的社會,究竟能否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Canaan:聽到這首歌的背景音樂主要採用了小提琴,中間運用了教會的風琴,是甚麼原因令你們採用這個樂器?是否希望呈現一個對比?
Roger:其實有想過這件事,我叫編曲大師Ted Lo編這首歌的時候,我說一定要有風琴,但其實這是我自己小小的想法。現在有些人常常標簽教徒,放風琴聲在歌裏就是想表達一些人拜金,其實也是一個信仰、一個信念。這首音樂是哥特式的風格,有古典的哥特式成分在裏面,因為哥特式的歷史有涉獵到拜金,因此很多人都會採用哥特式風格來表達拜金。
Canaan:那歌詞裏「蝙蝠俠與小丑」是指怎樣的對比?
Henry:蝙蝠俠與小丑是一正一邪,其實也是一個極。與瑪門與上帝相似,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上帝。小丑與蝙蝠俠是兩個對立面,他們中間有雙面人。蝙蝠俠黑夜降臨也探討了這個正邪的問題,所以我希望放在歌詞裏面會讓人有更多構想和畫面。
Roger:瑪門與上帝,瑪門代表了金錢,上帝代表的是正義、美善的事。希望大家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對立?你能否得到慾望,又得到貞節牌坊呢?蝙蝠俠與小丑在漫畫上是一個對立,雙面人亦正亦邪,最近電影《黑魔后》、羅大佑的歌《耶穌的另一個名字》都是在說這個理念。
Emily:你們接著會否有演出?
Henry:有的。在7月26日將會舉行CD發佈會,在尖沙嘴的The Luxe M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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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輪椅上的花蝴蝶🦋】10年來不管春夏秋冬,Christine都會隔着呼吸機給我傳來慰問。她從不需要别人的可憐,反而鼓舞不少四肢健全的人,就正是電影《淪落人》說:「你不能選擇不坐輪椅,但你能選擇怎樣坐在輪椅上。」~我的好友,一路好走,在天堂繼續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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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重溫】輪椅博士:梁子微
年輕美麗的她,遇上車禍後變成全身癱瘓,然而,她卻憑著驚人的意志及的毅力,二十年來,坐在輪椅上修畢一個又一個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因為我不想被世界遺棄,我要跟隨地球一起轉動。」這是一份天降大任、勞身苦心的功課。
一九八九年六月某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梁子微與友人駕車去遊玩,突然,前車綑綁著行李的繩子鬆脫了,車頂的行李迎面向他們的車子飛過來,負責駕車的友人為了閃避而失控反車。噩夢醒來,人事全非。車上四個人,唯獨坐在司機旁的梁子微受傷,因頸骨折斷傷及中樞神經,導致全身癱瘓,身體唯一可以活動的就餘下頭部。「我是四肢完全殘廢,都幾殘。」眼前打扮端莊漂亮的她,雙腿交叉疊起,雙手輕輕放在腿上,氣若游絲的笑說。
未發生車禍前,梁子微生活美滿如童話。十七歲考不上香港的大學,越洋到英國諗預科,遇上一見傾心的英藉丈夫,不理父母阻止,瞬即輟學結婚,婚後誕下可愛的兒子,並同時闖入商界,二十六歲已擢升為某國際著名化粧品牌的首位華人地區經理,事業如日中天時,她更為了升上董事之位而兼讀英國伯明翰大學的MBA課程,野心勃勃。可是僅十秒的意外,將她所有一次過奪去。她躺在病床上,身體像木乃伊,渾身插滿了各式各樣不知名的管子,還須靠著一部呼吸機才能生存,醫生跟她坦言復元的機會是零。在萬念俱灰之下,她也曾經想過死;但是,就連死,她也沒能力。「那時我想,我不會再開心、快樂起來了;這地球依然繼續轉,我卻不能再參與了。但是,我連一根手指也控制不了,怎樣去死?多少次流著眼淚要求醫生讓我安樂死,但我連眼淚也要別人替我抺。」
不過,也是這次意外,擦亮了她的眼睛。昔日的梁子微美麗自信、任性固執,對於父母及朋友的勸告,從沒聽進耳內;但在意外發生後,當她以為一無所有時,她的父母親、妹妹及好友立即飛往英國,不離不棄的照顧她。這份患難中的真情,帶她進入生命的另一個起點。「某天,我突然跟媽媽說想吃咖喱,她看到我重拾生存的意志,立即高興得馬上去準備。那刻,我忽然明白到,我的自怨自艾實在傷透家人及朋友的心,我遇上意外,又不是他們的錯,為何要他們來承受?但他們卻從沒有嫌棄過我。想通了,雖然前面的路不容易走,但我不怕跌到,因為我知道就算跌到,也有人拉我起來。」
出事之後不久,她離婚了!可是她沒有時間去沮喪,她要打官司爭賠償,官司長達五年,最後雙方庭外和解,梁子微獲三百八十萬英磅的賠償,創下當時全英同類案件賠償紀錄,立即成為各大英國報章頭條人物。生活本可像廣東俗語說的「打跛腳不用憂」,她卻在打官司期間自覺對法律常識太少,於是在英國中部大學大學諗了個法律學位,全班七十多人,她考第一;另一邊廂,她於一九九四年在英國創立了華人婦女會,協助初到英國的華人女性適應生活,她雙手雖不能動彈,卻仍然希望扶別人一把,不但被當地婦女組織選為「英國最傑出女性」,也曾與著名物理學家霍金一同擔任慈善團體的主禮嘉賓。「幸好我天生性格是進取型,不怕醜,敢於接受挑戰。雖然我身體不能動,但我慶幸還有腦可以思考,還有眼睛可以看書。」
但命運依然播弄。梁子微在二十年前的六月發生車禍,母親卻於一九九九年的六月同樣遇上交通意外,被車撞至癱瘓。為了陪伴母親,她十年前回歸她的出生地香港。「七十一歲的母親在撞車後記不起所有家人,我知道我須要留港一段長時間,於是又嘗試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系文學碩士。讀書,也算是修補當年不聽母親話、輟學去嫁人的遺憾。只可惜母親看不到我碩士畢業,住院兩年後便去世。」
她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傳媒報導傷殘人士,獲學校頒發「二零零二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之後她愈讀愈勇,二零零二年繼續修讀出事前完成了一半的MBA課程,翌年又獲獎學金 (尤德爵士殘疾研究生獎學金) 繼續攻讀新聞系哲學博士,於去正式成為梁博士,更在學院四十週年時獲頒「傑出傳理人」獎項。「當然,我可以選擇躺在床上,每天看看電視、悠悠閒地過,但我不想被世界遺棄,傷殘更不是頹廢的借口。讀書的好處,是驅使我每天早起出外,接觸人群,接觸世界,讓我感覺自己仍然跟地球一起轉。」
讀博士,對一般人來說,已非容易事;對全身癱瘓的梁子微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 她血壓低,經常會天旋地轉;她依賴呼吸機維生,每分鐘限定呼吸十四下,急不來,也慢不得,要配合呼吸機的節奏,才能說話;她僱用了三名護理員,每天花兩小時替她梳洗打扮,就連流鼻水,也要眨眼示意護理員替她抹乾。別人花三分鐘便完成的事,她需要三句鐘。生活於她而言,已經不容易,更何況是讀博士?「作為一個傷殘人士,還要像我這種傷殘程度,連拿起一本書的能力也沒有,只能依賴外藉護理姐姐的手替我翻書,在撰寫論文期間,要翻三百多本參考書、三百多篇論文、千多份報紙,但她們又不懂中文,單是指出閱讀位置便要花很多時間;我又不能動手寫論文,只有靠英文口述,由她們替我輸入電腦,但是由於口音問題,有時要更改多次。雖然比一般學生多千倍的困難,但我從沒有以此作延遲交功課或不考試的藉口。」
當年取錄她入浸大的新聞系主任黃煜,也是她後來的博士論文導師。黃教授讚賞梁子微的樂觀及積極,不但替她捱過了一關又一關,而且鼓舞了不少學生。「她真的不容易啊!她是我校第一位傷殘博士,像她這樣全癱拿博士的,應該也是香港第一人。但我從來沒有把她當傷殘學生對待,因為她除了身體不能動,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優秀的。」
一張輪椅並沒有困著梁子微的好奇心,在讀書期間,她不但參加學校的北京交流團,而且隨學校前往廣東韶關曲江縣,在破舊的小學義務教導貧苦學童。除此之外,不久前獲選為「十大再生勇士」的她,一直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服務,既是「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副主席,為傷健人士爭取福利,又經常到處演講鼓勵別人。縱然她的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他人幫助,但她希望自己也能幫助人。「如果可以時光倒流,我當然希望那車禍從未發生;如果可以再走路,我願意退回那筆巨額賠償。但世上那有如果,過去的,改變不了,便不要回頭望;將來的,何不選擇快樂去面對?雖然生命是充滿限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限制,而我的限制是四肢不能動,但我學會了接受我的限制,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走出生命另一條路,並做到不同的貢獻。」她會心微笑說,三十二歲的兒子已經成家立室,也為這位母親而驕傲。
全文轉載自 鄧明儀《世上無難事》
(2009年6月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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